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及南水北調導致長江水系的生態系統發生了很大惡化
【看中國2015年07月24日訊】一條舊聞引起我深思。那年八十七歲高齡的前中共水電部長錢正英女士（後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中國大陸西南地區遭受百年大旱，湄公河下游同樣遭受大旱的大災難面前有所「反思」，承認自己有錯，說：「我過去犯了一個錯誤，沒有認識到需要保證河流的生態和環境需要，只研究開發水源。對保護與節約水資源注意不夠，忽略提高用水效率與效益。這個錯誤源頭在我。」還說：「中國幾十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開發水利建設，海河，遼河等河流的開發利用率已大於40%，想起國際公認的合理值，影響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續利用。」一個超古稀的老女人，中共政權的六朝元老，朝朝代代的「紅人」，在副部長、部長任上四十餘年，當今「天大的災難」之時，能反省自我，善意突發，應該算是一件好事。不過，她的兩點表示，實在可笑又可悲！
她說：「犯了一個錯誤」，什麼錯誤？「沒有認識到需要保證河流的生態和環境需求」；又說，在「速度」和「規模」上「犯了錯誤」，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合理值」。這就怪了，不是自欺欺人嗎。錢部長一貫自認為是中國的水利水電專家，許多「真正的專家」也不得不「臣服」的「老太婆」，算是「聞道在先，業有專攻」吧！？在中共黨魁面前說得上話的角色。同時，大家都知道，無論是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還是全國水利水電工程規劃的論證和實施，她的作用舉足輕重，非同小可，是權威性的。據我所知，中國大陸這個行當裡的行政幹部和專業技術幹部都是知道的，也「沒有不怕她的」！尤其不能忽視，涉及到全國大型水利水電工程以及水利水電規劃和開發，中共國務院組織了龐大的水工，水文，泥沙，環保，氣象，航運，漁業，防洪，國防等各類專家；長江水利委員會（原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一個部級單位。原主任林一山，六級幹部，「水利專家」，可以直接與中共黨魁對話的人物）更是專門治理河流，興建發電站，五、六十年如一日研究，規劃實驗，施工（如湖北蒲圻陸水樞紐工程預制塊實驗壩），監理無所不能。
試問錢部長，這些重大的涉及中國大陸民眾命運的工程，不是兒戲，怎麼能夠輕飄飄地犯一個「常識性錯誤」，一個違背「科學性」錯誤呢？任何業內人，只要不聽命於「黨魁的無知專橫」，是根本不可能犯也不應該犯這些錯誤的。十多億百姓的安危與獨裁者的個人意志孰重孰輕，在中國官員心中，其天平總是倒向獨裁者。泯滅良知，讓個人的正義感（如果說有的話）臣服於「黨的利益」。正如《九評共產黨》中所說：「歷史上的中共黨員中，從來都不缺乏憂國憂民的正義人士和願意為百姓做實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這部利益機器中，這些官員是不會有出路的。他們總會在‘人性服從黨性’的壓力下，或難以為繼，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
但是，畢竟老人在見馬克思前有所甦醒，不是死硬不化，而是臨去見馬克思之時，多多少少，勉勉強強也有所醒悟。這使我對這類人的人格特徵和道德操守更有了明晰的認識。推而廣之，讓我看到了中共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和心靈蹂躪到了摧殘人格的地步。
大約是三十八年前，我因個人的事，到葛洲壩工程局招待所去會見水利電力部一位副部長，正好遇見錢正英女士早鍛練。一副革命幹部，馬列老太婆的幹練打扮，一雙「解放鞋」，對襟衣，整潔樸素，讓我肅然起敬。副部長把我介紹給她，她對我報以十分自然熱情的微笑，停下進行中的太極拳，問了我一些水電大學的情況。因為1978年他曾指示我們學校：「要辦成有特色的工程水電學院。」那時，胡耀邦，趙紫陽當政，改革開放正濃。曾派遣中央各部委部長赴歐洲考察。錢正英女士去過歐洲尤其北歐諸國，回國後她曾在「三三零工程局」（葛洲壩集團公司前身）的大禮堂作報告，談訪問觀感，一千多人把不大的禮堂擠得滿滿的。我當時在一所水電工程大學任教，去親耳聽到她讚揚歐洲社會的民主和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中國不知道好多少倍」。她說：「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長，還不如北歐國家的一個普通工人，他們有洋房，有汽車，生活十分優裕，我還沒有呢？」「他們怎麼會革命呢？」當時，我是挺佩服她的。
中國知識份子在近一個世紀與中共打交道中，纍纍敗陣下來，累積了多方面的經驗教訓，逐漸隨著中共的脈搏和臉色而變化自己，化妝打扮自己。如川劇變臉。時而逢迎，時而讚揚，時而吹捧，又時而檢討跪求；對中共的「意見」嘛，充其量是小罵大幫忙，還要點膽量才敢。完全沒有章伯鈞，羅隆其，儲安平老一代知識份子的傲骨，更沒有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新一代知識份子的膽識和勇氣。都成了「花瓶」中的「插花」。招降納叛了的風頭人物都被中共收買和劃歸到各級「政協」之中，「人大舉手」「政協拍手」成了「多黨協商」的標誌。一些老點的知識份子，歷次政治運動受過不少批判，打擊，現在落實政策被「重用了」，補了一曡曡鈔票，其「待遇」正是他們個人追求的理想中的一部分。將如同當年「分浮財」的土匪，地痞流氓的後代——所謂「官二代」，現貨，現錢，現利現得。「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後代都享福」。看看八個「花瓶黨」及其後代就知道，「他們革命成功了，目的達到了」。再看看為了「得而不失」土八路的後代都成了真真假假的碩士，博士，董事長，總經理，「常委」，部長等。政權，經濟命脈都掌握在他們的手裡，家產千萬，億萬，在外國的存款，豪宅無數。他們還會說人話，辦人事嗎？
康德說過：知識份子是「自覺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承擔道義和責任的人們」。哈維爾說得更明白：「知識份子應該不斷地使人不安，作為世界之痛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的權利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他們的謊言的見證人。因此，一切知識份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給他們的角色，也不能屈從與勝利者所寫的歷史。」在共產黨統治下像錢正英女士這樣的人實在不少。他們不是土八路，也不是工農分子，我想，無論前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先生在任時曾作過何等「鬥爭」。他斷斷不可能說些90多高齡，退出政壇若干年後才敞開心扉講的心裏話。據說李瑞環，朱鎔基等退下來後都曾慷慨激昂發表過不少「越軌」「越雷池」的言論，聽起來並非大快人心。我的大學校長，在任時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不但不走樣，左的出奇，創造性很強的，一退休立即變成了「三年早知道」，甚至有了「批評」領袖的膽量，清華大學那位前校長，講起中國不可能產生世界級大學的一番言論，慷慨激昂，何以在位時不敢講！？百姓常說：一恨官員，二恨知識份子，……不是沒有根據的！
縱觀歷史「錢正英女士現象」大有人在，今後還會不斷湧現。於中國以及中國當權者由權貴利益集團為中國百姓服務已毫無意義了！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為堅持真理而殺身成仁的知識份子典型的人格特質和道德勇氣，恐怕在共產黨裡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了！？著名的科學家竺可楨教授1941年在《科學之方法與精神》一文中，對歐洲近代科學精神總結的三點特質：一，不盲從，不附和，一切依理智為依歸；二，虛懷若谷，不武斷，不專橫；三，專心一致，實事求是。我敢說，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三點精神」已死。從客觀上說，是共產黨太邪惡，太狠毒，太殘酷，知識份子的膽整破了，整得你名譽掃地，整的你家破人亡，整的你毫無生存權和條件（斷工資，斷戶口，斷口糧等等），讓你精神崩潰，讓你自己就認為自己是「壞蛋」，是「敵人」，沒了尊嚴。從主觀上講，知識份子確實變了，隨共產黨的統治花樣兒變化，典型的是患了「人格分裂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睜著眼瞎說瞎話症」，這也是中共希望的。
其實錢正英女士說什麼「錯誤源頭在我」不是心裏話，是瞎話，要去見馬克思了，還不敢說「錯誤源頭在黨」，在那個干喊「高峽出平湖，當今世界殊，神女應無恙」的黨魁，魔頭。他們不信神，不敬天，膽敢「截斷巫山雲雨」，切斷中國龍的脊背，只是為了個人「政績」，流芳百世！說謊言維護的又是什麼呢？「心中又忌恨又害怕的黨」。尤其是官僚知識份子，說謊是他們的工作，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是應付官場惡鬥的需要。一句話，他們需要謊言開路，需要謊言保駕，需要謊言掩蓋自己的無能，需要為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留後路。謊言的傷害者是人民，民族，國家的利益所在，生存所在，說謊者不在乎，就不是一般的說謊者，是惡人，是罪人了。這就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尤其黨政中「知識精英」之悲哀，當今中華民族之悲哀！
錢女士所以承認犯了「兩個錯誤」，人之將老，其言也善。可是，中共的官員，承認錯誤又何妨？！多好聽，「交學費」了？民主國家，這麼大的「失誤」，「錯誤」算作學費嗎？個人要承擔法律責任，執政黨，政府要下臺謝罪，相關責任人要受到懲罰，嚴懲的。中共六十多年，千古人禍害死8000萬百姓，要懲罰吧！錢女士有錯，也有罪，但一個肩膀頂不了中共犯下的天大的罪。若良心未泯，乾旱和洪水死難的冤魂不散，你就應該馬上投案自首，你就應該徹底揭發「黨」在中國幾十年來在水利水電建設中（包括三峽大壩）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任憑法律制裁。無情的歷史容不了謊言！也容不了羞羞答答的認錯，不能讓中共溜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