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10月20日訊】人類社會的進步離不開觀念的不斷糾正擴充以及新發現與創造所導致的革新；但人們的私心雜念與習慣勢力以及不正確的思想方法往往使得人們對於新發現的規律及創新措施之應用採取抵制態度，從而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減少了人類可享有的福祉，甚至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以上的不良表現之中為害最烈的是政治上的以私害公。自私之徒一旦掌握權力，即使他們明知某一革新措施有益於廣大民眾，他們仍然為著自己既得的私利而抵制革新。在這方面世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共敗類毛澤東，鄧小平與江澤民之流的倒行逆施，其餘毒至今仍在肆虐。
建立在創新基礎上的科技進步雖不是政治性的而未像政治上的革新那樣遭到私利集團不遺餘力包含血腥鎮壓的抵制，但不同執政者運用科技成果的目的與方式方法卻大不相同。例如以希特勒為首的德國納粹政府比美國政府更早地開始了研製原子彈，其目的是為了加強發動侵略戰爭的武力。所以，英美等同盟國的科學家聯合挪威的愛國者潛入納粹政府設在挪威的重水提煉廠將其炸毀，使世界免於滅頂之災。美國政府接受了有正義感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建議研製原子彈，並為此而制訂了代號為「曼哈頓計畫」的工作計畫。但美國政府並未濫用原子彈這一威力巨大的殺傷武器，直到與頑敵日軍苦戰多年蒙受了大量傷亡後，為加快結束戰爭才在日本的廣島與長崎這兩個城市投下了原子彈。由於原子彈爆炸後的衝擊波和輻射不僅摧毀了幾乎全城的建築物而且導致了大批平民的傷亡，所以在中共夥同個北朝鮮金日成政權挑起朝鮮戰爭後，面對中共的人海戰術，美國政府保持克制而未使用原子彈，也沒像中共慣用的「以進攻為最有效防守」地進攻已被中共佔領的中國大陸。這與納粹政府研製原子彈的目的截然不同。
人們不接受新事物的一個普遍心理原因是對該事物不瞭解而心存恐懼。這本屬正常的保護機制，但人類是智能生物，應該有探索未知領域的慾望和勇氣，也會有在探索過程中避免危險的智慧。出於恐懼而止步不前絕非所宜。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探索藥用植物，是冒著生命風險由千千萬萬人積累親身體驗而篩選出藥物的長期過程，傳說中的神農嘗百草只是把這一過程簡化濃縮。
人們抵制創新成果的另一原因是是因噎廢食。原子彈的巨大殺傷力在戰爭中殃及平民，使得對科技不夠瞭解的民眾遷怒於原子能的和平應用，例如在允許自由表達意見的民主國家報刊頻頻報導民眾抗議建核電站之舉，尤其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漏泄事故及日本地震破壞了核電站之後，人們更是恐慌。如果政府和民眾正確對待這些事故，應體現在組織動員相關科技工作者通過創造發明來改善安全防護措施，以及由法學專家會同科技工作者及民意代表討論制定嚴密有效的操作管理條例，而不是一概退回到耗費鉅資且也有污染環境之弊的燃燒煤或油類產生熱能推動機械來轉化為電能的老辦法。試看體積巨大的原子能破冰船航行一年所需消耗的動能，僅僅一個火柴盒體積的核燃料就足以提供了，倒是其控制與防護設備的體積大了千萬倍，但仍遠小於熱電設施。
創造發明之新成果的推廣應用取決於克服私心私利。1950年代中共為揭露資本主義之弊端，在中國大陸已制度化的政治教育中宣傳那時美國技術人員發明瞭使用壽命可達萬年的燈泡，但電器企業的資方擔心從此千家萬戶不需要經常更換用壞了的燈泡而使業者無法從產銷燈泡中獲利，便以鉅資從發明者那裡收買專利權而將該發明扼殺。中共慣用誇大其他制度缺點的做法來掩蓋中共本身的罪惡，但以上例子所表明的人心之私對創新發明之應用的阻礙的確值得人們深思。孫中山並非佛教徒，但他認為佛教是哲學。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佛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好的，皆是有鑒於佛教所提倡的極大仁慈超脫私心。試看出版物往往印著「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字樣，而佛教界的出版物多半取資於樂捐而且印著「歡迎翻印，功德無量」字樣。
科技的新發現與新發明不宜停留在理論與技術手段的探索，而應轉化為工業投產以裕民生。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科技水平超過美國，曾從科技產生經濟效益。二戰時苦於挨轟炸的英國人發明瞭雷達，藉以迅速挫敗了納粹德國的空中優勢，這不僅證實了「需要是發明之母」這句老話，而且迅速扭轉了戰局，減少了破壞及傷亡；何況後來雷達在航運業的普遍應用所導致的安全便利更是造福人類至巨。經濟學界曾分析，二戰後大英帝國衰落而美國後來居上的一大原因就是美國從戰敗的德國網羅了大批卓有成就的科技人才，而且重視將理論成果轉化為工業技術成為應用項目。
二戰結束至今已七十年。回顧戰後重建，曾受重創的日本在從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間已恢復到底數不小的戰前經濟水平，1963年已超出戰前水平40倍。那時中共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而掀起一陣批判潮，報刊上公布日本當時經濟水平超過戰前八倍；但那時擔任《人民日報》主編的吳冷西在內部講話中透露日本經濟水平實際已超出戰前四十倍。中共縮小數字是怕引起民眾恐慌，尤其是在三年遍及全國的饑荒期間與「大躍進」的災難後果形成對比會使民眾容易看出中共的假社會主義新封建專制制度的危害。日本學術界及工商界承認他們在基礎科研上的投資不如歐美，但他們在改進技術方面下了功夫，仰賴於輸出優質技術產品而迅速獲得厚利。在上海市寶山縣鬆軟的沖積土海岸上建造承重的煉鋼廠便是由日商承包，付費是天文數字。日方人員在承建寶山鋼鐵廠的協議中日雙方都簽了字後，狂喜得當著中方人員的面擁抱著在地上打滾。其實，就連精於謀利的日方人員事前都曾提醒中方，說「你們從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砂，運到廈門比運到上海路程段；廈門的地質是堅硬的花崗石，在廈門建煉鋼廠的費用比在寶山建廠可以節省幾十倍」。這件發生在「文化革命」期間的官員出於私圖而導致的嚴重浪費是一大國恥，而且建造在灘塗上的煉鋼廠與李鵬執意建造的三峽水庫一樣有隨時崩裂的隱憂，得花費鉅資經常維修。這也是中共製度不合理，官員濫權，不聽取中方專家也曾指出的正面意見的結果。這是目的不正而扭曲了創新技術的應用。
綜上所述，創新成果的合理應用離不開社會政治制度的改善，並且有賴於普遍開展消除錯誤觀念的教育，就像健康教育有助於增強全民體質那樣。當然，這還得從普及常識的基礎教育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