逃港死難者的墳（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2月01日訊】從陳秉安家位於14樓的陽臺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橋。這座由深港兩地合作興建、於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橋，是連接深圳與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數時間裏，橋上車流滾滾，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橋背後，卻有著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慘痛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橋所在的深圳灣，便是當年逃港者的一條主要路線。
為了弄清這段歷史，陳秉安前後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物，收集了大量資料。今年10月，其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公開出版。
在一些歷史研究者看來，深圳特區成立30週年之際，這部30多萬字作品的問世，有著極為重要的象徵意義。因為，「這段此起彼伏規模宏大的逃港風潮，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一個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墊」。
也正因為此，每當有記者來訪，陳秉安都會不斷重複深圳寶安的一個農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改革開放’這4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都要從一家酒店的開業慶典說起。
1987年，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其總經理邀請深圳特區報派記者出席。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
慶典的開頭很尋常，可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卻起了變化。台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嚥著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不瞞大家。」他擦去眼淚，說道，「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就像台下的許多人一樣，剛剛辭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來深圳「闖天下」的陳秉安，並不清楚在這片土地上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他趕緊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闆，是逃港過去的呀」。
「逃港?什麼是逃港?」他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這個總經理的身上，在這座看起來熱火朝天的城市背後，似乎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後，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
陳秉安去一家港資工廠採訪，邱姓廠主在接受完採訪後，突然把他拉到了一個無人之處，問道：「有一段發生在我身上的歷史，你敢寫嗎? 敢的話，請你跟我來。」
好奇的陳秉安，坐上了這個廠主的汽車。公路崎嶇蜿蜒，進入深圳東部的閘門山。兩人在一處河岸邊下了車，河對岸便是香港。廠主指著對面的一處小樹林說：「請你仔細看。」
陳秉安順著對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樹林的邊上，有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是我的哥哥。」這個廠主的眼睛裡，突然蒙上了一層白花花的東西。
在隨後的聊天兒中，陳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廠主和哥哥一起從這個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邊防部隊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槍，他眼睜睜地看著哥哥倒在河裡，卻沒有一點辦法。
後來，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業，還把廠子設到了深圳。在來內地之前，他在河的那邊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墓碑。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對我個人，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都是一筆財富。」他這麼懇求陳記者。
從那一刻起，陳秉安突然意識到一種使命感，「就如同已經被掩埋了許多年的寶藏，突然無意中露出了一絲縫隙」。
他開始尋訪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歷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山中小徑、舊村瓦舍，採訪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傾訴當年藏在心底的種種怨氣，以及對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62歲的陳秉安坐在家中書房的椅子上。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如今已是兩鬢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幾個裝得滿滿的編織袋，裡面都是這些年來的採訪筆記。
「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他緩緩說道，「能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困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是我最大的心願。」
逃港者
偷渡者下水後，一邊游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給自己打氣
這是一部跨度達30年的驚心動魄的逃亡史。
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裡，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 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像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裡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還有人將多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後，還一邊游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給自己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時，上述物件都屬於嚴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後來，就連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為邊防部隊發現，甚至有人將數百個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為救生工具。
泅渡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扑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塗上和山裡。此後，由於上級的嚴令，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沖關的情況。
據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飢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
這些偷渡者成群結隊，每人持一根4尺多長的木棒。帶頭的偷渡者公開說：「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裡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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