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4日，深圳鹽田區沙頭角中英街，計畫生育標語。（網路資料圖片）
【看中國2015年11月01日訊】中共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鬆動執行了35年的計畫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胎。
10月30日，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出臺後，各省市何時正式落地，全國不設統一時間表。預計明年第一季度，全國多數省（區、市）都能夠具體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同日，湖南省衛計委表示，在中央五中全會公報公布後到湖南省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前，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二個孩子的，不作實質性處理。至此，湖南成為第一個就「全面兩孩」落地政策明確表態的省份。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對此評論說：「長期的計畫生育政策已經讓我們陷入一個‘人口坑’，要走出這個坑，當務之急就是調整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胎，取消社會撫養費。」
周天勇教授把中國經濟這幾年來突然墜落歸因於「人口坑」。他說，「中國經濟下行，學者們的探討結果都不令人滿意。」
造成中國經濟這兩年下直線下滑的原因，國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劉世錦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應該進入中低速增長的階段。他的理由主要是，我們（的人均GDP）也到了一萬一千美元左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再一個，日韓臺也到了中低速增長階段；另外就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資源緊張、生態環境標準提高等等問題；規模基數也大了，應當進入中低速增長的階段。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中低速將會常態化，暗含的意思是以後翻不回來了。
第二種觀點是林毅夫主張的。他認為，中國這次經濟下行主要是國際環境影響。2008年的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發達國家的需求減少，影響中國，造成中國經濟下行。另外，中國國內城市化水平比較低，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所以，下行是暫時的，以後還能保持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速十五年到二十年。
周天勇認為他們說的都不對。首先，中國高增長的時間比韓臺短了9到14年，在人均GDP5500美元的時候就進入了中低速增長階段，韓臺則是一萬二、一萬四。如果從經濟高增長年起，到增長速度跌到8%以下來看，韓國從1961年開始，到2002年結束，持續了42年；臺灣高增長從1950年開始，到1997年結束，持續了48年。大陸從1979年開始計算，到2011年共33年，比臺灣短了15年，比韓國短了9年。上述兩種增長到了下行階段論，並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麼大陸高增長的時間比韓臺短了如此多年的時間。而第二種觀點，就是中國經濟下行是暫時性的觀點同樣存在問題。這種觀點解釋不了另一個問題，中國因人口問題引發的內需不足，也是全球下行重要原因，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是互相影響的。而寄希望於中國城市化水平提升拉動經濟增長，同樣值得商榷。從1949年算起，中國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沒有城市化，第二個階段一直到現在，有暫住證和臨時人口居留制度，但是戶籍沒有完全放開，還存在城鄉戶籍的分割。我們的城市化特點可以概括為「青出老回」。跟臺灣日本不一樣，他們是進去就進去了，我們是青年出去，老年還回來。有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城裡購房的務工者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在縣城城鎮購房的只有百分之十四左右。那就意味著，百分之八十五老了還是要回去的，所以這個城鎮化是中斷的。不像歐美的、日韓的城市化，人進去，住房進去，社保進去，戶籍進去，公共服務進去，你這兒沒有進去，還要出來，所以，這個城市化怎麼能推動經濟增長呢。
周天勇教授把中國經濟下行解釋為「人口坑」導致，有一定道理，執行35年的計畫生育導致人口結構性失調，青年人口減少，創造力和消費力都衰退，未富先老。但他這個解釋仍然是不全面的。一方面，這個解釋沒有說清楚為什麼韓臺之間高增長時間也差了6年；第二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全線大幅度衰退應該以2014年開始，這樣算的話，只比臺灣短12年，比韓國短6年。既然同等條件下韓國可以比臺灣短6年，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比韓國短6年？第三方面，隨著時間推移，技術進步，工業化進程被縮短，高增長時間是會不斷縮短的。這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韓國比臺灣時間短，中國大陸又比韓國持續時間短。
至於城市化方面，不管是青年進城老年回鄉，還是青年進城以後就落地生根，都能促進經濟增長和消費，比如住房需求，改革開放之前，農村也是沒有多少蓋房的；農民進城以後，50年不變的鄉村才開始大興土木。另外，第一代農民工老了是要回鄉，第二、第三代就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所以，增長曲線中因為計畫生育導致的人口陷阱「人口坑」不足以完全解釋今天中國經濟的突然衰退，我認為更容易解釋的原因是政府主導的半計畫經濟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和貧富差距嚴重過大，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停滯的最根本原因。政府官員主導，半計畫經濟，又沿用市場邏輯，必然是「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的各種只管投入不管產出的腐敗型投資遍地，產能迅速過剩結果必然是一個又一個行業大家一起行業性「同歸於盡」。
政府計畫和半計畫型投資模式，腐敗成本居高不下，資源行政性配置嚴重不當，又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空前巨大，財富大量掌握在官僚集團手裡，作為社會最微小經濟體的家庭和個人缺乏應有的活力。
2010年底，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另據統計，中國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菸草等國有行政壟斷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多年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至60%。
2014年7月26日，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報告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等結構性因素是造成中國財產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層次的財產不平等及其變化有兩個特徵：一、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水平明顯高於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的增長幅度也明顯高於體制外家庭，這將導致體制內外家庭的財產差距進一步擴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財產增長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財產增長幅度相對較小。
半桶子水的知識份子和迎合民粹的政客一直在挑動貧富差距直觀拉大的社會現實並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但是20世紀的經濟實踐卻告訴我們：由壟斷性的權力而不是由互相競爭的資本家和企業家來主導財富和資源分配，只會導致更大、更可怕的貧富差距！比「貧富差距拉大」這一現實本身更可怕的是，由權力主導資源配置，不僅貧富差距會拉得更大，而且財富是由沒有能力實現最有效資源配置的官僚集團來主控，這些官僚分子不是像企業家資本家一樣更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而是只能用來揮霍，以及，把原本可以更清潔的政治搞得污煙癉氣腐敗橫行！
計畫經濟和計畫人口都在三十多年後給我們製造了巨大的麻煩。我們應該吸取的教訓就是兩個：一，請告別權力對複雜社會計畫型控制的虛妄與致命自負，把發展的自由和權力還給民間，還給個體。二，思想的自由市場、充分的決策辯論是保持社會理性、防範權力自負的必要工具和前提條件。
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為什麼會實行計畫生育政策，周天勇教授說，「我們當時引進的學說和國內主流的觀點，包括馬爾薩斯（英國經濟學家，認為人口增長不可避免地要導致飢饉、戰爭和疾病，呼籲採取果斷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和馬寅初（主張「節育」）在內，都是傾向於控制人口。還有一點，當時美國人德內拉·梅多斯寫的《增長的極限》提出的人口爆炸的說法，對世界影響太大了。實際上，他們的學說實際上如果是農業社會條件下，會按照那個方向走，他們沒有去考慮婦女的受教育水平、撫養成本和機會成本、人口流動可能帶來的人口城市化等等將會導致的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他們考慮的是農業社會條件下，人口吃糧食的增長規律。這是不符合歷史進程的。實際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有人研究英國人口轉型的問題，五六十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人口曲線實際上會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到工業社會初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爆炸一段時間後，後工業化時期就會呈現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穩定狀態。1988年，中文翻譯了一本《人口理論史》，這些理論都有，但估計很多人沒看。我前段時間專門從圖書館看了這本書，哎呀，當年要是大家看了這本書，那就不會實行計畫生育這樣的政策了。當時的想法一邊倒。關鍵是我們沒有對這個事情進行風險評估，而且還定為基本國策。」
在對待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蹟」問題上，我們的主流觀念也沒有認識到這不過是1949年的前幾十年城市化和個體自由被限制後的一種「補課效應」，而是把它人為拉升為「制度和體制優越性」，甚至冠之以「中國模式」提升為所謂的理論和制度自信。
今天，我們在一些複雜而重大問題上仍然沒有放棄權力控制的陳舊思維模式，比如對大城市的控制，既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撐，也沒有足夠的決策辯論。用不了一二十年，又會像計畫生育和政府主導型經濟給今天留下無數後患一樣，給未來中國留下無窮後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