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新工人失業之後，寧可遊蕩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鄉（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1月03日訊】近兩年，隨著製造業企業大批倒閉，公共工程與建築業陷入蕭條，中國3億農民工的出路再度成為話題。3億多失業者，是美國人口的總數。失業者達到這個數量，佔社會總勞動年齡人口的32%，無論是數量還是比率，任何社會都不容小覷。
他們為什麼有家難歸？
今年7月，澎湃新聞發表了一篇《中國3億新工人現狀：待不下的城市 回不去的農村》，文中的「新工人」，是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對農民工使用的新稱呼。文章列舉了一組數據：2014年全國打工者共計2.74億人，其中8400萬人從事製造業，6000萬人從事建築業，2000萬人從事家政服務。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
文章發表之時，中國正面臨更大的失業潮，貴州畢節剛出現一家四位留守兒童喝農藥集體自殺事件，總理李克強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以便與家人團聚共享天倫。這次五中全會提及要普及高中教育，含有讓農村青年在學校繼續接受教育、推遲進入社會的意思。
問題是：這些進城的農民失業之後，固然因為「城市居，大不易」而無法在城市裡生存下去，但真要回到鄉土，也會發現自己有家難歸。其間原因有多重，澎湃文章敘述時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對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有所瞭解的人，均明白那幾句話勾勒了中國鄉縣社會生態。
農業生態系統在崩潰
文章提到「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瓦解」其實是「崩潰」的好聽說法。所謂農業生態系統主要由水、土、氣候（空氣、雨水等）構成，中國農業這三大基本要素都面臨嚴重破壞。2014年4月，中國政府發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指出調查範圍達6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二），約有5000萬畝耕地因受到鎘、鎳和砷等重金屬污染而無法耕種。這些土地主要集中在中國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等經濟發達地區。
中國水資源被概括為「兩大痛點」：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數據是政府的保守測算，但也讓人沮喪：近三分之二地下水和三分之一地面水人類不宜直接接觸。水污染對工農業、市政工業和人體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達2400億元。空氣污染有霧霾為證，各地經常會下黑雨、紅雨等含有各種嚴重污染物的雨水。
污染物會通過農業用水傳導至農產品。加上農藥的過度使用，中國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大概20%（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透露的數據）。這就注定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毫無競爭力。由於污染、生產成本上升等各種原因，中國糧食質量次，但價格卻比國際市場高出20-30%。如果不是政府補貼並限制農產品進口，中國農業早就垮掉了。為什麼要限制更便宜的外國農產品進口？中農辦主任陳錫文說得很清楚，除保證供給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關係之外，「更要考慮還在農村居住生產生活的6億多農民」。
更重要的是，近十幾年以來，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總收入的主要部分。僅僅依靠種田，就算政府補貼維持高於國際市場價的收購價格，由於人均耕地太少，種地收入仍然非常微薄，遠低於打工收入，無法維持農民家庭生活。也就是說，農民工即便想回歸，其家鄉已經失去支撐其回歸的物質條件。
鄉村社會痞子化
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同樣嚴重的問題是鄉村社會的痞子化，農村基層組織村委會基本由地痞流氓把持。當年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已經指出這一問題，此後情況越來越惡化。2003年開始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後，政府在放棄從農村直接提取資源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村社會秩序的關注，農村基層組織逐漸淪為黑惡勢力把持之地。國內媒體的相關報導與調查報告有很多，本文以《瞭望》新聞週刊的《引導好農村特殊群體》（2009年第30期）為例。
《瞭望》文章說，自稅費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基層組織與農民的關係由「緊密型」變為「鬆散型」，基層組織職能出現某種「空位」，一些鄉村惡勢力趁機把持了鄉村基層政權。這種勢力約有三大類：一是農村家族勢力。這類勢力既可能幫助黨和政府化解矛盾糾紛，管理不好也容易成為基層政權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縱基層選舉，因此只顧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與弱勢家族發生利益衝突；二是農村宗教勢力。有些宗教勢力在導人向善方面具有一定積極因素，但一些邪教、流教卻危害不淺。三是農村一些刺頭、混混即鄉村痞子等逐漸活躍，通過操控基層選舉或與村幹部勾結實現自身政治訴求。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文章結論。該文說，對這些鄉村惡勢力不能一棒子打死，建議政府要利用誘導這些勢力管理好鄉村。文章作者顯然借鑒了中國小學教師使用刺兒頭當勞動委員、體育委員的經驗，但顯然沒考慮的是：中國鄉村社會不是青少年世界。這些鄉村惡勢力唯一的制約是政府權力。在政府權力面前，這些勢力當然會服從，因為他們深知，再惡的黑社會也鬥不過政府這臺國家機器，但可以通過金錢等物質利益結納官員，換取官員對其在鄉村治權的認可。但面對民眾，這些強橫的鄉村痞子又怎會考慮對方利益與鄉村的社區公共利益？
現階段，中央政府與鄉村的關係，其鬆散有點像民國時期。不同的是：民國時期，延續千年的鄉紳自治傳統猶在，雖然已經出現了土豪劣紳，但總體上鄉紳還保留著傳統道德，以維持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為自身責任，因此，鄉紳主導下的鄉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滅了鄉紳，培植農村邊緣人甚至痞子做為土改骨幹，並讓這些骨幹成為合作社、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基層幹部。傳統的鄉村自治早被痞子文化摧殘殆盡，因此，中國政府放鬆對農村的管制，留出來的權力空白必然由痞子惡霸填補。
如果說《瞭望》新聞週刊這篇文章比較骨感，習慣於通過故事感受現實的人可以去讀近年來中國媒體網路大量刊載的《我的家鄉在淪陷》或者《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類文章，所有的故事都在訴說相同的現象，即鄉村社會的痞子化，瀰漫在鄉村上空的絕望（有的文章稱之為「死亡氣息」）。
正常的社區是個利益共同體，但已經嚴重痞子化的中國鄉村，卻很難被稱之為利益共同體。鄉鎮企業製造的污染，讓周圍鄉民受害，辦企業的家族卻從中獲益。生活於鄉村的人，大都將眼光放在眼前微薄的利益上，任何公共事業，哪怕是與村民就業有關的企業，也會因這些短視而受到破壞。BBC《大家談中國》欄目曾登載過一篇河南網民的來稿《農民工扎根家鄉的現實之困》，文章末尾所述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拿筆者所在的村莊來說，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裡建了個服裝廠，但廠房建成後，當地各種部門就隔三差五的‘光臨’，以各種理由吃拿索要。頂著這種壓力，工廠開工後，由於工人都是當地村民，他們想方設法從廠裡‘揩油’，就連做羽絨服所用的羽絨，都被人隔著牆扔了出來。就這樣，工廠運轉不到半年就倒閉了。」這種現像當然並非河南獨有。
也因此，中國鄉村再也不是農村遊子可以回歸的田園，家鄉只存在於他們的念想之中。許多新工人失業之後，寧可遊蕩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