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7月18日訊】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與毛澤東共同策劃與實施專制，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設法維持專制。鄧小平在他自覺精力不濟壽數將盡時，假惺惺地在中共上層說中國應該學習美國厲行民主與法治。他以這番話來表示以往的專制與對民眾的壓迫皆是共黨的制度造成或毛澤東一人主導的，而他本人則是主張民主與法治卻無法改變共黨整體及毛澤東的決策。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毛澤東在世時策劃與實施新封建制度，以頻繁的殘酷鬥爭式政治運動殘害民眾及黨內與他意見不一致的人士，鄧小平都是毛澤東的副手與推波助瀾者。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胡耀邦，趙紫揚考慮到民眾公益應該高於一黨私利而廢除了毛澤東時代的許多錯誤做法；他們是在中共積習難改阻力重重的困難環境中，以實際行動緩慢地增進民主與法治。這與鄧小平維持專制及個人至上的意圖顯然衝突。所以，鄧小平就挾軍力干政，將他們先後罷黜，並立即恢復了毛澤東時代慣用的鉗制輿論和鎮壓政敵的做法。身為中共黨員的著名演員趙丹臨終前中肯地建議「黨對文藝不要管得太死」都被鄧小平怒斥為「臨死還要放個屁」。取締民眾張貼大字報的北京西單民主牆，逮捕魏京生等民運人士，把王若望開除出黨，以及下令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和平靜坐式請願等等，都是鄧小平犯下的無法抹去的罪行事實。鄧小平自知1989年6月4日的武力鎮壓太過暴露了他代表中共私利權力集團的專橫，便詭辯地說是「為了穩定和發展」。既然鄧小平在上述講話中口口聲聲地說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正因為美國的民主與法治所導致的穩定社會環境，那麼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和平靜坐敦促中共從限制特權減少腐敗著手拿出真心實意來推行民主與法治不正是有助於穩定與發展嗎？倘若1989年民眾和平請願的訴求被中共採納，民眾心情舒暢眾志成城，又減少了特權腐敗對穩定與發展的破壞作用，中國大陸的發展無疑會比這三十年更合理更能澤被廣大民眾。這是稍加推理就能得出的結論，鄧小平的詭辯豈能自圓其說。
中共統治集團有一個特點，就是既要幹壞事又要騙取好名聲，希望別人說他們是在做好事。他們早已違背了「聞過則喜」「知恥近乎勇」等古訓。毛澤東為了他的「面子」，不惜將老戰友劉少奇，彭德懷等整死。鄧小平名為離休卻實際掌權後不願後世知道他對毛澤東發了「永不翻案」之誓卻又暗中支持1976年春季北京民眾借悼念周恩來和批判為毛澤東充當打手的「四人幫」，因為民眾是以隱喻方式間接批判毛澤東，而鄧小平的支持反映了他的言不由衷和玩弄權術，有損他已被吹捧成的偉人形象。他居然授意下屬把知道他1989年春季所作所為的幾十名警官騙到雲南省某地開會而全部殺害以滅口。這就產生了鄧小平需要掩飾的又一個罪行，就像說謊的人得用後一個謊言掩飾前一個謊言，但到最後卻陷於無法掩飾的結局。
1970年代末，上海市經委的某工作人員建議仿效臺灣的加工區引進外資，來挽救華國鋒如實承認的「國庫已近枯竭，經濟即將崩潰」之危局。這項建議的做法與中共政府以往的國民經濟管理方式大為不同，上海市委與偽中央政府的國務院都不敢作主決定，經請示鄧小平後國務院召集下屬各部一起開會討論。持反對意見最激烈的是公安部，該部認為上海有一百多年的外國租界史，上海的民眾早已傾心於「腐朽的西方文化」。另外，上海有許多研究機構及四十多所高校，其工作人員有機會接觸外來信息並受影響。舉辦特區後將會使更多人方便地接觸到外來文化與政治信息。這將會葬送中共政權。所以，鄧小平才決定在交通比較方便但文化落後的深圳設立特區。後來，舉辦特區的實驗結果證明了特區較開放的政策與寬鬆些的氣氛不但使得特區生產效率高，而且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因此，中共對於非特區的政策也有所放寬而加速了整個中國大陸的發展。於是中共的宣傳機構便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頂桂冠戴在鄧小平頭上，甚至有人作了一首歌說什麼「1979年那是一個不尋常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祖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可是，最初提出特區設想的那位普通職員卻至今默默無聞，更不用說民眾有許多無法上達也就不被採用的好主意。嚴格地說，在中共新封建專制集權體制下，類似於擁有皇權的鄧小平只是充當了受專制政治羈絆的片面經濟改革的總拍板人而不是總設計師。正因為片面的經濟改革是為專制政治服務的，所以才導致了日益加重的腐敗，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社會矛盾加劇等等多方面的弊病。這固然是中共整體性質所致，但越是專制集權整體，握有權柄的個人操控政策的程度越大；對於以上弊病無論鄧小平是總設計師或總拍板人，都難辭其咎。
這也就是
與民為敵緣自私，
欺世盜名在其次；
倘若真意倡法治，
何不率先棄專制。
中華文明五千年，
古賢大禹拜昌言。
萬民請願促糾錯，
當局怙惡拒改變，
傷天害理作鎮壓，
「六．四」英烈血花濺。
欲蓋彌彰費心機，
歷朝覆亡是殷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