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關注仍然失蹤或拘留的中國人權律師和活躍人士
【看中國2015年08月18日訊】這兩年體制對民間的全面清場既是針對特定目標群體新"黑五類"主動出擊，有步驟、有層次地加以打擊，同時還對形成抗爭觀念、傳播抗爭行動支持平臺的網際網路進行收緊與控制，對形成抗爭節點的社會組織如NGO機構、家庭教會等進行清理與解散。體制這種束縛社會發展，控制社會活力，壓制社會矛盾的手法，標誌著社會進入了凍結時代。
2015年7月10日，這一天被視為中國人權律師的"黑色星期五"。由這天始，迄今已有至少266位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被捕、失蹤、傳喚、約談。
從"死磕"律師到人權律師
這次"律師劫"的原因，筆者在動向雜誌6月號的文章已預見分析，是列寧主義體制對"資金公募公用+公民跨區圍觀正面抗爭+維權律師死磕"的近幾年社會抗爭模式的打壓行動。而官方喉舌的連迭圍剿也證實了此點，《環球時報》連日社評狠批死磕派律師，新華社、央視"揭批"屠夫等人的募集資金、圍觀"鬧事"。這次大規模打擊人權律師，用意就是切斷維權抗爭中關鍵群體的支持平臺。
在中國的公民運動中，人權律師始於聯結樞紐的位置，既是抗爭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抗爭事件的傳播者和意義闡釋者。而死磕律師可視為人權律師的亞群體，強調自身的法治作用以降低政治風險
。"死磕"一詞為東北律師遲夙生最早說出，"死磕"為東北的方言詞彙，和某人或某事作對到底的意思。死磕派律師一般指參加過重慶李莊案、廣西北海四律師案、貴州小河案的部分律師，他們自己稱之為"走出李莊，趟過小河，面朝北海，又上船營"，主要成員有楊學林、楊金柱、陳光武等人。
死磕律師針對公權力在法律程序上的違法行為，針鋒相對抗爭死磕，對維護法治起到積極作用。然而在黨天下的現實下，如人民日報所言"借法治削弱黨的領導地位是痴心妄想"。就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而言，人權律師無疑是遠在死磕律師之上的，如2013年底"中國人權律師團"的成立，在人權事件的持續發聲，有力推動了公民運動的發展。2015年，人權律師團的元旦新年獻詞《我們終將擁抱自由》，更明確把"自由"作為群體的努力目標，"讓我們以自由的名義，將勝利交還給人民！"。而同樣是新年獻詞，死磕派律師楊金柱寫道：新年的夢想之一是"讓執政黨對死磕派律師們越來越包容和尊重"。
維權律師成嚴控和打擊重點對象
所以，體制這次的主要打擊對象是人權律師，官方喉舌避而不談人權律師，統以死磕派律師稱之，意在詆毀和掐滅抗爭運動的道義性。但在官方指稱為死磕律師的威懾下，死磕律師陣營迅速出現了分化，死磕律師主要成員楊金柱不但公開恐嚇被捕律師家屬，自我設限做犬儒辯護，更向體制獻媚聲稱更改死磕派律師名為"較真派律師"，從而受到民間輿論的強烈譴責。
死磕派律師的分化並不是自現在始。"北海案"後陳有西和楊金柱就突然決裂，後來陳有西和斯偉江亦互相指責。陳有西因"李莊案"暴得大名，但後來漸漸顯露了身為"優秀共產黨員"的本色，聲譽江河日下，其表現之不堪可由其與死磕律師決裂的文章《綏靖比對抗更具建設性》可見一斑。
一種樂觀的情緒認為這輪白色恐怖預示重大的歷史轉折，標誌著中國美麗島時代的開始，未免過於一廂情願了。就目前中國民間面臨的全面清場狀況而言，這不但不是黑暗即將過去，反倒是社會進入凍結時代的開端。
對人權律師的防範和打擊是新極權體制控制凍結社會的主要手段之一，人權律師滕彪說自己的群體就是"喝茶竊聽黑材料，跟蹤傳喚黑頭套，栽贓電棍大燈泡，勞改失蹤暗殺掉"。2012年7月31日的《人民日報》明確把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人群列為新"黑五類"，是"國家安全防範的重心"，嚴厲控制和打擊的重點對象。
一個更加恐怖血腥的時代開始了
同以往的"冒頭就打"不同的是，這兩年體制對民間的全面清場既是針對特定目標群體新"黑五類"主動出擊，有步驟、有層次地加以打擊，同時還對形成抗爭觀念、傳播抗爭行動支持平臺的網際網路進行收緊與控制，對形成抗爭節點的社會組織如NGO機構、家庭教會等進行清理與解散。體制這種束縛社會發展，控制社會活力，壓制社會矛盾的手法，標誌著社會進入了凍結時代。
就目前披露出來的體制的意識形態企圖和控制社會手段的信息，體制還將繼續出臺一系列凍結社會的手段，如網路安全法的限制公民網路通訊，社區矯正法的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等，社會自由空間將繼續縮窄，由此可以說目前僅僅是凍結時代的開端。2012年夏筆者為在美國出版的國際筆會英文報告撰寫了一篇文章，在文章的結語筆者預測說："一個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時代即將到來"。這個時代，現在終於開始來了。
就在此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圍下，仍然有眾多人權律師勇敢地站了出來，不懼強權為被捕律師發聲，不避風險擔任被捕律師的辯護人，向世人表明，固然體制力圖凍結社會，仍然阻擋不住向春天進發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