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反」、「五反」運動風暴
三、在市稅局抓「老虎」
到了1952年4月，「五反運動」突然降溫。後來才知道，是重慶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先生自殺的原因。59歲的盧作孚先生，是周恩來親自說服動員，才從香港率四十多條輪船回大陸的資本家，他為「解放」後新中國恢復發展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卻在毛澤東《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之後13天，亦該公司開展運動的第一天（1952年3月8日）服毒自殺，有人說這是作為中國「船王「盧作孚先生以死對毛澤東發動五反運動的「尸諫」，故在國內外以至在共產黨的高層，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再加上上海、北京等地不少資本家的自殺，運動才逐步緩衝下來。也就在此之後，茶葉業的「五反運動」落入低谷，不在死迫硬逼資本家賠退。在這個時候，我調到成都市稅務局去揪「大老虎」。行前領導向我們佈置工作時說：市稅局是和資本家打交道的機關，幹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員，有很多是被資產階級拉下水的貪污分子，因此是運動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調你們去就是揪出「大老虎「。
在我們去前，市稅局就揪了一個姓邱的「大老虎」，貪污數額高達六十多億（舊幣，相當於人民幣六十多萬元）。
成都市稅務局在提督街，下轄八個分局50多個稽徵組，此時已基本不辦公，人員集中在鼓樓街一處大院子裡學習，人員分編為12個小組，吃住一起，行動統一，大門有衛兵守護，外出得有門條。表面上是學習，實際是集訓追查問題。每天從早到晚依次逐個檢查交待，然後由大家幫助分析找問題，再根據各人的檢查交待由打虎辦確定追查對象。我這個組共有16名組員，有12人是留用人員（國民黨時代的稅工），他們精通業務，曾是各基層單位的股長或稽徵組長，直接和工商業主打交道，均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另外一人是延安來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沒有文化，幾十年不是當亊務長，便是當伙夫頭，來成都後安排在市稅務局後當總務，負責操辦伙食。俗話說「久在河邊站，哪有不濕鞋」，因此也作為懷疑對象編入這個小組。但領導卻再三向我交待，老耿的問題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兩人是「打虎手」。根據市委的估計，大小貪污犯不下六十人，應佔市稅局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大老虎」要佔一半。按此推算，我們這個十三人的學習小組，至少有六個「老虎」。任務真夠大！
經過多次研究，決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膽懷疑，找出重點，抓住老虎，窮追不舍」。作法是先學習中央和省市文件，然後對照檢查，大家幫助分析批判，人人過關提高。記得印象最深的一個姓王的小稅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稅科科長，是個老實巴焦的二桿子，有天生的表現欲。在一次自我檢查中，他說：「感謝黨和毛主席及時開展了偉大的'三反'運動，不然我會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接著，他舉了個例子，有個電器行的資本家有偷稅漏稅行為，被我發現後立即抓住不放。這個資本家很狡猾，先是認罪認錯，痛哭流涕地罵自己。後來卻非得請我吃飯，叫我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其實他在表功，想顯示自己能力強，革命立場堅定。我們卻認為他，是不經意地暴露了問題。立即抓住他空隙，窮追猛打不放。我不動聲色地，笑笑問：「你去了嗎？」
他眉毛一揚，嘿嘿一笑道：「去了，當然去了。怕什麼，吃就吃。我心裏想，吃了你的飯，該罰的照罰……」
「不對吧，「一位同我調來的打虎隊員，岔斷道：「俗話說，吃人嘴軟，拿人手軟，你怎麼還會罰人家呢？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罰啦」他得意洋洋，還用竹棍剔著牙。
「罰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兩百萬（指舊幣，一萬元折合現人民一元，即200元）。」他笑著伸出兩個指頭。
「應該罰多少呢，不只兩百萬吧？他那麼大一個電器行，一月進出業務幾十億，就是偷一個億的稅，也該罰二千萬啊！你才罰他兩百萬，這頓飯的代價未免太昂貴了吧？」另一位打虎隊員分析道。
他語塞，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似乎發現自已鑽進了個自編自織的套子，出不來了。我趁勢進逼說：「王同志，態度是真誠的，思想動機是好的，能主動檢查出自己的問題是進步的，是靠攏組織的表現，我們表示歡迎。但是，看得出你還有顧慮，想留一手。我們希望你拿出勇氣來，一定要脫光褲子割尾巴，才能輕裝上陣。」
當時就用這種公然侮辱人的話，把說清問題稱為「脫褲子，割尾巴。」完全不視人為人，大家習以為常，恬不為怪。
於是，大家跟著我的調子，你一句，他一句，分析批判起來，積極引向縱深。在猛烈炮火的圍攻下，他節節敗退，逐步走上不能自圓其說的絕境。開始承認，他不僅吃了飯，還接受資本家送的煙和酒。大家又幫他分析提高，既然收了禮，沒有不收錢的道理。我便進一步動員他坦白交待，立功受獎，相信領導，靠攏組織，不要有任何顧慮。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終於承認從資本家手裡接過八萬元的紅包（那時我們供給制幹部每月是一萬二千元人民幣，處局長是五萬元人民幣）。
獵物出現，我甚為高興，立即向領導匯報。領導研究後指示：這僅僅是開始，他決不是幾萬元的問題，是幾十萬幾百萬、上億的問題，要集中力量窮追猛打，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根據領導的佈置，我們集中力量，馬不停蹄，日夜追擊。採取以逸待勞，分成三個小班，用「車輪戰術」對付他。並一再向他交待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在「引」和「誘」的策略與強打猛攻、雙管斉下手段的重擊下，他從八萬元的紅包，節節上升八十萬、八百萬、八千萬、八個億、八十個億，成了全局全市打出的一隻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離單關，消息見報。
我所在的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隻，在整個「打虎隊」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領導的表揚。我對自己的誘騙行為，一點不感到臉紅，反認為自己工作能力強，在忠實執行黨和毛主席的政策，做著有益於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對揪出的「老虎」毫不懷疑他們的虛假性，不是變相的逼供信，是他們主動的坦白交待。當時，市稅局關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個之多，這些人全關在機關後一排的小房子裡，日亱有人監守，吃鈑解便才准外出。個個蓬頭垢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彎腰，一付慘分兮祥子。其中還有一位是我姐姐「姻親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學生，解放前就在市稅局作課長，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精神極了！現在倒楣透頂，關在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裡，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髒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認識。我心裏在想：「這個人怎麼也成了'大老虎'？」
一個晚上，老耿沒事和我閒聊，他一邊叭噠嘆噠吸著北方特有的旱煙桿，問我：「小黃，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務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時且放手，得鐃人處且鐃人。」
我迷惘地望著他，不知該怎麼回答。只聽他繼續說：「這十幾年我看得多了，從延安整風到大生產，只要政治運動一來，那次不揪十個八個，可運動一結束，大家又一鍋吃飯了。小夥子，你才跨進這個門坎，今後的路還長啊！」
我雖不同意他的觀點，可不敢回頂他，別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開這亊，問：「過去說的大生產運動，是不是開墾南泥灣？」
他一下來勁了，滿臉紅光，精神顯得異常興奮，說：「可熱鬧了，白天開荒，晚上納軍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氣，手又巧，得過全師模範。」
我又問：「糧食收得多嗎？水稻還是小麥」
他愣愣說：「什麼水稻、小麥，那是個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意即土地貧瘠），根本長不出莊稼。全種的是鴉片。」
我瞪雙大眼晴，驚得說不出話來：「那不是犯法嗎？」
他哈哈地笑起來說：「鬧革命，幹什麼都不犯法。小夥子，你知道不-——」，他環顧左右，壓低聲音說：「一畝地種糧食，收三百斤棒子頂上天，可一畝地種上鴉片，就能換回一百畝地產的糧食，那可是黃金啊！把鴉片換成錢，買布料、藥品、槍枝彈藥，鬧革命呀，管它幹什麼，只要有利。」
我啞了，心裏在問：「南泥灣竟然是種鴉片的地方嗎？這不是坑人害人麼？」不過我從不敢向任何人說起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幾十年從不間斷問自己：「南泥灣是種鴉片的地方嗎？」現在無數人和無數材料已證實，南泥灣就是種鴉片煙的地方。
「三反」最後一個階段是退贓，誰知成了大問題，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個子兒也拿不出，無論怎樣逼也逼不出。於是，自殺亊件成了運動的主軸戲。
有天，一個山東漢子、原六分局稽徵所的張姓所長，被打成「老虎」後，愛人向他提出離婚，加之來去有人跟著，沒點自由，覚得很沒面子。那天吃午飯，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進廚房，抓起一把鋒利無比的萊刀，就像吹口琴樣，對著喉嚨來去抹，頓時鮮紅的血，噴了幾公尺遠，嚇得飯堂裡的人雞飛狗跳。另一個是姓蘇的女稅工，是南京中央大學學生，打成「老虎「後退不出贓，一個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機，用根繩子吊死在樑上。還有一個姓陳的年輕姑娘，也跳在井裡淹死了。所幸運動很快結束，好些問題不了了之，不然還會屈死多少人哩！
一天，市局黨委召開中心積極份子會議，研究貪污分子的退贓問題。主持會議的郝局長是個老八路，特別喜歡我，常誇我工作積極，立場堅定，對黨忠誠。會議正開到關鍵時，傳達劉老頭推門，伸進腦袋向我說：「黃同志，有人找。」
我眼也不看，道：「沒時間，叫他等一下。」
劉老頭不肯離去，說：「我說啦，她說一定要見你。」
我嘟噥一聲：「亂彈琴。」正在思索問題，郝局長扔掉煙頭，笑嘻嘻問道：「什麼事？這麼重要。餵，劉老頭，是男還是女？」
劉老頭應道：「一個姑娘。」
「姑娘？」郝局長咧開大嘴一笑，催著我說：「快去，快去，媳婦都找上門來了。」
他一句玩笑話，逗得參加會的同志縱喉大笑，弄得我一副窘態，臉紅得像個西紅柿。
出得會場，穿廳過院，我一邊走，一邊想：是哪個姑娘不揣冒昧來找我呢？想來想去，沒個結果，步入會客室，一下愣住了，眼前這位短頭髮，身穿花嗶嘰棉襖，胸脯高聳，臉兒紅潤的姑娘好面熟，是誰呢？一時想不起來。
她笑盈盈地從木椅上站立起，很有禮貌地招呼：「當官了，連我也認不出來了。」
「哦，寶宜！」我衝口而出，但馬上覺得話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寶宜同志，幾時回來的？」
我們相視對坐，久久沒有說話，我一邊打量她，一邊心裏在嘀咕：「變了，變了，已經不是姑娘了……」
「昨天才回來，一下車就打聽你，問了好些人，才知你在這裡。」她說，聲音還是那麼圓潤，那麼好聽，但我卻不舒服。「媽媽聽人說你，您調到稅務局來了，工作很有成績。」
對她的稱讚我並不在意，覺得勉強、做作，隨即打斷話頭，問：「這次回來要住多久？「
「不走啦。」她說，低下了頭，發光的臉上浮起兩片烏云：「唉，真倒霉，他是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殺了。在重慶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來。」
我屏住呼吸聽著，無聲地玩著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聳的胸脯像壓迫人的山峰，老是在我眼前轉，使人有點喘不過氣。
「媽媽老了，爸爸沒有工作，家裡生活困難，聽說成都不少單位要招人，你能不能幫我一下忙？「她的話像低沉的琴弦，一聲聲，一字字，酸得人心痛。
我雖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絕沒有勇氣為她作犧牲。有什麼辦法，在這個講「階級鬥爭」和「政治立場」的年代，誰叫我過早的成熟，追求進步，一個人做什麼事，不能不權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種既不是推諉，也不是肯定的官場口吻說：「這樣，你留個通訊地址，我和領導研究一下，回頭告訴你，如何？」
她無可奈何地點點頭，留下通訊地址悄然走了。
我沒有去，一直沒有去，幾乎遺忘了這件事，半個月後接到她一封從重慶發來的信：
「澤榮：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歡的地方。這地方沒有親人，沒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麼辦法呢？要活下去呀？雖然我們相識偶然，可那一瓢水，卻在我無塵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跡。解放前是貧富懸殊使我們不能接近，解放後一個新的懸殊把我們隔得更遠。這不怨你，只怨我不該出生在這個家庭裡，同時也怨我缺乏勇氣，如果當初不離開，也不會演出這樣一出悲劇。所以此次返歸故里，並不抱什麼奢望，我明白，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個工作在故鄉住下來，使受傷的心能得到一絲撫慰，一點溫暖。然而，就連這一點也難辦到，我只好又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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