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之傳統教育歷來重道而輕術，因此每為今人所詬病，以為此中國所以於近現代落後於世界之原因。而此種論調大概是五四以來就已有造端。殊不知，這實在是出於對「重道」的不解與對「輕術」的偏見。今者不妨就「重道」與「輕術」於吾國傳統教育淺析一二，庶幾可以為今人鑒。
道德之教
道者，有廣義之道，有狹義之道。廣義之道，雖老子亦說不知其名，雖佛陀惟嘆其大無外，又豈為常人所能窺之。而狹義之道，老子以「無」論之，佛陀以「空」論之，孔子以「教」祖述之。換言之，儒釋道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之主體，釋家與道家是出空入無的論述道的玄妙境界，教人悟道，得道；而儒家所展示的則是道不遠人，無所不包的一面，教人學道，遵道。
所以說，以儒釋道文化傳承為內容的吾國傳統之教育，根本上講就是道德之教。而其中，儒教因以入世間為致學基點而於歷史發展之中影響至大，所以孔子自大唐太宗皇帝封其號為先聖，又歷經有宋，尊為玄聖，及至有明，尊為至聖，哪怕蒙元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亦尊其號曰大成至聖，其年愈久，其號愈尊，而康熙大帝更手書萬世師表之匾額懸於孔廟，以貴素王之尊，以褒孔門之教。
術業之學
術者，有類今人所理解之專業技能。不學則無術，學則術業有專攻。而術在孔門之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孔子教弟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乃知孔教的核心是道，而末節則為藝。所謂藝，也就是各種學問或科目，其內以道為規律，其外以術為表現。可見，術於孔門之教中，則又末節之末矣，而今世教育重於技術之研習的普遍狀態，亦不過孔教末節而已，與吾國傳統教育之大義相去甚遠。而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以為人師者，如今也只是授業、答疑，幾無「傳道」之作用。
重道與輕術
明確何為道，何為術，則不難理解吾國傳統教育為何重道而輕術。所以重道，是因古人以道為根本，一切從根本入手，萬變不離其中。所以輕術，是相對於重道而言的一種形容，對術的學習皆以對道的領悟為基礎，為準繩，為歸旨，從而有的放矢，從而不斷進境，從而技通乎神。
所以，古人輕術，非但不是現代人所以的夜郎自大或菲薄科學，相反，卻是真正的術業之學。而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一直以各種學術，技術，藝術而領先於世，所謂四大發明者不過萬中之四者而已，而吾國之鑄造業，絲織業，印染業，農業，水利，建築，諸多藝術門類，成就之輝煌，直至三百年前仍讓世界為之引領。
教育危機與轉機
至於此後三百年間，吾國術業之學的不進則退，卻恰恰是因為此間教育之政對道的偏離，乃至拋棄！時至今日，中國之學堂已淪為政治洗腦基地，而中國人走過了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的時代，走過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走過了負笈遠遊，海外鍍金的時代，回看中國學堂在與政治洗腦併進的應試教育之衝擊下，連術業之學也談不上，更遑論道德之教！而今日教育危機之種種足見舍道德之教以為空言，重術業之學以為實用，實在是一種誤人誤國的短視，久之連學以致用亦成空談。
然而，古語云：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吾國文明臻於盛極的北宋，大儒們提出「明體達用」，可謂是吾國傳統教育之總結。所以趙普自謂不知書，而能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胡瑗使弟子先學《素問》，待其洗心向道，方取聖賢之書次第教之。這些故事今人讀來，未免存疑，以為《論語》大抵修身之事，與治國之鑒相去甚遠，《素問》不過養生之道，與致學之逕不相關涉。卻不知古人讀《論語》，學《素問》者，非是老死章句，拘泥形跡，而是探求其道，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能應機權變以達用。
故而今日致力於教育者，務求以道為本，以術為用，以文為輔，再立道德之教，兼設術業之學，而後可以致人才之盛，而後可以談國運之數，而後可以言天下之治，而所謂民族之復興，文明之傳承，全在道德之教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