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11月01日訊】大洋，是銀元的俗稱，但不知為何要把銀元叫做「大洋」，跟大洋彼岸的「大洋」有什麼關係嗎？博巴（藏人）也把銀元叫做「大洋」，不過發音不太一樣，那「洋」從口出，音調往上飄，就像躍躍欲飛，顯然不是博蓋（藏語），而是漢語進入圖伯特（包括安多、衛藏、康、嘉絨等所有藏區）之後發生變異的例證之一。當然，圖伯特是有自己銀元的，叫做「章嘎」。很早的時候，拉薩就自己做章嘎了。尼泊爾的章嘎越做越偽劣，滿清的章嘎刻著皇帝的年號，多麻煩啊，還不如自己做章嘎，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我的地盤我做主。
忘記是在哪本書上看到，還是聽哪位長輩提及，說是中共軍隊進入圖伯特時，隨軍攜帶無數銀元，帶不動就讓飛機跟著，隨處空降一箱箱銀元，傳說有幾箱扔錯了地點，逕直掉到洶湧澎湃的金沙江，被激流吞沒。一路上，所遇博巴，不分高低貴賤，只要歸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想想看，那是怎樣的一個場景？一卷卷銀元，突然被撕去密封的硬紙，拋向空中，又從天而降，在陽光下叮噹作響，紛亂砸在博巴們的頭上，「多得就像下雨呀！」有了貪慾的人們眼花繚亂著，歡呼雀躍著，張開了過於熱情的雙臂。但有一個人，他冷眼看著，冷靜地說：「無非是刀刃上的蜜，你們去舔吧，舌頭會被割掉的。」他是尊者達賴喇嘛的長兄塔澤仁波切[1]，他的這句話，我是在《雪域境外流亡記》[2]上讀到的。
舉幾個事例來看看這雨下得有多麼地瓢潑吧。為「爭取愛國上層人士」，外來的「解放者」在拉薩狂撒大洋。不少大貴族和商人見錢眼開，忙不迭地，又是賣自家大屋，又是賣土地，又是賣存糧，又是賣羊毛，而且只要合作就能獲得豐厚俸祿。一位名叫陳宗烈的攝影師，從北京派往新成立的《西藏日報》就職，多年後回憶說[3]，出身顯貴的副主編噶雪•頓珠，當時每月工資就有一千多塊大洋，每次發工資，都得叫佣人來，把幾十封沉甸甸的大洋裝滿口袋吭哧吭哧扛走，也許是用氆氌[4]編織的那種結實的口袋吧。不過他閉口不提這位貴族副主編在文革時上吊自盡的下場[5]。算算看，享用大洋的好日子並不長。五六年、五七年，但凡就讀於拉薩小學和拉薩中學的學生，無論哪種家庭出身，在學校創辦初期，統統每月都能領到三十塊大洋，這都是為了培養革命接班人下的賭注，不可謂不慷慨，只是沒過多久就越來越少，到文革前，一級助學金才是十五元人民幣。
甚至在最早與金珠瑪米的戰鬥中被俘的康地士兵，非但沒被虐待，還被親切地稱為「階級兄弟」，又獻哈達又贈大洋，一律釋放回家。金珠瑪米是解放軍的藏語發音，與革命的藏語發音即殺劫，都屬於新造的詞彙。有位老人告訴過我，昌都戰役之後，對被俘的藏軍士兵，每人發五塊大洋；若帶有家屬和孩子，再增加三塊大洋。中共隨軍記者及時拍下了這些神情困惑的博巴不知所措地表示感謝的鏡頭，這在至今常有的展現西藏人民獲得「解放」的展覽中還可以見到。當然，1959年3月，發生在羅布林卡[6]那場血腥屠殺的慘狀，是不會出現在展覽中的。
這就要補充一個故事了。數年前，拉薩紛傳在金珠西路新建的格桑林卡小區鬧鬼，據說原因是那裡埋葬過當年在羅布林卡被殺的許多博巴，類似於那種萬人塚，結果修房子挖地基時挖出白骨纍纍。除了白骨，說是挖到的還有「矢」，即現在所說的價值昂貴的九眼石或天珠；還有進口手錶，可能是瓦斯真、勞萊克斯之類吧，已經永恆地中止在某個特殊的時刻了；還有一些生鏽的大洋，擦去鏽跡後說不定吹口氣還能發出響聲……這從另一方面，是不是說明瞭當時的金珠瑪米還真的不拿藏族群眾的一針一線呢？說實話，我相信挖到了纍纍白骨但不太相信挖到的有這些寶物，即便有，也早就沒收充公了。
鄉巴佬進城
我從小見過大洋，是我那喜愛收藏舊物的父親保存的，其實是當年他在西藏軍區服役時領的薪水，只剩了幾塊。我還知道他的一件往事，他曾經積攢了兩年的軍餉，用軍用挎包裝著沉甸甸的大洋，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波店裡買了一臺120的蔡司相機。當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風驟雨席捲拉薩時，他用這臺相機拍攝了祖拉康（大昭寺）[7]被砸的慘狀、「愛國上層人士」被批鬥的下場。如今那相機已留給了我，拿起來略沉，純皮的棕色外套佈滿歲月的痕跡，連機器本身也有磨蝕的印跡，那是父親在那麼多年裡反覆使用的證明。打開鏡頭，而鏡頭是向前伸出去的，發出輕微卻乾脆的響聲。閉上左眼，讓右眼從小小的取景框裡看出去，難道我能夠看見他目睹的「殺劫」嗎？至少應該讓我看看，要用多少塊大洋，才能買到這樣一臺品質不錯的德國相機？
想當年，金珠瑪米以及隨後的加米（漢人）們剛進拉薩時，一定像鄉巴佬進城，被琳琅滿目的商品晃花了眼。有個於1956年進藏的地質工作者，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帕廓：
「雖然街道不過600米長，還是鵝卵石鋪成的，但是這裡卻雲集了世界各地著名品牌。商店裡到處可見琳琅滿目，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名貴商品，市面所見著名品牌有：瑞士的名表勞力士、歐米茄、浪琴；德國的高檔照相機康泰克斯以及勃朗寧手槍；芬蘭的匕首；美國的派克筆；荷蘭的菲利甫收音機；義大利的毛毯以及珠寶、金銀首飾、毛料、呢絨、毛線等世界各地大、小商品，應有盡有。這些商品在國內市場上很難見到，所以我們帶著獵奇心情，不緊不慢，逐間商店進進出出，經過一番調查，這裡的商品還算貨真價實，價格比內地市場便宜得多，只是不用人民幣而用銀元（俗稱‘袁大頭’）。我們粗略的瞭解了部分物價：名貴手錶150—170元；高檔照像機150—600元；派克筆10—25元；毛線1磅∕6元；呢絨、毛料1米∕8元。所有物價都比內地市場和香港市場便宜。」[8]
甚至1956年，中共開國元勛陳毅率領浩浩蕩蕩八百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慰問拉薩駐軍，也為物質豐富的帕廓震驚，索性不顧面子，大肆狂購，以至於「代表團」真的成了「戴表團」，據說幾乎每個人的兩隻胳臂上都戴滿了世界名表，為的是給親朋好友送禮。當然，那都是用大洋換來的。
忍不住要囉嗦一句，難道，當時西藏社會那麼多的名牌，全都是窮奢極侈的「三大領主」在消費嗎？一般市民應該也過著殷實的小日子吧。至於如今各種「憶苦思甜」的展覽中，那些黑白舊照上的淒慘乞丐，我在如今的拉薩街頭也多多見過啊。
沒多久，那像下雨一樣撒遍進軍路上的大洋，開始衝擊圖伯特的金融市場。「通貨膨脹颺起，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象，我的人民不懂為什麼青稞的價值隔夜就倍漲。」[9]「記憶中的第一次，拉薩人民被推進了飢荒的邊緣。」[10]尊者達賴喇嘛在他的兩部自傳中，都這麼回憶過。闖進家園的外來者與原住民的蜜月，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終於結束了。
生產大洋的陳伯伯
人生中充滿了不可思議的際遇。我怎麼也不會想到，王力雄的義父陳伯伯竟然是製造，不對，應該說是生產，成批成量地生產大洋的人。
初見他時，他已八十多歲。得知我是博巴，他笑呵呵地說：「我跟你們西藏有緣啊。知道‘袁大頭’不？當年，你們西藏人用的‘袁大頭’還是我造的呢。」
這下輪到我驚訝了。「袁大頭」是銀元的又一俗稱，因那銀元的正面刻著滿清末期及之後的大軍閥袁世凱[11]穿戎裝的側影，他巨大的光頭、濃密的鬍鬚與肥碩的耳朵閃閃發亮，成為典型標誌。許多關於萬惡的舊社會的電影裡，常有那時候的中國人用指尖捏著「袁大頭」，放在嘴邊吹一下，再飛快地拿到耳邊聽聲響的鏡頭，據說那是辨別銀元真偽的方式，看來造假的歷史源遠流長，人人都須得練就火眼金睛加上好聽力的功夫。
享受部級待遇的陳伯伯是資歷很長的老革命，在延安窯洞裡住過多年的八路軍。我一直想聽他講講怎麼生產「袁大頭」的往事，卻耽於疏懶，一拖再拖，直到他去世前四個月，才很幸運地補上了這一課。
時值九十一歲的陳伯伯，說起「袁大頭」依然興致不減。那是1948年底，中共元帥林彪以戰死國共兩軍五十餘萬、餓死長春百姓三十餘萬等生命的代價，取勝了遼瀋戰役。於是，早在三年前便從延安去長春、哈爾濱給解放軍造紙幣的陳伯伯，又轉道瀋陽，從蘇聯紅軍手中接管了瀋陽造幣廠。陳伯伯用了比較多的時間，給我講述瞭解放軍自造紙幣，人打到哪裡，票子就用到哪裡的典故，還回憶了成立於滿清末代的瀋陽造幣廠，跟滿洲國、日本人、張學良、東三省的關係，但我興趣不在此，也就略過不提。
而這個瀋陽造幣廠，歷史上就造「袁大頭」，那些模具一直留著，而造幣設備從廢鐵堆裡也挖出來了，造幣技工也差不多都找回來了，萬事具備就差銀子。陳伯伯說，當時中國許多地方已經被我們解放了，到處都在「打土豪，分田地」，這個你懂不懂？不到一個月，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地運來了黃金白銀。用火車運，用汽車運，全拿麻袋、大筐裝著，全是金銀元寶和各種金銀用具，像燭臺、碗筷、酒杯，甚至女人的首飾，什麼頭上插的簪子、發卡，手上戴的戒指、手鐲，還有耳環，連著翡翠、瑪瑙，很好看的，全都一股腦兒給沒收了。當然，那都是地主老財的，這叫做「挖地三尺打老財」。
金子歸銀行，銀子歸造幣廠。先用大爐子火化，那爐子特別大，兩三個人抱不過來，燒得火紅，把銀子化成水，做成磚頭那樣，入庫，化驗。當時有規定，銀子成色不能低於三個九，也就是要達到99.9%，成色高了也不行，得兌紅銅重化，必須得是99.9%。而且，還特意將模具上「袁大頭」那稍有磨損的肩章，重新做了修飾。因為我們造銀元是政治任務，為大軍南下做準備。西南、西北都習慣用銀元，少數民族只認銀元不認紙幣，我們造的銀元要在那些地方派用場，所以就得保持良好的信譽。
檢查完了，就熔化成一米長的條，再壓成厚薄一致的片，再熔化，再壓成一個個圓餅，用鹽酸、硫酸洗出銀子的本色，又用機器衝出圓餅周邊的齒輪，然後用「袁大頭」的模具上下一壓，正面是袁世凱的大光頭，反面是「中華民國三年」，再倒在熱炕上，熏上五六個小時的蒸汽，這樣的話，這銀元才會一吹就有響聲。最後，用專門的紙，將五十個銀元紮成一卷，裝箱，釘死，箱子編號，運走。那時候人的素質都很高，從來沒有過貪污，真要貪污也沒地方藏。
說穿了，我們的「袁大頭」主要就是給少數民族造的，我們要解放少數民族地區嘛，需要少數民族的幫助，要講政策嘛。陳伯伯聲音朗朗地作了總結。
「這意思是不是說拿‘袁大頭’收買人心呢？」我小心翼翼地問。
陳伯伯笑而不答。
「難怪運到西藏的大洋跟下雨那麼多，說不定藏人還以為是袁世凱那時候的大洋呢，原來都是陳伯伯您造的啊。」
陳伯伯說：「可是我們的含銀量超過了真正的‘袁大頭’！」
我很想再說一句，共產黨起先打家劫舍，是衝著自家人；搶了自家人的東西，再去騙鄰居，結果最後都成了他的「冤大頭」。當然，我終究忍住沒說。
陳伯伯多年前就想去拉薩。他聽西藏歌，看西藏書，王力雄還帶他去吃北京的藏餐，每次看見我都要聊西藏，甚至臨終前，還在讀王力雄新版的《天葬——西藏的命運》[12]。他是不是漢人當中年歲最高的西藏發燒友呢？而這一切，是不是緣於幾十年前，為圖伯特的人民特製過「袁大頭」呢？
一位從未聽說過「袁大頭」傳奇的漢人朋友，瞭解到「袁大頭」在圖伯特所向披靡、戰無不克的成績之後，對我驚嘆道：「這哪裡是中共解放了西藏人民，分明是北洋軍閥袁世凱解放了西藏人民啊！」其實，現如今，這一收買人心的政治任務依然在圖伯特貫徹、執行著，只不過，「袁大頭」換成了毛澤東頭像的紙幣罷了，所針對的不僅是「愛國上層人士」，更有納入體制的各色人等及編外遊民，只要馴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熔化在佛像裡的大洋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的陶長松[13]帶著拉薩中學的紅衛兵，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和「徹底砸爛舊世界！我們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標語，直奔祖拉康去破「四舊」。
數小時後，祖拉康的露天庭院堆滿了殘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徵物，金頂被砸，經書被焚，壁畫像泥巴一樣從牆上被挖掉了。
原本安坐在一層左側「土幾拉康」（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佛殿）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觀世音塑像，典籍中記載由讚普（君主）松讚干布[14]採集各大聖地之土親手所塑，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也毀於革命行動。不過，其中的八個頭像殘面和散失的「聳秀」（裝藏）[15]，卻被虔誠的博巴悄悄收藏起來，冒著難以想像的危險翻越雪山，輾轉帶往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16]，獻給了尊奉為堅熱斯化身的嘉瓦仁波切（尊者達賴喇嘛）。堅熱斯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經典中記載圖伯特從來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聖境。
後來，當達蘭薩拉也要修建與拉薩的祖拉康一樣的佛殿，並且也要塑造一尊十一面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純銀造像時，嘉瓦仁波切特意召見一位名叫邊巴的老工匠，將從拉薩帶來的七個頭像殘面交給他，要他修復，然後安置於重塑的造像之首，而那些珍貴的「聳秀」則要放入重塑的造像內部；另一個頭像的殘面，無需修復，就這樣放置於重塑的造像旁邊，以示對文革浩劫的驚醒。
嘉瓦仁波切還給了邊巴老工匠一袋大洋，散發著陳舊歲月的味道，恰恰來自於數十年前，猶如瓢潑大雨一般，降落在雪域眾生頭上的「袁大頭」。據說是一位逃亡到印度的博巴獻給嘉瓦仁波切的供養，而尊者的意思是將其價值用於重塑這尊復活的佛像。有兩種說法，一說這袋「袁大頭」被熔解後，化作了觀世音造像那千隻救度眾生的手臂；一說這袋「袁大頭」被換成印度銀錠，鑄造了觀世音造像那晶瑩剔透的美妙身體。
沒有比這更合適並且更美妙的結果了。這是否成了一個將孽緣轉化為順緣的方式呢？儘管銀元熔解後的純度並不夠，但我還是更傾向前一種說法，遐想著，中國的銀子與印度的泥土，合而為一成這尊時刻面向圖伯特的堅熱斯，其中所蘊含的精神意義，將會在未來怎樣的契機下逐漸顯示呢？
寫於2010年1月的北京；
修改於2015年10月的北京。
註釋：
[1]仁波切：藏語，珍寶，通常專指藏傳佛教中乘願再來的修行成就者，藏語又稱「朱古」。塔澤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尊者達賴喇嘛的長兄，安多大寺袞本賢巴林即塔爾寺的主持。1950年代初期出走圖伯特成為流亡者，2008年圓寂於美國。西藏獨立運動的倡導者。
[2]《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尋訪舊西藏的貴族莊園》，見http://news.163.com/06/0629/10/2KPFON2800011229.html
[4]氆氌：藏語，屬於西藏特有的手工生產的一種羊毛織品，可以做床毯、衣服等。
[5]見《殺劫》頁115，澤仁多吉攝影，唯色文字，臺灣大塊文化，2006年。
[6]羅布林卡：藏語，珍寶園林。始建於七世達賴喇嘛時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為後來歷代達賴喇嘛的夏宮。1959年3月17日深夜，十四世達賴喇嘛由此踏上流亡之路。在中共軍隊的炮火中，眾多保衛達賴喇嘛的藏人在羅布林卡被殺被俘。羅布林卡因此成為西藏歷史上一場劇變的無言見證之一。
[7]祖拉康：藏語，佛殿。這裡指大昭寺，位於拉薩，被達賴喇嘛譽為「全藏地最神聖的寺院」。由西藏君主第三十三代讚普松讚干布修建於公元7世紀初，但在文革中，古老佛像基本被毀，徒留受損建築，直至1970年代末才重建。
[8]見《到達目的地——西藏首府拉薩》，見http://xxyyll001.blog.qhnews.com/article/120135.shtml
[9]《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
[10]《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十四世達賴喇嘛自傳》，香港支持西藏之亞太廣場出版，1990年。
[11]袁世凱：1859年－1916年，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清末頭號權臣。北洋軍閥。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成立，袁氏成為首任大總統，甚至於1916年稱帝，但終歸失敗。
[12]新版《天葬-西藏的命運》，王力雄著，臺灣大塊文化，2009年。
[13]陶長松：江蘇揚州人，1960年大學畢業自願進藏，被分在拉薩中學教漢語文。文革時期，他是拉薩紅衛兵的組織者和領導人，是拉薩造反派組織「造總」的總司令，當過西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後在西藏社科院工作，現已退休，仍在拉薩居住。
[14]松讚干布：圖伯特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第一位以佛法治國的法王，公元七世紀初，圖博（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天子，統一圖伯特疆域，統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寶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遷都拉薩，修建布達拉宮等等。
[15]聳秀：藏語，裝藏，即指佛像內裝置的金銀珠寶、靈丹妙藥、甘露香料、五穀雜糧等，被認為是神聖之物，而佛像不裝藏，不具神聖意義。
[16]達蘭薩拉，位於印度北部，達賴喇嘛於1959年3月出走印度之後，與西藏流亡政府迄今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