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的詩歌閃耀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整個歷史，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後世詞人所推崇。
不管是《長恨歌》、《琵琶行》，還是《賣炭翁》、《憶江南》，這些名篇我們從小耳濡目染，在記憶的深處留下了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象，可以說，白居易的詩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當之無愧的國之瑰寶。
清•佚名《白居易》
可是，隨著我們對史料的不斷解讀，逐漸走進那個歷史上最真實的白居易，縱觀他的一生，我們發現，白居易最引以為豪的，不只是他的詩歌，更多的在於他在法學研究上的成就，但是由於他的文學光輝過於璀璨，白居易影響一時的法律思想就稍顯黯淡。
本著對史實的執著追求，今天，我們揭開歷史的迷霧，走進那個在古代法治領域踽踽獨行的鬥士，還歷史一個更真實、更完整的白居易。
宦海浮沉的唐朝最高法官
法律與政治，一般是不分家的，白居易與法律正是在他仕途中的政治夢想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生於中唐代宗大歷七年，德宗貞元十六年第高郢榜進士，貞元十八年登書判拔萃科，歷任校書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憲宗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以後又任刺史、太子少傅等職。
在他生活的75年中，李唐王朝由安史之亂引起的衰敗仍在發展，長期兵連禍結造成的社會動盪日趨嚴重。社會的政治、經濟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對中唐士大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白居易顯然也不例外，白居易官終於刑部尚書，也就相當於今天的司法部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可謂是唐朝最高法官了。一生中，白居易曾長期從事司法實踐工作。官場的浮浮沉沉，使詩人對唐代的律令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思想。
並且，尤為使人稱頌的是，他在法律思想方面的議論豐富而精闢，許多言論是發前人所未發。可以說，這些法律思想對於中國法制的發展，特別是唐朝律令的發展，許多都借鑒了白居易的思想，其影響力遍及整個封建法律的歷史。
禮法結合「刑」為先
作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有一大獨有的特色，就是「禮」與「法」的結合，及強調法律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但是更重視道德的力量，即所謂的「德主刑輔」，「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道德的力量更重於法律的力量，這是古代社會實施「人治」的重要理論基礎。
唐朝把德主刑輔奉為法制指導思想，縱觀歷史，很少有人對此思想提出質疑。然而繼承了儒學思想的白居易從唐中期社會政治形勢出發，卻提出了「刑禮道迭相為用」的思想，主張刑與禮應交替作為統治的主要手段，把「法」上升到與「德」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
白居易曾對「禮」與「法」的關係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白居易認為，法律只能禁止人們為惡；禮教只能防止人們產生不良情緒;道雖然能使人修身養性，卻不能禁止人為惡。所以各有各的用處，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改變人的性情，達到治國安天下的目的。
所以，用普通農民的農活打比方，刑罰法律用來開荒，德禮教化用來種植，而道德無為用來收穫，用處各有不同，在不同形勢下應分別應用
既然治國如農耕，法律是開墾荒地的利器，自然而然地被放在就是治國中的第一位，這就有別於傳統的禮法思想。
傳統的理論都講「出禮則入刑」，禮教與刑罰雖各司其職，但也是「先禮而後刑」，而白居易卻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像法律這樣的「醜話」應該說在前頭，強調刑罰對於推行教化的作用，刑罰被當作是施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禮教淪喪要靠刑罰來撥亂反正，而禮教復歸也靠刑罰來推動。
這樣強調「法治」的言論竟然是從一個飽受儒家學說熏陶的詩人提出的，這在兩千年的歷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這也是白居易法律思想的獨到之處。
提高法學地位，多培養法律人才
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藩鎮割據、朋黨傾軋和宦官專權，使唐王朝固有的法律根基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雖然唐代前期設立各項制度，訂有種種規定，但到了此時，均已基本形同虛設，士大夫普遍輕視法學，視為刀筆吏術，司法人才奇缺，認為從事法律行業有辱身份，進一步導致社會法治的衰落。
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有見識、有遠見的士大夫提出了匡救時艱、改革弊政的主張，認為首先要提高法學的地位，選拔法律人才。白居易正是該觀點代表人物之一。
白居易認為，當時國家政府威信掃地、百姓道德淪喪，是「朝廷輕法學，賤法吏」的緣故，要改變這樣的亂局，必須更加重視法律的作用，要想讓法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就需要一大批優秀的法律人才推動整個國家法律制度的發展。
那麼，如何解決該問題呢？白居易認為，應該「懸法學為上科」，提高律學生的地位，提高明法科舉士的地位。
也就是說，要在科舉考試的時候，加大法律內容的比重，通過這種形式，使整個國家的人才更加重視學習法律。同時提高法律職業的升值空間，讓當時的法律專業畢業生，也就是明法科的士子分配到更好的崗位，使更多的優秀人才湧入法律行業，這樣整個國家的法治水平都會有極大的提高。
詩情話法律，更添無數精彩
白居易確實是一個現實主義詩人，他關注廣大的平民百姓，切身體會民眾痛苦，力舉革新，努力替國家分憂，他的所作所為，無不是為天下著想，替蒼生祈福。
智慧要求白居易飛升，而生存、發展所依附社會狀況卻一次次地將他拉回現實，這就是蘇東坡在《水調歌頭》中所說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吧。正是關注民生、報效家國的偉大情懷，成就了白居易的法律思想，這種思想超脫於法律之外，形成白居易獨特的文化精神，成就了千秋的詩情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