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留下了較多史料和理論建構的「革命」——這個詞彙的本意是「改變天命」,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詞彙如「改革」、「革新」、「革除」中的「革」字,都還是類似意義。儒家雖然有「湯武革命」之說,但成湯滅夏桀只有簡單記載且缺乏理論建構,非武王伐紂可比。
理論建構的要點,就是論證「天命歸我」。但「天命」如何得知呢?那就需要觀察天象了,所以武王伐紂這樣一場「革命」,留下了16條與天象有關的記載。這些記載有真有偽,有些可以用現代天文學方法回推檢驗,但都可視為周人及後人為伐紂進行理論建構的一部分。
《淮南子•兵略訓》載:「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按後世流傳的星佔學理論來看,這是一個不利於周武王軍事行動的天象,因為「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就是說,周武王的軍隊在向東進發時,在天空見到一顆彗星,它像一把掃帚,帚柄在他們要進攻的殷人那一邊(東邊)。但是對於天文學家來說,這條記載給出了彗頭彗尾的方向,不失為一個寶貴資訊。
考究哈雷彗星三千年的軌道變化
已故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利用當時還很稀罕的TQ-6型電子電腦,計算太陽系大行星對哈雷彗星軌道的攝動,描述哈雷彗星3000年軌道變化趨勢,在此基礎上,他對中國史籍中可能是哈雷彗星的各項記錄進行了分析考證。經過張鈺哲的研究,我們現在知道,從秦始皇七年(西元前240年)起,下至1910年,我國史籍上有連續29次哈雷彗星回歸的記載;秦始皇七年之前還有3次回歸記載。當然,記載了哈雷彗星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發現了哈雷彗星,因為古代中國人並不知道這32次記錄的是同一顆彗星,因而實際上也就談不到哈雷彗星的「回歸」。
不過,張鈺哲發表在《天文學報》1978年第1期上的論文《哈雷彗星的軌道演變的趨勢和它的古代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詳細探討的中國史籍中第一次哈雷彗星記載,即西元前1057年的那次。它至少引出了一段持續20年的學術公案。
天文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差別
張鈺哲在論文中,詳細討論了哈雷彗星西元前1057年的回歸和前述《淮南子•兵略訓》中「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記載的相關性,最後他得出結論:「假使武王伐紂時所出現的彗星為哈雷彗,那麼武王伐紂之年便是西元前1057∼1056年。」
張鈺哲這個結論,從科學角度來說是無懈可擊的,因為他的前提是「假使武王伐紂時所出現的彗星為哈雷彗」——也就是說,他並未斷定那次出現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或者也可以說,張鈺哲並未試圖回答「周武王見過哈雷彗星嗎」這個問題。
但是,到了歷史學家那裡,情況就出現了變化。例如,歷史學家趙光賢在張鈺哲論文發表的次年(1979年),在《歷史研究》雜誌上撰文介紹了張鈺哲的工作,認為「此說有科學依據,遠比其他舊說真實可信」。然而,在趙光賢的介紹中,張鈺哲的「假使」兩字被忽略了,結果文科學者普遍誤認為「天文學家張鈺哲推算了武王伐紂出現的彗星是哈雷彗星,所以武王伐紂是在西元前1057年」。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文科學者通常不會去閱讀《天文學報》這樣的純理科雜誌,而《歷史研究》當然是文科學者普遍會閱讀或流覽的,所以趙光賢的文章,使得無意中被變形了的「張鈺哲結論」很快在文科學者中廣為人知。在此後的20年中,儘管中外學者關於武王伐紂的年代仍有種種不同說法,但西元前1057年之說,挾天文科學之權威,加上紫金山天文臺臺長之聲望,儼然佔有權重最大的地位。一位文科學者的話堪稱代表,他曾於來信中寫道:「1057年之說被我們認為是最科學的結論而植入我們的頭腦」。
周武王沒有見過哈雷彗星
轉眼到了1998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了。我負責的兩個專題中,「武王伐紂時的天象研究」是工程最關鍵的重點專題之一,因為武王伐紂的年份直接決定了殷周易代的年份,而這個年份一直未能確定,所以古往今來有許多學者熱衷於探討武王伐紂的年代——到我們開始研究這個專題時,前人已經先後提出了44種武王伐紂的年份!這些年份分布在大約100年的時間跨度中,幾乎每兩年就有一個。
在這44種伐紂年份中,西元前1057年當然是最為引人注目的,也是我們首先要深入考察的。
前面說過,後世流傳的武王伐紂時天象共有16條之多。這些天象記錄並非全都可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無法用來推定年份的。我們用電腦——這時個人電腦時代已經來臨,我們當時用的是486電腦——對這16條天象記錄進行地毯式的回推計算檢驗,結果發現只有7條可以用來定年。而在這7條天象記錄中,《淮南子•兵略訓》的「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居然未能入選。
因為只要回到張鈺哲1978年《天文學報》論文的原初文本,就必須直面張鈺哲的「假使」——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武王伐紂時出現的那顆彗星,到底是不是哈雷彗星?
張鈺哲對哈雷彗星軌道演變的結論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們可以相信哈雷彗星在西元前1057年確實是回歸了;但由於武王伐紂年份本身是待定的,我們必須先對伐紂年份「不持立場」,所以伐紂時出現的那顆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先不能通過年份來判斷。
定論
初看起來,這個問題幾乎是無法解決的。但是我團隊中的盧仙文博士和鈕衛星博士,發揮聰明才智,居然找到瞭解決問題的途徑。辦法是,對武王伐紂年份所分布的100年間,哈雷彗星出現的概率進行推算。1999年,我們在《天文學報》上發表了論文《古代彗星的證認與年代學》,算是了卻了這段學術公案:
在天文學上,將回歸週期大於200年的彗星稱為「長週期彗星」,這樣的彗星無法為武王伐紂定年,先不考慮。週期小於200年但大於20年的彗星,稱為「哈雷型彗星」,這樣的彗星在我們太陽系中已知共有23顆(哈雷彗星當然也包括在內)。利用1701∼1900年的彗星表,可以發現在此期間,有彗尾的彗星共出現80次(「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表明這顆彗星是有彗尾的),其中哈雷型彗星的佔比是6%。如果將彗星星等限制到3等(考慮到過於暗淡的彗星肉眼難以發現),這個佔比就下降到4%。由於以目前的理論而言,可以認為近4000年間太陽系彗星出現的數量是均勻的,因此可以認為上述比例同樣適合於武王伐紂的爭議年代。
目前已知的23顆哈雷型彗星中,有6顆的週期大於100年,這意味著,在西元前1100∼1000年間,至少會有其中的17顆出現,其中某顆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已小於1/17;再與前面統計所得哈雷型彗星的佔比4∼6%相乘,就降到了0.24∼0.35%以下,或者說武王伐紂時的彗星為哈雷彗星的概率約為0.3%——考慮到任何週期長於100年的彗星也都可能出現在這100年中,這個概率實際上還要更小。
而當我們從另外的7條天象記錄得出武王伐紂之年是西元前1044年的結論之後,則哈雷彗星既然出現在西元前1057年,就反過來排除了武王伐紂時所見彗星為哈雷彗星的可能性。所以結論是:周武王沒有見過哈雷彗星。
(文章出自《新發現》雜誌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