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9月08日訊】陳丹青在《七十年代》裡講過這麼一個歷史片段：1976年9月9日，當時的他在西藏自治區「美術攝影辦公室」畫畫。那天，負責安排活動的「美影辦」主任屠思華上樓進屋，並不看著人說：「這樣子，下午不出去了。4點鐘電臺有重要廣播。」畫家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當時同在屋子裡的還有南京藝術學院老師陳德曦和王孟奇。作為被發配邊疆的知青，大家都明白發生了什麼：毛主席去世了。但是，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
陳丹青隨後描述當時的情境說，「那天下午怎樣吞嚥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儘管三個人推心置腹，但是那個瞬間又是何其危險：笑是可怕的證據。
同樣的故事，高爾泰在《尋找家園》裡也描述過：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時代，大家都會假裝入戲。有一次，單位組織學焦裕祿。類似活動的流程大致是先講事跡，然後一起哭。這一次，大家又都開始哭。但他想學學不來，就兩隻手摀住臉，盡量低下頭去。從手指縫斜眼窺看別人。有趣的是，他發現有好幾雙晶瑩淚眼在閃閃觀察自己。
上面這兩個故事可笑吧？想笑不能笑，不想哭也得哭，否則就會有生命危險。但我覺得一點都不可笑。大閱兵那天，你的朋友圈被國旗頭像和民族自豪感刷屏，這也正常。就在當天，範瑋琪如往常一樣在微博秀了一下自己的雙胞胎孩子，被網友罵得狗血淋頭：為什麼不看閱兵？你一點都不愛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逼得這位出生在美國、長在臺灣、並沒有說自己什麼政治立場的媽媽發微博道歉：對不起，晒娃讓你們不高興了。
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羽毛球男單決賽，李宗偉再次憾負給林丹，失去冠軍。看台上的梁靜茹哭的淚流滿面。很快，微博上是一陣痛罵：你居然為李宗偉流眼淚送祝福？你他媽還是中國人嗎！？當時我做這組新聞的時候心情非常複雜：還好靜茹是馬來西亞人呀，否則一輩子抬不起頭了！而就在同一年汶川地震期間，在微博發自拍都會被罵沒人性，不關心災區。
故事講了一圈，可以簡單概括一下，我們一次次遇到這幾個場景：陳丹青描述的是不准開心，高爾泰描述的是不准不開心，範瑋琪則被要求必須開心，自拍被罵的人則被要求必須不開心。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不准和必須呢？因為「不合時宜」，因為與主旋律不符，因為沒有加入情緒大合唱，表態支持。當大家都高興或不高興的時候，你必須像踢正步的軍士一樣步調一致，否則就出列了，可以推導出你的政治立場不正確。
那麼，我們究竟有沒有選擇不開心的權利呢？或者這種權利是不是正當的呢？不妨請中國最會將故事的作家莫言來說說。在他的諾貝爾頒獎致辭《講故事的人》裡，他講了這個相似的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裡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裡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莫言說，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莫言的立場很明確：要把選擇權還給當事人。不管我們多麼群情激揚，被任何情緒沖得通體高潮，也要還給人家自主悲傷或者喜悅的權利，無論佔據你的內心的是多麼偉大深沉的痛苦和悲傷，都不應該成為強制他人共同參與的衝動。必須的愛，必須的恨，本質上是一種奴役，是法西斯。在反法西斯勝利70週年以來，我們頭腦中的法西斯何曾停止過；而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週年的當天，依然發生了如此法西斯的事實，作為一個情緒冷淡不愛參與集體活動普通人，我如何也高興不起來。
最後，莫言講的這個故事，真正令人觸動的不是禁止與告密毫無意外地發生，而是發生以後又發生了什麼：多年後，當他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莫言在演講時說，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
而現在，在微博被迫公開道歉的反而是範瑋琪。這才是令人感到難過的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