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一、參加部隊
說起我怎麼考入北大，還是有些故事。我是家中第一個兒子，受寵。在我上小學時適逢母親患病，無力管我學習。因此我成了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回家從不做作業。上了高中懂了一些事，母親身體也好了。她常給我們念叨要學好本領，以便立足社會。
「解放」了，家中經濟受到了一些影響（我父親在銀行工作，大約不易撈外快了吧）。1951年號召學生「抗美援朝」去參加軍事幹部學校。在愛國熱情鼓舞下，我想，不是可以去技術兵種嗎，到那裡也可學到本領啊，於是報了名。對於美國，說實話並沒有什麼仇恨，別忘了我是好萊塢電影的粉絲，一直看美國電影。朝鮮戰爭開始後才不讓放美國電影的。
1951年7月批准我加入空軍干校，來到了杭州筧橋預科總隊，任務是政治學習，給我們講社會發展史。通過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講解，讓我相信共產主義社會必然會來到。共產主義社會是那種人人平等，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美好社會。共產黨正在領導著人民為實現這偉大理想而奮鬥。黨員們為了建立新中國，解放全國人民已作出了無數的犧牲。配合「白毛女」、「上饒集中營」等電影的播放，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形象馬上在我頭腦中樹立了起來。要聽黨的話，改造自己小資階級的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為了加速思想改造，必須要與舊的、反動的關係、思想決裂。組織上要求你們向黨交心，與過去決裂，做個新的革命軍人。
一場轟轟烈烈的坦白運動開始了。指導員找了幾個家庭背景較複雜的人，在全隊會上作典型的坦白報告。我們都對那典型人十分羨慕，認為他是領導所信任的人，一定很快會被選去本科學習。當時最為苦惱的人大約是一些出身好的同學，他們沒有什麼可令人驚訝的交待。因此，怕領導不相信自己，說自己不老實。後來分配工作的結果當然正相反，年輕的學生們當時不可能有正確的判斷。
坦白運動結束，實際上我們政治學習的目的已完成了。現在想起來，這個政治學習玩得很高明。先來一套烏托邦理論請君入瓮，然後讓你自爆家醜、自我矮化，不僅瞭解到你是不是可信任、可培養，又可讓你服服帖帖地聽指揮。
在迫切希望改造自己思想的氛圍中迎來了參軍後的第一個「國慶節」。十月二日我們的預總隊長王彪（師級，長征幹部）在節日期間為了我們的改造思想，特地給我們全隊學員作了報告，要求我們加緊改造思想，將來擔負更大革命任務。總隊長是第一次和我們作報告。一個普通的黨員在我們心目中已是高不可攀，何況是一個師級幹部老共產黨員又參加過長征的人。在我們中的巨大反響是可想而知的。在小組討論會上，大家的發言熱烈程度是空前的，紛紛表態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不辜負總隊長對我們的期望。
因每個人已作了個人和家庭歷史的交待，政治學習的目的基本達到。航校開始從我們這裡抽人，我希望能把我抽去學地勤，但一切要無條件服從組織上安排的。
社會上正在開展「五反」運動。我們轉入「三反」運動，當然我們中沒有老虎可打，但要求我們大義滅親揭發家中的「五反」問題。
一天，我看到總隊發來的「三反快報」上登了一篇報導。說總隊長王彪因槍殺了交通員被押往南京受審。原來王彪在十月三日夜（給我們作報告的次日）讓一個已跟隨他有六七年的交通員（以前是馬伕，後為司機）一起去屋外廁所，在他解手時保護他。結果他開槍打死了交通員。回來後王向組織交待說，交通員被他發現與家中保姆有染，怕他追究，故趁他解手時想殺他，結果被他打死了。
事實正好相反，王彪把家中保姆肚子搞大了。為了掩蓋，他曾向衛生所的大夫要過打胎藥，由於胎兒太大打不下來了，恰逢「三反運動」，就搞了這一幕嫁禍於人的殺人慘案。我讀完報導後，所受到的震撼是生平從沒有過的。這是什麼黨員呀！這樣的沒有人性，把一個跟隨你六七年為你服務的同志就這樣打死了。你真是畜牲不如。你在報告中不是說人民解放軍是新型的軍隊嗎，大家都是階級兄弟，是為瞭解放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老百姓走到一起來的嗎。你就這樣對階級兄弟下手呀？你曾經是我們800餘名學員的偶像，知道嗎！你曾以一個老革命的身份號召我們要努力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一個道德品質高尚的人，而你自己卻是一個冷血的殺人犯。我實在不能明白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人格分裂的兩面人，竟然還在「革命」部隊裡當了師級首長。講壇上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黑夜裡的殺人犯。幾個月來的「偉光正」教育，因這條報導使我大為迷惑。
一個高官就可以如此隨便的槍殺一個小兵。恐怖呀！但有什麼辦法呢，只求老天保佑，希望我不要遇到這種領導。因王彪送軍法處了，使我略感寬心，真的希望是個別的。
二、參加工作
52年我被調到北京待分配工作，住招待所。原來我想去航校學技術，看來這願望是落空了。但是在招待所住，沒有人管非常自由。除了我們從預總來的人以外，還有從別的單位來的，待分配的人。他們都是幹部，最高的是營級（團以上住更好的招待所！！）。之所以來再分配，大概是在「三反運動」中被打成「老虎」，後來審查沒有問題。由於在運動中領導默許群眾用「逼供信」等手段，後又沒查出問題，領導很尷尬，只好調走了事。在和他們聊天中，大開了我眼界。課堂上講的部隊是不存在的。他們由於組織上先不仁，別怪他們不義。他們的分配工作是很麻煩的，挑三挑四不如意就不去，寧可在招待所呆著，反正也算軍齡。竟然還可以和組織討價還價，開了眼了！當然對我們的分配是很順利的，我們全部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
開始分我去空直通訊大隊當文化教員。這個隊是搞無線通訊的，有許多年輕的女報務員（49年前後參軍的初中學生）。
大隊裡有一個參謀，當兵前與一農村姑娘結婚。愛人是一個賢妻良母並有一男孩。當他達到在部隊可和女的結婚條件時，他就想甩了她。有一天門衛來我辦公室和我說，×參謀的愛人帶了孩子來探親，但參謀不讓她們進門，咋辦。我一聽就火了，跑到營房門口把母子倆接了進來。心想你怎能這樣沒良心，現代版的陳士美。原來他怕女報務員們知道他已婚有孩子。
後來我調到獨立三團（第一批女飛行員的團）。同一辦公室的一位女教員，有一個老幹部在追她，她不同意。結果黨支書來做工作，許了好多願，如：可保送上大學，可入黨等等，還可不用上班……本來婚姻是倆相情願的事，現在這種組織出面做工作，已有強迫的意思，我很是不滿。根據我對那些老幹部的瞭解：不要看他們平時馬列套話滿嘴，但滿腦封建意識。我給她出了一個主意。我說：「你告訴他，你原來有一個男朋友並且關係很好，你已不是處女。」結果真有效，他追別人去了。
54年她轉業離開了部隊，臨走時，感謝我替她出了這個好主意。
三、決心要求轉業，去考大學
54年的時候，我在部隊已生活了二年多了。朝鮮戰爭已結束，我想學技術的願望也沒有實現，兩個促使我參軍的動機都消失了。王彪的事、招待所中見聞、老幹部的特權等等。使我覺得再這樣在部隊耽下去，將毫無前途，萌生了去意。
那時我擔任初中幾何課老師。全團有兩個幾何班。另一位老師是原浙大一年級學生擔任，領導考慮他是大學生應該比我有水平，分班時他班的學員比我班多了六、七個。但經過兩星期的教課後，我班的學員反而超過了他班六、七個。這是對我的肯定，當然高興，但我怕因此不讓我轉業。
54年部隊要實行軍銜制。規定原大學生參干的，可評正排級。將來是少尉軍官。我是副排級當然就不是軍官了，我覺得很不公平。我知道沒有辦法改變這個規定，但我也可使自己變成大學生呀。因此，我下了要轉業去考大學的決心。當我提出這要求後，領導很重視（要我教書而已）。馬上派政工幹部來找我談話做工作。他說，你現在不是正排，好好工作將來很快可以提拔的呀。你的工作學員們肯定，領導也是知道的。我知道不過是些花言巧語吧了，將來他們可以用任何理由來搪塞，我不想再吞下這個誘餌。我否定了他以為我在鬧待遇的猜測。後來他用「為人民服務」的大帽子來壓我。我就說念完大學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呀。國務院也號召幹部可以報考高等學校，學成後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反正這一套「辯證法」我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最後，我舉了一個女教員因嫁給了老幹部送去上大學的實例。他可能沒有想到我沒有被說服。他應該說是在團裡被認為較有水平的政工幹部，所以才調到知識份子中來工作。我是不是傷了他的自尊？不知道。
有一天星期六下午，他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問我是否還想轉業？得到肯定答覆後，他說那我們去開個會吧。我跟他去到一個教室，裡面已經有團支部的團員坐在那裡等開會了。他在開場白中介紹說：我不安心在部隊工作，個人主義思想嚴重，希望大家幫助我。有幾個早已寫好稿子的人發了言，當然除了套話沒有什麼新東西。其中那位幾何老師的發言引起我注意。他的稿子是下了功夫寫的，慷慨激昂，聲色俱厲好像很痛恨我似的。我想你們班上的同學到我班來與我有什麼關係？批判（鬥爭）會結束前問我有什麼要說的，我只說回去好好想想。
看來軟的不行來硬的了。我真的要想一想了，妨害批准我轉業的是我現在手中拿的教鞭。假如現在我表示接受批評不要求轉業了，那我輸光了。任何轉機也不會發生了。假如我堅持呢？因為他們還要我上課大概不會對我怎麼樣。我知道部隊當時就有一批人要轉業的，我準備賭一把。一天我正好下課遇到了那幹事，他主動的走來笑瞇瞇地和我打招呼，並問我想通沒有？我說：「我還想轉業。」他馬上拉下臉惡恨恨地對我說：「你要考慮後果。」就離開了。當時我確實有些害怕，不知道怎麼辦！很快又開團支部大會，並在大會上宣布開除我團籍（他很笨，一下把牌都打完了）。我並沒有想到，他會一下就用完他的權力。受這樣的打擊我有些頭痛，回宿舍就睡。一覺醒來，自問，我不是想丟掉教鞭嗎？現在機會來了。轉業不是我的最終目的，上大學才是目的。有了團籍是否對錄取有好處呢，我想是的。現在要團籍承認錯誤，那我根本無棋可走，主動權完全在別人手中拿著。現在該怎樣做呢？我想出了辦法。次日，我越過幹事直接去找政治協理員（營級）。他見我後先批評我個人主義嚴重，要改，否則很危險。然後又鼓勵我說，好好認識錯誤，你還年輕、有文化，改正錯誤了，還大有前途的。你工作還不錯，好好幹，將來入團入黨都有可能的（老一套工作方法）。
接著我問他，現在怎麼辦？他說：「什麼現在怎麼辦？」我說：「我團籍沒了，我怎麼上講臺講課呀！如同開除黨籍的能當指導員嗎？」
他愣了一下。
我估計他們事先沒有想到這點，以為嚇唬一下，我還不老老實實的聽話，但他不會承認自己失策的。為了避開這尷尬的話題，他又提起只要聽黨的話，好好改造，一定會有前途的等等。
我說：「我又沒有不好好幹，只是打報告要求轉業去考大學。國務院不是也有具體規定嗎？你們怎麼給我這麼重的處分呀！」我又提怎麼重回教室去上課的話題，並顯出十分可憐的樣子。
最後他說組織上再考慮。我出了他的辦公室。憑他最後那句話我覺得有希望可放下教鞭。
新的一週開始時，幹事通知我把點名冊交給另一位幾何老師，大概準備合併上課了。心想第一步目的達到了。當我停下課後產生了一種危機感。因為部隊還可開除我軍籍的，假如那樣就慘了。當時我覺得有兩件事可做：1、主動要求做些事，表示沒有躺下不干；2、要求恢復我的團籍。這兩件事都可表示我還要求進步，避免對我使用極端手段。想好後，我就向幹事提出，我可以幫助批改幾何作業本，假如他忙不過來的話。我還可做刻蠟版等雜務。我這樣說和做，給了幹事的面子，緩和了與他的矛盾。但我應在什麼時間提出恢復我的團籍呢？太早了團籍恢復了，要我繼續教課怎麼辦？提晚了，他們會不會認為我對團籍根本不在乎，是個不可救藥者。我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就是把寫好的申訴信讓幹事層層上傳到團中央，既沒有看不起基層，又不會很快有結果。
54年中，批准我轉業了，處分也改成了留團察看半年（空政團委批的）。
（有一次在與難友們聊天時，他們很不理解我為什麼被劃為「右派」。我把這段經歷告訴了他們聽後，有難友說我不要抱怨，你是老謀深算的反黨分子，不劃你劃誰？54年時我不滿20不能算老，有什麼謀、算？談不上。只是我當時覺得由於我不想入黨，在部隊肯定沒有前途。而組織上卻要我在那裡教書，說是工作需要，而我只覺不過是利用我而已。打了一個要求轉業的報告，又不犯法，又不違紀，你們就又批鬥又開除團籍，能算無微不至地關心我嗎。從我在部隊所見和我自己的經歷，否定了這個黨媽媽的謊言。我沒有自我作賤、自廢武功。他來招，我拆招而已。）
四、第一次遭報復
目的達到了當然很高興。天真地以為和獨立三團的恩怨就結束了。其實不會這樣便宜我的。
54年空直單位轉業人員去了太原轉建大隊待分配。空閑時間政治學習是少不了的。由於處在過渡期，氣氛就輕鬆很多。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可以憑同等學歷的條件，去報考高等院校。梁成金、瀋迪克和我等都申請去報考。所有申請報考的轉業人員，全部批准了，只有我沒有批，理由是誰讓你為了考大學而鬧轉業的。這是對我不聽話的報復和懲罰。按照54年憲法，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何況報考呢。平時自封為黨媽媽的組織，就是這樣的心胸狹窄、霸道，它違反自己定的憲法、軍隊轉業的規定。你不聽話和我鬥心眼，看誰鬥得過誰。在他管轄下的「同志」如同他們的奴隸一般，幸好沒有碰到又一個王彪。但在黨文化的洗腦後，我連提一下異議都沒有敢。我再一次的想到，不能聽它來安排。怎麼辦？正好當時有一個規定：幹部轉業由組織重新安排工作（不失業）；戰士復員由哪來回哪去（不管分配）。當然同樣離開部隊，待遇是不同的，轉業優於復員。但我選擇了復員。我並不知道將來會如何，在上海能找到工作嗎？但我一定要去考大學，沒有工作在家自學一年，明年去報考就是了，獨立三團管不著了吧。
回上海後，很快我被分配到了一個公私合營工廠人事科當幹部，待遇和轉業一樣。可算是歪打正著。這比留北京工作還要強，何況他們都留在山西呢。但我還是想去升學。55年毫無困難地獲得廠裡同意我去報考。我太自信了，本來可以申請複習功課假，我放棄了。沒有充分的準備就上考場，結果沒有被錄取。
56年吸取了教訓。不但在平時複習，還參加了復旦大學主辦的業餘補習班。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北大物理專業錄取了我。
五、第二次遭報復
入學以後，發現班上另有兩位調干同學：周幼威和章鵬，我們叁人都在上海生活過。周54年從部隊轉業到山西工作，56年考入北大；章從上海公安局考入北大。我們三人從年齡、家庭背景、生活工作經歷、興趣等等都很類似。因此，很快就成為知己。
同班的其他同學是應屆畢業生，把我們看成大哥哥。回想起自己的入學不易，又已經耽誤了四、五年，我只想好好地唸書。
57年5月19日校內出現第一張大字報。很快以飯廳為中心出現了大量的大字報，又成立了百花學社。大部分同學趁吃飯的時間，端了飯碗邊吃邊看大字報。有的同學搬一個吃飯的桌子，放在廣場上跳上桌子發表演說，是否類似海德公園？我不知道。可以說政治、思想空氣十分活躍。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完全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幫助黨整風的號召下形成的。鳴放期間據我觀察同學們大約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鳴放積極份子，他們往往是學習上比較好的人，有才華，知識面廣，善於獨立思考。他們貼出來的大字報內容往往較尖銳、深刻，使人震撼。但對中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沒有更清醒、更本質的認識。可以說他們是運動的主角，但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第二部分就是所謂「衛道士」們，他們反對前者的大字報的論點，但拿不出什麼有力的論據，除了扣帽子，就是掄棒子。他們是一群小丑式的人物，頭腦簡單、腹中空空、‘報’雲亦云，傳聲筒一般。也知道自己的行為，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但並不在乎，只要領導欣賞就行。第三部分就是沒有貼大字報的大部分同學。他們的人數最多，沒有貼大字報不等於不關心運動，就憑大字報前的人頭攢動，和私下議論、傳播之熱烈，可以證明要求民主、自由的強烈願望。這是共產黨最害怕的。反「右派」成了當然之事。我當時就屬於第三部分的人。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覺得這個黨和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理論和實際有很大差距。但究竟問題在哪裡，還不明確。給我印象深的大字報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簡譯本；討論黨應在國家裡如何起作用，而目前黨又很類似中世紀的教會組織和一個想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黨卻大搞特權等文章。看完後免不了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寢室裡說說而已。在整個鳴放期我沒有貼過一張大字報，沒有參加過「百花學社」的活動，沒有公開表示過自己的什麼政治觀點，沒有參加過任何大、小辨論會，沒有到校外去串連，連林希翎兩次來校演講，我都沒有去參加。但當我聽到章鵬參加西語系的肅反控訴會後，也想根據他自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時瞭解的情況，要進行揭露時。我馬上勸阻了他。我僅說了一句話「你不要忘了共產黨是很愛報復的。」他也有幾年的工作經歷，我想會同意我的看法的。當然我也是不可能想到會有如此嚴厲的報復的。章鵬也沒有寫大字報，也沒有公開發表揭露肅反擴大化的言論。
原來平靜的校園，由於有了大字報而顯得生氣勃勃，我還是按原來的節奏：上課、吃飯、去閱覽室，僅多了在吃飯時看大字報。根據上面所說的許多「沒有」和對章鵬的勸阻，我無論如何也不該被劃為「右派份子」呀！說老實話，我在鳴放時並不積極，但對「反右」十分反感。按江隆基（時任黨委書記）的標準我對自己有數，不會出事。但我很耽心章鵬會出事。假如這樣，也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因為我們是好朋友麼。我覺得應保護他。我又一次地按照在部隊與領導鬥法的經驗，想出了一些對付的辦法。
事實也是如此，因為按照江隆基書記劃右的標準，我們都沒有被劃成「右派」。
稱「反右」是「陽謀」，有這樣無恥的嗎？章鵬懷著對「反右」的不滿甚至於忿怒，回到天津把學校裡鳴放和「反右」的情況和現在已不能在學校說的話，一股腦地向他的哥哥傾訴。據說兄弟倆還展開了激烈的辨論。
章鵬在力學專業54級裡有一個從小就相識的女同學叫樂瑛。在鳴放和「反右」期間他們來往很密切。我想章鵬會把原先想公布於眾的，有關肅反擴大化的材料和他的「右派」觀點，全部告訴她的。
58年由陸平替代了江隆基（據說因彭真不滿江太右，把江換走）。新官上任三把火，取消了江宣布的結束「劃右」。重新來深挖細找「右派份子」。原有的「反右」恐怖氣氛驟然升高。
有一天班上開會。會上要求大家檢舉揭發章鵬的「右派」言行。散會前宣布章鵬從我們的寢室中搬出去（僅我們三人住）。並要求他交待自己的問題。
章鵬劃為「右派份子」後，我已不很自信了。不過我估計這次的補課也快結束。一天吃晚飯時，樂瑛在小飯廳找我，希望和我談談。在小飯廳外的談話是這樣開始的。她說：「現在對我的壓力很大，你看怎麼辦？」我說：「運動眼看就要過去，這麼長時間你不交待，現在再說人家會原諒你嗎？挺挺過去算了。」她說：「那就這樣吧。」我說：「好吧。」我們就分開了。
第二天下午，上課的時間，聽到「嘟、嘟嘟」的敲門聲（我們熟人之間約定的暗號）。開門進來的卻是班上的「反右」積極份子們，並拿了寫好我是「右派份子」要老實交待的標語貼到了牆上。
我就這樣直接被宣布為「右派份子」。這個程序有點不尋常，證明了我判斷運動快要結束了，是對的。他們已沒有時間再來搞什麼揭發、批判、交待後再來定你為「右派」這一套花架子了。
後來周幼威告訴我，樂瑛是由領導指派前來試探我的。由此產生一些聯想：1、組織上似乎還留給我機會，對我很關懷。而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咎由自取。但我要問，你們搞的「反右」運動有什麼合法性？正當嗎？光明磊落嗎？我憑什麼要接受這種「考驗」；2、假如樂瑛在匯報時幫我一下，編些瞎話騙她的主使人，結果會不一樣嗎？當然我無權去要求一個沒有什麼政治經驗的年輕學生，去為我冒風險。終究我只是通過章鵬才和她認識的，她能信任我嗎？她只要如實匯報就可以了。黨媽媽搞運動就是要造成人人自危、恐怖的氣氛，然後人人向它效忠，聽指揮去咬別人。
章鵬的哥哥為了什麼要這樣大義滅親？為了他弟弟好？為了怕牽連到自己？為了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沒有他的揭發章鵬不會成「右派」，我更不會。而章鵬最後在監獄中自殺，我想他哥哥萬萬不會預先想到的。
記得當時劃「右派」有六條政治標準。最後在宣布我罪行時，好像我條條都沾得上。天哪，不論你在什麼時間說的、什麼地點說的、是自創的還是轉述的，想要給你按上就可以按上。因此，我認為劃「右派」根本不需要條件，只需要有指標。我自嘲地說自己是「湊數右派」。話雖這麼說，但給我的處分可不輕-—保留學籍，勞動考察。對此，我只有一種解釋：獨立三團在我的檔案放的東西起了作用。我說，黨媽媽又一次對我進行了報復不會冤枉她吧。
在毛澤東的專制社會下，生活是非常不確定的。當他把你算成同志時，你可能覺得還安全。一旦劃入另類的話，什麼壞的結果都有可能，直至死亡。所以有許多很高級的幹部，也是這樣的怕毛澤東呢。
第一次的報復，經過自我奮鬥，達到了我個人最理想的目的。第二次的報復，差一點送了我的命。60年9月30日北京製藥廠又以「企圖逃亡國外」的罪名，把我送去勞動教養。冤枉呀，我只想能回校去完成我的學業，就燒高香了，出國幹嗎？。我考上北大是化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嗎？給我升級處分，一定是有人在交待問題時牽涉到我了。我知道已經決定了的事，是不會改變的。辨解毫無用處。我什麼也沒有說就跟來人走了。所以為什麼「解放」後這麼多冤假錯案？人治加「偉光正」的永不認錯就是答案。
瘋狂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了糧食的虧產，已造成了大批農民餓死。為了穩定政局，北京就把部分「五類分子」收入專政單位看管，以防不測和恫嚇百姓。
在教養單位根本吃不飽，還要負擔繁重的勞動。62年時我已皮包骨頭，大夫查房發現我已三度消瘦，替我請了病假，如繼續出工是有生命危險的。我就親眼看見，有教養分子在出工路上倒下死亡，想起來我還真要感謝這個大夫。
六、結束語
我快進入耄耋之年。閑時常回憶往事，為什麼我的‘新中國’經厲如此不幸？不就是我沒有十分聽話，想了一些辦法保護了個人的權利嗎。這樣是不是就因不符合奴隸身份而該受迫害？適逢學長譚天榮建議大家寫回憶錄，留下這段歷史至少也可讓家人瞭解。
隨著「偉光正」光環的消退，「右派」的光環似乎在放大。「右派」中確有一大批有學問、有才能，憂國憂民的人。但更多的是一群普通人，不是「大公無私」的神。
劃「右派」是「偉光正」操縱下的整人運動。因此，劃出來的「右派」琳琅滿目，什麼情況的人也可能遭到不幸。不信，我告訴你一個例子，62年我們沒解除教養的「右派」集中在團河農場（勞改單位），其中有一位看上去不像知識份子的「右派」。有一天他和別人打架，隊長要他寫撿查，他讓別人代寫，我很好奇地問為什麼？他人告訴我說：「他是個文盲不會寫」。
拿我來說，在鳴放期間我根本沒有什麼「右派」「業績」，相反的是小心避禍，以免不幸。豈不知趴在地上和站在地上避禍的活動空間是大不一樣的。
回憶中使我最覺可笑的是：劃我「右派」完完全全是一種違法行為，我又不是黨員，劃我「右派」要縣、團以上黨委批准，並由此對我進行行政處分太無法無天了吧。侵犯了我的人權我不知抗議，反而覺得自己要努力改造世界觀；在我摘帽時竟然大呼「毛主席萬歲」，對一個加害於我二十餘年的罪魁禍首，我竟然如此黑白不分。
前些年和幾個同校難友，曾向胡錦濤和北大校方提出過三個要求：1、要求平反（非改正）；2、二十餘年的經濟賠償（沒提其他賠償）；3、要求言論自由等，一直沒有明確的答覆。是不是他們認為給你改正就不錯了，不要得寸進尺？是這樣，也可以。公開說出來也算「偉光正」是條漢子。
近年以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雖然高喊「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不見成效。上訪群眾一波又一波，抓了送回去，又來了，絡繹不絕。從瓮安到深圳，從吉首到重慶，從西安到隴南，可以說大江南北，街頭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平臺，群體事件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聯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連北京最近都可以聚集上千人到市政府抗議。楊佳襲警，網民歡呼。這都是因為不理睬群眾合理要求，不切實解決矛盾，使矛盾逐漸積累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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