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在市人委機關的日子
五，初聞西方民主自由
鐘工程師的名字記不得了，只記得他一生有過的不平凡的歷史和經歷，可以寫一本厚厚的書。他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中堅，辛亥革命失敗後他懷著救國救民的熱情，遠涉重洋去到法國勤工儉學，專攻紡織，搞「工業救國」。在法國他曾和周恩來和張東蓀同住在一個公寓裡，相交甚篤。周恩來向他宣傳共產主義，張東蓀向他宣傳三民主義。他對兩者都不感到興趣，用他的話說：共產主義是鳥托邦的幻想，三民主義是不土不洋的東西，在中國很難做到。他認為拯救中華民族的良方只有發展科學，發展經済，振興教育，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改變人民群眾愚昧落後的狀態，是中國應走的奮發道路。所以，他致力於科學，十分勤奮地學習。大學畢業後，曾在里昂一家紡織廠工作，並和法國一位女郎結了婚，生下了一個孩子，1935年回國，在上海申新九廠作工程師，「八•一三」抗戰爆發，申新廠遭日寇火焚，他十多年的書籍和筆記全化為烏有。法國妻子避難攜子也返回了巴黎，於是他隻身回川，東飄西蕩，在成都立了家，進入裕華紗廠，前年上調市工業局任總工。
我最喜歡打聽的還是法國的風土人情和政治體制，常常提出一些問題問他，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一天我這樣問他：「鐘工，你在法國住了七八年，留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他取下老光眼鏡，搔搔斑白的頭髮想了想說：「當然是這個國家的民主自由。法國民主極了，它是多黨制共和國，任何政黨都是公開存在，公開工作，各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它們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是議會，議會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議會制定國家法律，選舉總統。總統如在任職期間不稱職，議員可以罷免，議員不代表公意，選民可以罷免。總統任期五年，議員也是五年。我在法國，親眼兩次看見他們選議員，那場面可鬧熱了。在選舉議員前，各黨派出動宣傳機器，通過報紙、廣播車、報告會，在工廠、學校、企業、農村，大肆宣講自己的政治主張，爭取選票。最有趣的是議員們在國會開會，常常為某一個問題爭執起來互不讓步，甚至在國會裡大吵大鬧，有時還鬧得掀桌子扔板凳，打成一團，然後又各自檢討。在巴黎經常看到工人罷工。罷工隊伍在大街上遊行，向政府提出各項要求，政府如不答應他們就靜坐不上班。這時警察開來警車，用高壓水龍頭沖，沖得工人四處跑。罷工的頭頭政府從來不追捕，但工廠可以除名開除。今天在這個工廠開除除名，明天又到那個工廠去上斑……」
我聽得很有興趣，又提出一個新問題問：「法國人民的生活怎樣？」
他道：「法國人最講享受，就連最窮的家庭每天都有臘腸、黃油、麵包、水果吃，人人有牛奶、咖啡喝。他們一般吃五頓，最講究的是晚餐，一週總得吃一隻火雞。法國的女人喜歡打扮，平常都塗脂抹粉，穿高跟鞋，腰桿緊得細細的。他們討厭生孩子，認為生孩子會影響人生快樂，所以人口一直沒有增長，有幾年還下降，最後迫使政府提倡生育。人們不喜歡生孩子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不同，我們國家的最小細胞是家庭，法國卻是個人。在他們的憲法上規定，父母對子女必須承擔撫養的權利，但子女對父母沒有贍養的義務，人老了有養老金和社會救濟。這一切決定法國社會的民主，自由……」
我又問：「你怎麼到法國，什麼又叫‘勤工儉學’？」
他佈滿皺紋的臉上飛起笑容，歡快的往事使他年輕了許多。他說：「‘五四’運動後，中國青年覺醒了，都為民族的命運擔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懷著這樣的希望，決心到西方去看看。可是我家庭窮，根本沒有這筆經費。那時法國的勞動力非常緊張，特別是一般笨重的體力勞動根本沒有人去做。我們通過外交途徑，決定派一部分留學生去法國學習，這部分留學生大多數是窮苦家庭，不能負擔這筆經費，便採用以工代賑的辦法解決。‘勤工儉學’就是現在的半工半讀。我們是坐郵船出國的，住在巴黎華僑公寓，上午時間去餐館幫人洗餐具、擦地板、抹門窗，下午去大學聽課，晚上在公寓自習。生活基本上過得去，不低於法國一般人民的生活。」
「巴黎美不美啊？」靜一會兒，我再問。
「巴黎美極了，稱為世界花都。它一年四季雲淡風輕，繁花似錦，雕塑壁畫舉目可見，像一座玉砌珠嵌的城市，不愧為世界八大城市之一。」鐘工說到這裡，怕我不知道世界有哪八大城市，即豎著指頭說：「這八大城市是，美國的紐約，蘇聯的莫斯科，英國的倫敦，日本的東京，中國的上海，印度的加爾各答，德國的柏林，法國的巴黎，但最美的最漂亮的還是巴黎。所以巴黎又稱歐洲的文化中心。它城市的建築結構不像我們國家，鋪面相連的街道，街道沒點間隙，它是一幢一幢的高大建築，街道就由這一幢一幢的建築組成。它的街中心是花園，幾乎都有噴泉；在街的兩側是綠樹，小食店張傘設在綠樹下，便利行人。一到晚上，男女戀人手挽手，肩挨肩，在綠樹下談情說愛，或唱歌跳舞，充滿著和平安寧的景象。巴黎最有名的是六大建築，盧浮宮、協和廣場、埃菲爾鐵塔、凱旋門、巴黎聖母院、凡爾賽宮。單說盧浮宮，它是歐洲的藝術之宮，收有四萬多件歷代大師們的珍品，像米開朗基羅的《勝利女神》、《戀愛之神》、《奴隸》，達•芬奇的《蒙娜莉沙》、《岩間聖母》，看幾天幾夜都看不完。」
我聽得入了迷又問：「聽說還有什麼埃菲爾鐵塔，凡爾賽宮嗎？」
他稍作回憶，繼續往下講：「埃菲爾鐵塔又稱巴黎的標誌，高三○○米，塔分三層，分別在離地面三十七米、一百一十五米、二百七十六米處建有平臺，塔上設有酒吧間和餐館，供遊人用膳、休息、觀賞，上下有電梯，登上最高處，整個巴黎盡收眼底。」
我不明白地問：「怎麼叫埃菲爾鐵塔？」
他說：「聽我法國愛人講，為慶祝法國革命一百週年，法國人民提議建修此塔，由工程師古斯塔夫•拉菲爾設計監造，花了兩年時間才建成。鐵塔重達七千噸，由一萬二千個金屬構件焊接而成。你想想，在七十年前，法國的建築已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在我國建一幢十層高的樓房都感到困難啊！不學習別人的科學技術怎麼行啊！」
接著他又談到凡爾賽宮。凡爾賽宮的名字我是知道，只知它是1870年資產階級共和黨頭目梯也爾鎮壓巴黎公社革命的指揮部，而不知道它是法國人民的財富結晶。他說，1932年我去參觀過凡爾賽宮，它在巴黎西南18公里的凡爾賽。這裡原是一個小鎮，在1642年路易十三建築城堡，作為狩獵場，後經路易十四和十六的擴建，才變得金碧輝煌，富麗豪華。它有色彩鮮明的庭院，金光閃閃的大廳，精美絕倫的雕像，典雅寧靜的花園，地面光滑照見人影，簡直看得我眼花繚亂，好像到了水晶宮和瑤池園，不相信還在人世間。
我對他的記憶感到驚訝，不禁叫出聲來：「鐘工，你是一個‘活法國’。」他淡淡一笑道：「不行呀小黃，比起我好些同學還差勁，他們才是真正的‘活法國’。人生最能記住的是悲慘和幸福，而在幸福的時候常常忘記悲慘，而在悲慘的時候卻常常想起幸福，我喜歡法國，我熱愛法國，這倒不是我在他國土上生活了八年，或與法國女郎有過戀愛，不是這些，是法國民主自由的國家政體和人民主高度的文化物質生活吸引著我。我經常常夢想著那一天能重新到法國去，看來不行了，只有等死後去收腳板印吧」！
這番談話在我思想上印象很深，震動很大，一方面感到自己曉得的事情太少，知識太貧乏，學習對於我太重要。自此我開始涉獵外國的現狀、歷史和文學，大量翻閱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另一方面覺得西方社會民主自由，人民生活的十分美滿幸福，並不是在資本剝削的重壓下掙扎。心裏留下了人生一個奢望：要能親眼去目睹一下，縱死也心甘。40年後的1996年我兩度去了法國，一次以國家工商聯民營企業家的身份隨團訪問國並出席參觀了巴黎國際博覽會，一次偕太太任蘅芳去歐洲旅遊，在法國小住了幾天，所見所聞與鐘工談的一模一樣。我醉心不是法國的物質生活，是它的民主自由。人民在那個國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只要不付諸暴力，在大庭廣眾面前罵總統也不犯罪。沒有思想反動和顛覆國家一說，人民是真正的國家主人！
共產黨的運動總是來時氣洶洶，去時一股風。十月國慶節後，市工業局黨委對我的審查不告知而自動結束，解除了安全監護人，但沒個說法。可我想不通，多次找著黨委嚴書記問：「你們為什麼要審查我？憑什麼審查我？」嚴說不出任何理由，可又不承認錯誤，用所謂的原則來搪塞我：「革命的要求，也是對你的負責。」
我冷冷地一笑道：「這個要求應該打上引號，負責應改為損害。」兩個月後才知道，我文學創作的啟蒙老師、省文聯創作輔導部的方剛同志在「肅反」審查中可能與胡風案件有關，在一個風雨之夜服毒自殺。哦，我驟然明白，是株連關係引起。兩年後我調入成都日報社文藝組認識邱原、茜子後才知道，方剛和胡風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在四九年前向胡風主辦的《七月》投過稿，掙了點稿費，而被省文聯「肅反領導小組」認定為胡風分子故自殺，可憐身後丟下一個五歲小女孩沒人管教流浪社會，寫下人間又一曲悲歌。
解除「隔離審查」當我和肖俊華重見時，我笑著問她：「兩月前你怎樣想的？」她不以為然說：「我相信你沒有任何問題，看我們不是見面了嗎。」我道：「如果我有了問題呢？」她很爽快地回答：「那當然要劃清界線，中斷關係。」
我沒有多說，心裏卻在想：在我們的時代沒有忠貞單純之愛，愛要穩固必須有政治前提。農民的兒子不能愛地主的女兒，資本家的少爺自然不能娶工人的千金，階級利益高於人性，在這個偉大時代，政治取代一切，根本沒有個人空間。我想梁祝要在今天，早已各奔東西了！百頭偕老，恩愛夫妻，同甘共苦，不適用於主張搞階級鬥爭的社會。
1955年「機關肅反」雖然擴大化，審查了好些不應該審查的人，傷害了不少人的情感，但它畢竟面積小，在處理階段又較慎重，基本上都做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故後遺症較少。但是，它卻開創了共和國不正常的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築起了一座防護的牆，為市儈小人提供了陞官獲榮的捷徑，使一些阿諛逢迎者找到了出賣靈魂的階梯，為日後社會的發度埋下了許多禍根。
使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是，我父親1953年中風偏癱後一直臥床在家休息，恰好在「肅反」中病逝。我姐夫張貴武來機關告知，由於我是審查對象，工業局黨委竟然不准回家，入土時也未見老人一面，使我成了不孝之子，抱恨終身。
我發現，經過1955年的「機關肅反」後，人和人的關係開始緊張，審干中那批所謂靠攏黨和組織的「極積分子」，莫不紛紛入黨和提幹，那位死揪我不放的劉善成秘書，竟一躍而為市工業局辦公室主任，取代了詹大豐的職務，且一路攀升，不斷上提。現實生活告訴人們一個不宣的秘密：要當官就得整人，要入黨就得出賣同志。自此大家謹言慎行，說話做事環顧左右，原有的那種真誠、直率、熱情不見了，人和人變得虛與委蛇。
出於對黨的愛護，我不斷向中共成都市委寫信控告市工業局，在「肅反運動」中所發生的偏差，且措詞激烈，甚至說如果市委不重視我的意見，我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信反映。這一招真靈，在1955年歲末，市紀委張書記親自接見我，花了近三個小時認真聽取了意見。他是南下老幹部，參加過1942年的「延安整風」，為人和善，不擺架子。他十分耐心地聽完我的陳述後哈哈一笑道：「我的小黃同志呀！你這叫受了委屈嗎？告你，我在‘延安整風’中被鬥了三個多月，還關了我半年多的牢房，要你遇上了該怎麼辦？反抗還是自殺？什麼叫幹革命？組織相信不相信都要照幹革命，尤其受屈、受誣，更應好好幹革命。我們共產黨從來如此，對每個幹部相信又不相信。因為世界是變化的，人也是變化的，今天可能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是反革命的，所以我們要不斷的搞運動，才能把那些變節分子、各種隱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出革命陣營。這次‘機關肅反’全國就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僅‘胡風集團’就幾千人。雖然把你審查錯了，但不能抹煞我們工作中的成績。你雖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對你來說何嘗又不是好事？比如今後提幹，組織上就不會再審查你了。怎樣，想通了吧？」。
共產黨真會做思想政治工作，經他這麼一說，我原來的滿腹忿忿不平，竟渙然冰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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