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和平的歲月
三、加入「先鋒隊」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參加共產黨才能去領導革命。在全區工作走上正規後，機關即開始建黨建團，目的是把各種政治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極積份子，吸收到黨內團內來，以壯大發展革命有生力量。
在建黨前，區政府各科局室沒有科長、局長，通稱負責人，同志間直呼其名，沒有地位與權勢之分。建黨後一批入了黨的同志很快走上領導工作崗位，稱呼也就隨之變了，人與人的關係也變了，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告訴人們：「要當官就要入黨，不入黨就休想當官。「
愛國衛生運動使我一炮走紅，派出所張所長和我的關係越來越好。我們兩人住一個寢室，現在就更無話不談了。一天，他直白地向我說：「小黃，我真羨慕領導對你這麼相信，有次開會張區委還提到你，要我們學習你雷歷風行的工作作風，認真負責工作精神。看樣子你的進步會比我快，我一九四三年參加革命到現在才混個營級，你不出三年定是個縣團級幹部。不過，你要盡快解決入黨問題，這次機關建黨我第一個推薦你，今後你跑到我前面去了，別忘拉我一把啊！」
我謙虛地笑笑：「張所長，我參加革命不是為了做官，全是為了報答黨和毛主席的恩情，沒有他們哪有我今天？」心裏卻在說，拍馬屁是不是早了一點？
「是呀、是呀！我和你一樣，都是貧苦人出身，為報恩才來革命。但如果能憑工作能力當上官，又為什麼不當哩？」張所長是個直率人，說話做事從不遮遮掩掩。
我笑笑，無言以對。
隔不了幾天，區委通知我回機關、組織部長肖柳和我談話，於是我正式寫了入黨申請書。接著，潘清雍、袁忠智、王琴玉等十三、四個人都寫了。為了審查每個人歷史和工作中的表現，機關團支部出面邀請各科室代表人員，對每個申請入黨的人進行認真嚴格的鑑定。辦法是先由申請人在會上作自我介紹，介紹內容包括家庭出身、個人經歷、社會關係、工作表現、優點缺點，以及為什麼要入黨等。
最使我感到震驚的，是王琴玉在介紹中說：她在裕華紗廠當女工時，曾被工頭姦污過。我一下木然了，對她有過的美好印象頓時消逝淨盡、她在我腦海裡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儘管我們兩人都在會上一致得到通過，但自此再沒有以前良好的親密關係，好像友誼平添了一層隔膜，又像飄起一層薄霧，甚至工作上也有了彆扭。
她多次找我，我總是說工作忙、沒時間想其它事。其實，這是中國大男人的封建主義思想在作祟，女人的貞節是擇偶的一個重要價碼，同時我也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在入黨會上公開自己的隱私，談這些與入黨有什麼關係？於人於已又有什麼好處？
在我迷惑中，姚紅菊向我耳語道：「黃主任，她編的，你怎麼相信了？」
我不解問：「她為什麼編這些髒事？」
姚紅菊神秘兮兮一笑：「想表明自己苦大仇深嘛！叫組織相信。」
我哦了聲，再沒說什麼。人啊，難道為了入黨什麼廉恥也不要了嗎？
全區一共批准了12名黨員，都有候補期，有的一年，有的半年（大約六十年代後才改為預備期）。這批新入黨的黨員，很快提撥到領導崗位，大則局長，小則科長，不知什麼原因我原封不動？那些提了干的同志有的工資連升兩級，有的換上呢料制服，說話做事都有了架子，顯得一副當官的樣子。
我思想上有了壓力，表現得不自然。李捷區長發現了苗頭，對我進行教育說：「黃牛，你還小，目前最需要加強鍛練，再有你文化水平低，怕你佔在位子上挑不起，組織上是有考慮的」。
我口上應著，心裏卻不痛快，認為對我不公平。巧好，我要好的朋友陳智遠當上民政科長後（街道辦事處歸口在民政科），老在我面前指手劃腳，惹得我頂他一次：「你別給我擺譜，老子至少出身比你好。」
弄得他在人前下不了臺，反映給李捷區長，說我不好管。李捷區長為緩和矛盾，又把我調回生產建設科，再次與老熟人潘清雍搭擋。
四、指揮農民種莊稼
成都平原田地多是油沙土，黑黝黝的，用手一捏都會流出油似的。再加上兩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鑿開玉壘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內河，乾旱的西蜀一下成為富庶之鄉。寶瓶口的都江堰千秋萬世造福子孫，自此溝渠縱橫，沃土千里，稻花麥浪，無飢無寒。莊戶人家若需用水，只稍在堰坎上放上幾塊木板，不一會兒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竄進田疇，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有詩章的美，有管樂的聲，故川西平原自古無旱澇之災，家家戶戶無斷炊之慮。農民世代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勤勞耕種，繁衍生息，誰去管過他們？誰去領導過他們？他們是最務實的人，最講實事求是的百姓。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土地改革使千家萬戶農民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自此再沒有農戶僱請長短工，也再沒有吃栽秧酒一說。過去栽秧子一天吃五頓（兩頓湯元或麵食在工間加餐吃，中午晚上有酒有肉），薅秧子吃四頓（工間加餐吃麵皮或稀飯），打穀子也是吃五頓（工間加餐兩頓稀飯與胡豆，晚上有酒有肉）。故農村有句諺語「栽秧子是女婿，薅秧子是舅子，打穀子是老丈人（即岳父之意）「。現在這一切習俗沒有了，各家各戶守著自已分到的那幾畝田土過日子，但農業上的活路又是集中在春秋兩季的裁秧打穀，掄種掄收上。以前每到這些日子，東山一帶（指簡陽、資陽、樂至、安岳等縣）農民，便成群結隊來到成都各鄉鎮出賣勞動力，站在橋頭任僱主擇選（俗稱橋市砣砣肉）。現在沒人來了，農村便出現傳統與習慣性的「換工「。可毛澤東和共產黨總喜歡管閑事，非要學習老區的辦法，倡導農民走「組織起來「的道路，非要成立農業互助組。農民不接受，喜歡一家一戶的單干，他們說：「什麼組織起來？自已娃娃自已抱，自已兒子自已養。」
為了讓農民走「組織起來「互助合作的道路，推廣計畫性的生產和科學種田，區裡抽出大批幹部奔赴農村，指揮農民幹些」脫了褲子打屁「（即完全多此一舉之意）的事。我和生產建設科的陳崇陽、徐澤昆扛著行李去到鳳凰鄉蹲點，抓秋收冬播。區委的老朋友「夢覺」和綽號「干豇豆」的女同志劉家惠等六七個人，合編成一個工作組，因大家都是年輕人，相互瞭解，沒有小心眼，工作起來得心應手。
鳳凰鄉政府設在鳳凰山坡口賴家店街上。這是一條老街，十多家店舖三十多戶人家，鳳凰山機場距它不足兩里路。成都人所叫的山，不過是個黃泥巴土坡坡，無樹無林，滿是冬水田和埝塘。山是泛紅的酸性土質，只適宣種玉米、地瓜，且一下雨泥巴就粘腳，天晴則是坑坑窪窪的硬石頭。鄉政府有五名脫產幹部，鄉長、副鄉長、民兵隊長、民政幹事、財糧幹事和一名在編的炊事員。工作組加鄉幹部共十一二人，很是熱鬧。我是駐鄉組長，代表區委、區政府工作，有點近似「欽差大臣」，什麼亊都得向我清示匯報。
我不足19歲，是個黃毛未蛻乳臭未乾的孩子，管的事卻不少，大到全鄉播種計畫，小到農戶向銀行貸款都得過問。
工作組每天早晨起床自學，十點吃早飯，十二點後匯報工作，研究情況，佈置第二天任務。下午四點吃午晚鈑（兩餐並在一起），飯後戴上草帽，拿上電筒、雨傘和一根打狗棍，各人下到各自所分管的村子，登門串戶或找人開會瞭解情況，直到下夜兩點才回到鄉政府。我們這些吃公家飯、拿政府錢，回家可以睡到第二天八、九點，可農民雞一叫就得下田幹活。我們辛苦，農民比我們更辛苦，為了革命辛苦點又算得什麼？所以老百姓當著我們戲言：「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而實際上國民黨的稅比起我們今天的稅，恐怕連「小巫」也不夠資格。
共產黨做任何工作都是靠開會。這辦法還真靈，無論宣講政策還是貫徹什麼新措施，從上至下都是靠開會解決，這叫「走群眾路線」，又叫「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實則是假「多數」之名的一種專政手段，後來的反右、文革均是如此。凡是會上定了的事情，誰也不敢反對。其實，會上定什麼，全是工作組在作決定。
那時學蘇聯，蘇聯是老大哥，一切照搬。國家無論做什麼事，都講計畫，不僅工業生產要講計畫，農業生產也要講計畫，到後來生兒育女也要講計畫，不然何叫社會主義？計畫來計畫去，計畫得沒點個人空間。中央每年向各省上下達各項生產的任務指標，諸如播種什麼莊稼？用什麼種籽？施用什麼肥料？行距、窩距多少？都有規定。省上又將這些任務指標下達到地市，地市再下達到區縣，區縣下達到鄉和村，一層一層，一級一級，周密詳細，無懈可擊，甚至鎮反運動殺人也有計畫指標，殺千分之幾，抓右派也有指標百分之幾……這就是學習「蘇聯老大哥」計畫經濟的先進經驗。。
說實話，我們所做的這一切，對農民無絲毫幫助，如果說有幫助就是不讓他們睡覺。因為他們世世代代都與土地共生共長，懂得農活的規律和莊稼的變數，用得著去管嗎？黨和毛主席為什麼喜歡管這些不該管的亊呢？派我們這些不懂農業生產的年輕娃娃去領導吃黃牙齒（四川話：年長牙齒都變黃，經驗豐富）的農民種莊稼呢？真不可思議！而還美其名曰：獻身革命！幫助農民克服「自私、落後、保守的狹隘思想」。農民當然難以接受，我們反而常常罵他們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要把上級所制定的生產計畫貫徹下去，雖知道農民厭惡，但也得天天、夜夜召集開各種各樣的會議，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總是無休止地開下去。開得農民捶腰桿，打哈欠，閉眼晴，直開到他們同意政府計畫為止。這就叫「疲勞轟炸「，你頂得住嗎？有次，高風村生產委員陳太山私下向我說：「黃同志，我真不明白，我們世世代代種莊稼，鋤把把都磨光了，難道還不知怎樣犂地、耙田、下種、施肥麼？你們操這些閑心幹什麼？地裡沒收成，我們一家大小吃什麼？「這話再實在不過了，可我認為他思想保守，沒有科學覌點，只相信幾千年的老套路，聽後耐心地笑著解釋道：「我們共產黨不僅要領導農民起來推翻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還要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就拿種田來說，你們現在一畝田頂多產八百斤水稻，如果接照我們推廣的密植法，畝產可以翻一番。」
他睜著兩個飽經風霜的大眼睛，饒有興趣地問：「怎麼個密植法？」
我道：「你們一畝田才插五千棵秧，要是插上一萬棵秧，產量不就上去了。」
他聽後哈哈大笑道：「黃同志呀，發動群眾鬥地主，你比我內行，插秧打穀、駕牛犂田，我比你就內行。俗話說，稀插秧，穗滿漿；密栽秧，一包糠。種莊稼就像女人生娃娃，不要以為幹一次就生一個，那樣滿世界部裝不下啊！」
我沒有辦法說服他，心裏卻暗喑罵道：「老保守。」
農民不敢公開抗拒開會，便採取軟拖辦法。土改時晚鈑後一敲鐘，無論颳風下雨，他們總是打著火把、燈籠，或披蓑衣戴斗笠，成群結隊，嘻嘻哈哈，不出一袋煙工夫，就全集合到指定地點。現在鈡敲爛了也不來，如果來了就打瞌睡。你有什麼辦法？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立即改變方式，不再開村民大會，下到組裡開會，你總得來。有天晚上，我和陳崇陽去到落鳳村十組開會，等了兩個多小時人還到不齊，我便去到一家一戶叫。叫到一戶姓劉的農民家，可叫啞了嗓子也不開門。
在我記憶裡這是一家貧農，土改中很積極。一次我去訪貧，他又送茶又擰毛巾熱情極了，老伴還煮碗荷包蛋非得要我吃，現在不知是什麼原因老不來開會。我來到他家門外籬笆前，見雙門緊扣，房裡沒有燈火，便高聲喊：「劉大爸，劉大爸……」
沒人應，幾條惡狗狺狺扑來，我只好揮著竹棍亮著電筒，左右防範，疲於應付。大約十多分鐘後，他才亮著馬燈，從籬笆裡伸出一張沒有表情的臉問：「什麼事啊？半夜三更，有公事明天說吧。」
不待我表明意思，他就把籬笆門掩上了，氣得我跺腳罵「忘本變質，好了瘡疤丟了疼。」
在回歸鄉政府的路上，我向老陳談及此事，他想了半天才說：「他們白天下地，晚上又開會，真夠苦的。」
我道：「土改時，幾個通宵通宵地開會不苦麼？」
老陳的父親是教書的，他自幼讀了不少書，肚裡有墨水，聽我這麼一說，先是笑笑，然後他才揭穿謎底道：「我沒有搞過土改，不知道情況，不過土改不停地開會農民可以分到土地，現在不停地開會他們能得到什麼？」
我急了說：「科學種田呀！」
他搖搖頭說：「我父親講，農民比誰都精，也比誰更現實。」
在此天天開會的歲月，我卻得到了人生意想不到的收穫。自當了工作組長後，每週有項雷打不動的任務「向區委。、區政府寫工作總結報告」。我文化低，怕提筆，可身為組長不能不寫。當時有句流行語「幹部怕總結，女人怕坐月」。
為了對黨對革命負責，也是為了組長的尊嚴與面子，我決心學習文化。為了學好文化，起五更睡半夜，無論在辦公桌前的油燈下，還是在來去的田間小道上；也無論晨曦初露的早晨，或是寒冷徹骨的冬夜，我都不停地看書寫字，不停地抄謄詩詞，還給自已定下一個死任務：每天必須認識二十個生字。怎麼識？笨人有笨法，我把《新華字典》從第一頁依次寫在紙片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記，一路誦。記住的放在一邊，記不住的再重複。如此反反覆覆，堅持不懈，不到半年時間，我竟能認識兩千多個生字，終於摘掉文盲帽子，能寫出一手流暢的、合格的總結報告，有時還向川西日報投寄稿件，被聘為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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