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11月17日訊】這篇筆記中的主要內容來自1965年出版的《巴黎燒了嗎？》，這本書是非虛構作品的經典，由美國《新聞週刊》記者Larry Collins 和法國《巴黎競賽》記者Dominique Lapierre撰寫。他們用近三年時間採訪了八百多人，採用其中536人的經歷。從中可以看到巴黎得以解救是各種歷史力量交織的結果。我只選取了其中肖爾鐵茨的線索寫了這篇筆記，深感他們對當事人採訪之翔實精當，使用之克制。
「毀壞或完全癱瘓巴黎所有的工業設施」——8月14日，肖爾鐵茨執掌巴黎指揮權後，最高統帥部第一道命令。
「我下令對巴黎進行癱瘓性破壞」——8月15日，西線總司令部發給肖爾鐵茨電報。
「巴黎絕不能淪於敵人之手，萬一發生，他在那裡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廢墟」。——8月23日11：00，希特勒發給肖爾鐵茨的密令
「破壞已始？」——8月25日，最高統帥部給肖爾鐵茨的電報。未加密。
「巴黎燒了嗎？——就在現在，巴黎燒了嗎？」——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軍進入巴黎的消息，他砸著桌子大喊。
改編自肖爾鐵茨故事的電影《外交秘聞》（網路圖片）
1
整個事情看來跟良心沒有什麼關係。
肖爾鐵茨由元首親自指定，對1944年的德國來說，巴黎如果被攻克，下一站就是柏林。守衛已經征服四年的巴黎需要「一個以鐵腕恢復紀律的人，毫不遲疑扑滅暴動的人。」
為第三帝國效忠十三年以來，肖爾鐵茨被認為最適合巴黎城防司令這個角色，「一個從來不問命令是多麼嚴酷，總是堅決執行的軍官」
他是第一個攻進荷蘭的德國軍官，1940年5月14日，他找到一個牧師和一個雜貨商到荷軍防線去說服指揮員投降，兩小時後，他們沒找到人回來了，他命令攻擊開始。荷蘭人死亡718人，傷七萬八千人，炮轟毀掉了鹿特丹市中心。
有個朋友問他進攻一個沒有宣戰的國家是否良心不安。
他的回答是一個疑問「為什麼？」
2
也沒人懷疑過他怕死。
他的胳膊上是克里木盾章，這是噬血的獎賞。
他之前三代人都是普魯士軍官人，出身名門貴族。他在薩克森軍官學校受訓，世世代代為德國軍旗效力，妻子的父親是軍人，爺爺是將軍，他肩膀上多兩顆星是她的驕傲。
東線血腥的塞瓦斯托波戰役中，他的團四千八百人，戰到最後剩下374人，他右臂受傷，還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之後，他奉命率一個師掩護德軍撤退，不折不扣地在途中執行了焦土政策，寸草不留，人們用「毀滅城市專家」來稱呼他，他說「我的命運就是掩護我軍撤退，毀滅他們身後的城市。」
在去巴黎的路上，西線總司令對他說「我恐怕這是個不愉快的任務，它有一種葬身之地的氣氛」
他沉默了一會兒，答「至少，這將是一次頭等葬禮」
3
他也不是一個浪漫的英雄，不是一個以藝術之名或人類情感能夠打動的人。
他到了巴黎後，與維希政權的市長泰丁格交談，用手指隨意在地圖上一點，「如果有人向我的一個士兵開槍，那就把這個街區的人全槍斃，房子全燒光。」
八月早上，泰丁格市長想打動這個憤怒的人，趁著他氣喘咳嗽，建議兩人去陽臺，正對花園「一個漂亮姑娘正騎車經過，一手按著被風吹起的裙子。河對岸榮軍院的金頂閃閃，它的背後是埃菲爾鐵塔。右邊是盧浮宮的灰色側樓」。
泰丁格勸說肖爾鐵茨「給一個將軍的任務常是毀滅，不是保存。設想某天你作為遊客回來，看到這些，你能說，我本可以毀滅，但我選擇了保存，作為送給人類的禮物，這不是一個征服者的光榮嗎？」
他還不夠瞭解肖爾鐵茨，在這個矮胖的德國軍人辦公室裡，沒有十八世紀的藝術複製品和任何多情善感的裝飾，只有一張諾曼底前線的大地圖，上面可以看到盟軍對德國的鉗形推進。
肖爾鐵茨沉默了一下，說「你是巴黎的傑出辯護士，很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任務，而我，作為德國將軍，也同樣要完成我的任務。」
4
如果只是需要毀掉巴黎的一個契機，8月19日的巴黎起義已經給肖爾鐵茨這個機會了。
他在街上看到了被伏擊的6個德國兵燒焦和流血的屍體，決心還擊。要麼大規模報復，要麼粉碎起義中心警察總署。他要通過一次殘酷的教訓鎮住巴黎。「只有一種語言，武力的語言。」
瑞典總領事諾德林接到信息，趕來想勸服他停火。肖爾鐵茨最終接納了這個建議，但他壓下怒火只是基於軍事方面的務實考慮：1 停火後軍隊不會受牽制，2不用額外運用警察力量保持市內交通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旦下令讓空軍的飛機升到巴黎上空，就沒有任何餘地了。他認為過早啟動毀滅巴黎會讓全城進行武裝反抗，而且「德國人也要喝水」。
這是他的上級不需要考慮，但他面臨的實際問題。
他小小地違背了命令，與敵人談判。他的下屬抓住三個人，其中一個是在法國代表戴高樂權威的巴羅迪，按照常規他們會被槍斃。但他希望通過巴羅迪來維持秩序，釋放了他們，伸出手去試圖相握，「兩個軍官之間，是允許這樣的」，伸出的手被拒絕了。這讓他二十年後仍然臉紅羞憤，耿耿於懷。
釋放巴羅迪沒有緩解緊張的局勢，反而幫助了起義的蔓延，商定停火的週日，損失了七十五人，比起義當天還大。巴羅迪本人想要停火，因為盟軍已經明確拒絕在此時解放巴黎——從軍事上這是一個錯誤策略。但抵抗戰線的另一方法國共產黨堅持起義。
一旦不停火，報復就會開始。
巴羅迪害怕「二十萬條人的性命和一座城市的塗炭」。說到與肖爾鐵茨有「君子協定」，但激進派說，「跟殺人凶手什麼君子協定」，如果接受停火，他們就在每個牆頭貼上標語，指責戴高樂派在巴黎人民「背上捅了一刀」
停火協議以一票之差被否決了——巴羅迪自己的一票。投完票他抽噎得幾乎站不住，「我的天，他們如今要毀滅巴黎了。」
法共的回答是：「被毀又怎麼樣，巴黎寧可像華沙一樣被毀掉，也比像在1940年一樣偷生好，巴黎值得二十萬條性命。」
現在，肖爾鐵茨的上司和對手都在催逼他走同一條路——轟炸巴黎。
電影《外交秘聞》劇照（網路圖片）
5
炸藥已經備好了。
這些量足夠「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橋樑」和「再打兩場戰爭」。黨衛軍831工兵連在外交部，盧浮宮，議會廳，電報局，機場，賽納河的50座橋樑底下都堆滿了炸藥，貫穿巴黎城下的隧道裡也被U型潛艇的魚雷填滿了。等待肖爾鐵茨起爆的命令。
但是，命令只有一句話：「等待進一步命令」。
肖爾鐵茨口袋裡裝著要求他毀掉巴黎的指示，還要等什麼？他也不知道。
八月十四號這個晚上，跟了他四年的勤務兵，第一次看到他發火「滾出去，別煩我」。他在停火協議上冒險一博，但聽聽窗外槍聲，就知道自己失敗的程度。他後悔過自己放過報復的時機，感到羞辱，跳起來大罵，發誓要轟炸，一勞永逸地解決自己的失敗感和已經在最高統帥部留下的陰影。
站在窗前，暴雨已經開始落點了，悶熱的天氣裡，他只穿一條短褲，對著黑暗裡的樹叢，光著脊樑，汗流浹背，這是軟弱。
成為職業軍人的二十九年裡，他從來沒動搖過，現在事到臨頭他懷疑了。對一個以服從為天職的行業，懷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6
這個可怕的懷疑起源於就任前見到希特勒的幾分鐘。
他是以一個朝聖的香客的心情去的，想讓這個統治者在諾曼底戰役失敗之後的形勢下「重新給他信心」，第一眼，他的心裏無意識地浮起一個念頭，「這是一個老人了」，希特勒精神委頓，要用左手握住右手來掩飾左臂的顫抖，說話時上氣不接下氣。
他曾經見過希特勒兩次，第一次見面時，這個毫無笑容的人，一幅巴伐利亞農民的吃相，讓他吃驚。這種粗俗裡有一種無所顧忌的意志，這種意志曾經支撐過他，但隨著失敗，這意志變成了快要崩潰前的歇斯底里。
這個聲音對他喊叫：「自從7月20日以來，好幾十個，好幾十個德國將軍上了絞刑架，因為他們阻止了阿道夫希特勒繼續完成我的工作。」
仔細聽來，這句話裡有讓人毛骨悚然的分裂。
他再三重複要用酷刑把這些人送上西天，以一種恫嚇和誇大的姿態高聲大喊，身子哆嗦，額頭冒汗，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虛弱了。之後是長時間的沉默，當再開始說話，他的聲音幾乎像耳語一樣，就像一切都沒發生。
肖爾鐵茨直覺這人不光是老了，「這是一個病人」。
在去巴黎的火車上，肖爾鐵茨被告知《連坐法》已經制定，為了全體將士的忠貞，從此德國將領如有瀆職，唯家庭是問。家屬成為國家的人質。這意味著集權者已經無力維繫忠誠，必須依靠殘忍和脅迫，對追隨者也是如此。肖爾鐵茨有妻子，兩個女兒，還有他「等了一輩子」的四個月大兒子鐵莫。他嘟囔著說「如果德國採取這樣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紀去了。」
這個為第三帝國效命了十三年的人，在戰爭結束前唯一一次說出自己的不滿。
當天晚上，他脫衣服上床時，做了一件一輩子沒做過的事，連吃了三片粉紅色安眠藥，一片一片吞了下去。他需要用這個方式來壓住自己的疑慮和恐懼。
但日後這個念頭常常來到他心頭——不論他怎麼掩蓋，他都覺得「自己盲目效忠的人已經瘋了。」
7
日後服刑期間，與獄友談到希特勒的命令時，他反覆用「nonsense」「stupid」這樣的詞來表達他的看法。
他抵抗命令，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它愚蠢。
在同僚對肖爾鐵茨的評價中，多用「務實」兩個字——務實可以冷血，只服從利益，但也同時意味著他有基本理性，信服邏輯，能夠預見後果，計算得失。這一類人信奉權威，往往因為權威能帶來秩序和目標，只要強制和專斷能用於一個他認為正確的目的，他就認可和服從，哪怕是要用熾熱橫暴的手段。
肖爾鐵茨是可以接受巴黎毀滅的----如果這是抵禦作戰的代價，是在軍事上站得住腳的行為。但在沒有能力征服和保衛一座城市時，為自己提供毀掉它的樂趣？——這裡沒有理性和利益，只有瘋子才有的快意。
他可以接受戰死，但他不願意為此而死。他強硬地拒絕對巴黎一次性的全面恐怖空襲，原因是，「死的德國人比法國人還要多」，他接受爆炸，但不能接受對爆炸後果不作預期。上級要求他必須實施破壞，他說一定會，但能不能保證增援部隊，對方的答覆是「你有多少軍隊，你就湊合著用吧。」這個答覆不可能不讓一個心智正常的人感到怨惱。
1964年，他在接受一次採訪中，重申當時的感受"希特勒瘋了"。
肖爾鐵茨只知道一點，無論如何他都會死——背叛命令的結果是死，但是如果巴黎化為灰燼，他也會在灰燼上被絞死。他決心選擇第三種死法，就是坐在巴黎最後一座橋上，讓它跟自己一起炸死。
痛苦的是，不論哪一種死法，他都不能作為一個軍人死去，而只是作為一個罪犯死去。
他陷入了絕境，但人還是要做出自己的判斷——-判斷在現有的條件下，哪種選擇給自己帶來最小的不幸。
那就還有一個可能，如果真正的敵人來了——他就可以得到解脫。
他要召喚敵人。
8
他約來了瑞典總領事諾德林，臉上帶一點詭秘的笑容，破天荒地倒了兩杯酒，一仰頭把自己那杯乾掉了——這是一個絕望的放誕姿態。他語帶諷刺地說你張羅的停火看樣子沒有成效。之後把希特勒的命令放在對方面前，「停火已經不可能，我現在被迫要執行了」
對方因為恐懼沉默了。
「除非」他說，「盟軍進入巴黎。我把這告訴你，是在叛國」，燥熱的八月，就像空氣都靜止了一樣。他一字一頓地說，「因為我實際上在要求盟軍幫助我。」
他說「幫助」，因為只有同樣的職業軍人能把解救出來，這些同行尊重秩序，有信條和規則，不以破壞而是戰勝為目的。這是他在一個已經兩方失控的世界上唯一能夠預期的結果。
說出這個話，他覺得放下了心裏的一塊石頭，他已經給了盟軍警告，「現在由他們對歷史後果負責，而不是他。」
他簽了通行證，幾乎是親密地挽著諾德林胳膊送他到門口，輕輕呼哧著說「您只有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要不然，一切都來不及了」
9
盟軍和援軍幾乎是同時決定進入巴黎的。
從政治功利主義的角度，這是一個讓艾森豪威爾煩惱的選擇，他的命令寫的是「看來我們要被迫開進巴黎去了」，除了戴高樂給他的壓力，美國人最擔心的是「否則那裡會有一場可怕的屠殺」，盟軍距離巴黎一百二十英里。希特勒派給肖爾鐵茨的23，26師黨衛軍在半夜幾乎同時出發，距離巴黎一百八十八英里。
肖爾鐵茨不知道誰會先到，如果援軍先到，出於軍人的信條，他必須隨之拚死一戰，把一個必敗的戰局拖四天，但是，巴黎會變成廢墟，沿著塞納河，協和廣場的兩邊，除了對稱的廢墟，什麼都不會存在。包括鋼架建築暴露在外的埃菲爾鐵塔。
他只需要按下按鈕。
肖爾鐵茨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讓手下的情報人員去向盟軍告知，援軍就要到了，如果他們不能在幾個小時之內開到巴黎，"便會發生一場大災難"。在地圖上用鉛筆尖標出通往巴黎的路上，每一處德國的設防工事。
對方幾乎目瞪口呆「天哪，這個人在犯叛國罪」,這個頭髮花白的情報人員看出了這個表情的含義，「如果你不明白，我真誠地相信，這符合我的國家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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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4日晚，法國的一支裝甲小分隊未遇任何抵抗到達巴黎市政廳，第二天早晨，美軍第4兵步師和法國第2裝甲師沿著肖爾鐵茨拒絕炸毀的橋樑到達巴黎。肖爾鐵茨還在睡覺時曾有一個電話打來過，說不用叫醒他了，只需要轉告援軍和大炮「來不了了」。
肖爾鐵茨坐在桌前扶著頭等待，用來投降的手槍是借來的，裝在槍套裡放在手邊上。
盟軍與他的共識是「不要在巴黎市區發生重大戰鬥」，「象徵性抵抗」以完成軍人的榮譽之後，他率部投降。
押解他的路上，人們喊他「母狗養的」和「老雜種」，衝他吐口水，一個老婦人啐在他單眼鏡下的顴骨上。背後的勤務兵低聲喊「把手舉高點，再高點，不然他們會殺了你」。
一個穿紅十字制服的女人.用身子攔在他和群眾之間。他低聲道謝。
在他被押上車的時候，他的箱子被掀翻了，他對巴黎最後的印象，是一個女人，以狂歡的姿態，挑著他褲子上的酒紅色飾條在空中揮舞。
他以判國罪被缺席審判，家人在朋友幫助下逃脫。他在法國服刑出獄後，71歲病逝，與妻子葬在一起，他的兒子鐵莫長大後，曾接受過法國電視臺的採訪，說「我父親是一個軍人，但他不是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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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為什麼與盲從並生？因為它靠有效來運行，不是靠理性。人們越少思考它，它運行得越好。約翰麥克里蘭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裡說，「拆除這種古老的權威結構，之所以可能，全是人對權威的看法產生一個轉變所致。」
一旦一個人開始運用自己的心智——哪怕只是思量什麼是對個人來說最小的不幸，這個結構賴以存在的基礎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折損，慢慢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擁護者，像被抽掉底座的龐然大物一樣轟然坍塌。
在這本書裡，肖爾鐵茨沒有對記者提及個人歷史，也沒有對自己和這場戰爭作出評價。
日後，在監獄裡，英國人曾經竊聽他與其他相識的囚犯之間的談話，其中一句，說出了這個人本不欲公開的懊悔，「我有生來執行過最困難的決定是在華沙屠殺猶太人…我們沒有說‘去你的吧，這愚蠢而無意義的事’，我誤導我的士兵去相信這些垃圾。我感到徹頭徹尾的羞恥，也許我們比這些沒有教化的野獸要負擔更深的負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