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齡人，都是參加過「建國」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鬥爭的人，如今白首相聚，「憶舊」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他比我幸運，我們雖然年庚相同，但是因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參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離休幹部。他不但躲過了反右運動一劫，而且先後當了縣委書記，黨校校長。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沒有打一個右派，後來在胡耀邦時代，還做了一個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經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錯案達到7700人。他所在地區的右派完全一風吹，沒有遺留一人。許多疑難死案，在他親自處理下，得到平反。他被當地的人稱為「青天」。他在調離該地的時候，消息不脛而走，自動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餘人。但是，說起反右來，對於反右運動，他說，有些人，確實沒有打錯，比如，那個葛佩琦……他要殺共產黨人……
的確，反右運動的第一槍，就是射向那個「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響、最臭的大右派！
那麼，「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錯沒有呢？
幸好我專門寫過《千古奇冤葛佩琦》，對於葛佩琦的冤案還能夠說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與眾不同地方是，他所謂「要殺共產黨人」的話，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誣陷、栽贓、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無中生有地報導說：葛佩琦講「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轉載《人大週報》的文章時，再錦上添花說：葛佩琦講「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3)1979年10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在政治學院講話時，再加了一碼，說：有一個葛佩琦就說：「要殺掉成千成萬個共產黨。」
在毛澤東的親自掌控下，一個全國最反動最典型的右派份子葛佩琦，一個要殺「成千成萬個共產黨」的原國民黨少將軍官葛佩琦，閃亮登場，為發動反右運動取得了合法性正義性，為動員全黨全國向右派份子反擊打開了突破口。
可是五十一年後的現在，2008年，我們不妨作一個假定：當時，真是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國民黨少將，並且在中共邀請「鳴放」的會議上，確實發表了「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樣殺氣騰騰的「意見」，而毛澤東卻能夠心懷「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的雅量，兌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承諾，把這些逆耳忠言、苦口良藥當作執政者的警鐘，不發動反右派鬥爭，那麼經歷過、見證過五十一年來歷史的我們，保存的就不是現在這樣的記憶，五十一年之後的今天，更不會發生「6.28」貴州瓮安群眾縱火焚燒公安局，「7.1」上海楊佳隻身單刀闖入閘北區公安分局捅死6名、捅傷4名干警保安，這樣匪夷所思的不幸事件了。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這些悲劇不但不會發生，毛澤東主政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都會以別樣的面目呈現在今人的面前。這就應了現在網上被廣泛複製流傳的1946年3月30日重慶《新華日報》的社論《一黨專政，遍地是災》。
葛佩琦，一個最反動的右派，一個右派的典型，一個歷史符號。既然連上面我說到的那位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來龍去脈，那麼，我建議編者把我2005年發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發表。
被打過右派的雜文家邵燕祥為朱正所著反右運動史《1957年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寫的序言中說：「右派和廣大知識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鬥爭的失敗者。然則，反右派鬥爭是一次沒有勝利者的鬥爭。據說，毛澤東晚年曾向身邊工作人員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一次沒有勝利者的反右派鬥爭的歷史該由誰來寫呢？」
邵燕祥的話，不乏雜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內外寫反右運動的大部頭書，筆者讀到的還有葉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禪機：苦難的祭壇1957》，丁抒的《陽謀》，納拉納拉揚•達斯的《中國的反右運動》。朱正身入右林，時為《新湖南日報》記者，自然有刻骨銘心的感受；葉永烈1962年畢業於北大化學系，看到過那些低頭耷腦可憐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兒子，嘗過「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級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生，在文革中更看到過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審判臺的情景（《陽謀》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國），所以他們都是從不同角度見證過歷史的人。至於那位英國人達斯，根據查閱中國報紙而寫出的博士論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觀火了。
筆者今天寫葛佩琦，當然也獲益於這些著作。他們留下了信史。
「離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認為被戴上「極右派份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三頂帽子的葛佩琦是一個「離奇曲折的冤案」。這個「離奇曲折」真是難以概括。我希望能夠簡捷地予以轉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頂級右派，但是他們，還有其他的被定為右派的人，誰都沒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囂：「可以打倒你們（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只有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敢於這樣叫囂過。
因此，他成了罪大惡極的右派。他如此瘋狂的反動言論一經《人民日報》揭露，為反右派運動火上澆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與眾多右派相比，葛佩琦還有一項殊榮：他是欽定右派。
什麼樹上開什麼花，什麼階級說什麼話。葛佩琦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少將軍官，自然對共產黨懷有刻骨的仇恨，因此這不過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動階級」本質而已。
在1957年，我對葛佩琦也只知道這麼一些。1960年我大學畢業，戴著右派帽子，分配到東距青島100公里的平度縣一中當教師。到了平度，我到縣圖書館翻查民國版縣誌，無意之中發現，有一個葛佩琦，列名於平度縣考進北京大學的學子中。我再打聽了一下，證實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來我來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鄉。除了同病相憐，還多了這麼一層關係，增加了我對葛佩琦的興趣。
1957年，「無名英雄」葛佩琦名震全國
在中共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塑造了許多深入敵人龍潭虎穴的地下情報人員。他們當之無愧地是「無名英雄」。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機智勇敢，他們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鬥爭，他們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險，終於以赤膽忠心完成了黨賦予的「偉大而光榮」的使命。他們受到青年人狂熱的追慕。
1949——1950年我還是上海新建中學的初中學生團員。我們學校有地下黨員十幾人，而且主要是學生。面對那些「解放前」入黨、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師、高中同學，我是從心底裡對他們有無限的羨慕與敬意。他們都是我心中的無名英雄。
但是經過作家典型化處理過的「地下工作人員」形象，和現實中的人物實際遭遇，存在著巨大的錯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學有一位特別出風露頭的地理老師，其姓名我已經淡忘。他擔任教師工會主席，每有集會，他總是上臺發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們都以為他是積極份子。那時，學生對於積極份子的老師別有一種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時候，不拿課本，口若懸河，而且一筆畫出某個國家或省份的地圖，形狀逼似，所以聽他講課是引人入勝，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頗受學生欣賞的地理教師，至今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想著他。
1951年上海鎮反時，有過兩次一夜逮捕萬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個深夜裡悄悄地被捕了。那個晚上，是一個紅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萬餘人。被捕後，對他的情況大家一無所知。三十幾年後，我到北京拜訪當時學校的教務主任、黨支部書記、後來調京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教材編輯室主任的蘇壽桐先生，回憶起這位地理老師來，蘇先生對他仍然懷有敬意，讚賞他的才能。蘇先生說，這位地理老師曾經是黨員，蹲過監獄。他只上過初中，在監獄裡他只有一本地圖冊可讀，他就利用蹲監獄的機會把這本地圖冊讀得滾瓜爛熟，日後成了一名優秀的地理教師。
他擔任過中共安徽省特派員，和任弼時頗有私情，所以，當任弼時去世時，他還特地書寫了輓聯寄往北京，表示弔唁。那副輓聯還是他請蘇先生書寫的。至於他被捕之後的下落，作為學校黨支部書記的蘇先生也不知道。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講師葛佩琦的經歷，自然比我的這位地理老師要離奇曲折得多，而歷史地位、貢獻應當更為顯赫，最後，當他的冤案獲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後，還獲得了身前身後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師下落不明，要幸運得多。
葛佩琦本來應當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軍人物，轉而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抗日時期，策反了大批偽軍起義，「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保安長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負責新聞宣傳全責，官至少將高位，可以探知東北蔣軍的全局情報，縱橫捭闔，游刃有餘。他提供大量極有價值的軍事情報，為遼瀋戰役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經歷足以編出一部曲折驚險的電視連續劇。我想，當毛澤東、周恩來讀到那源源不絕的東北國軍的情報的時候，不會不瞭解他們安插在那裡的一位高級情報員。所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如果沒有這些高級特工，他哪能有這些神話？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為他是革命的傳奇英雄、共產黨的功臣，而是因為他成了全國討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這是一個公認的分水嶺。這一天，毛澤東下達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指示。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所謂「釣魚」、「誘敵」、「引蛇」，這些都是毛澤東在發動「鳴放」時的專用名詞。在他眼裡，知識份子中潛藏了一大批「魚、蛇」，他們都是「敵人」，需要用計謀把他們引誘出來，釣上鉤。
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向黨內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並且連「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5、426頁）的指標都確定了。一場驚天動地摧枯拉朽的殲滅戰進入了倒計時，他只等著收容戰俘了。比起兵敗如山倒的蔣匪軍，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就更不堪一擊了。
現在，毛澤東正在竭盡全力，組織各級統戰部宣傳部召開知識份子的大鳴大放會議，把「敵人」引出洞穴地堡，掉進他布設的八卦陣，火力網。我就讀的山東大學的教授束星北，從青島到濟南參加山東省委宣傳部的會議是一例，這個葛佩琦參加人大教師座談會也是一例。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標，各級統戰宣傳部門，都在忙忙碌碌地動員、勸說知識份子打破顧慮，大膽鳴放，幫助黨整風。
5月24日人大黨委兩次發給葛佩琦書面通知，要他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葛佩琦說：「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做出任何答覆，為什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像這樣苦口婆心好話說盡、好事做盡的黨委，豈止一個人大！
為了打消入會者的顧慮，使大家踴躍發言，黨委書記說：「黨的政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且他還補充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方針。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產黨會喬裝矇騙國民黨，卻不懂得共產黨還會喬裝矇騙老百姓和知識份子。
3天後，5月27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刊出了葛佩琦的發言。葛佩琦作為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豈能沒有意見？所以他的開場白別有潛台詞：「我過去在黨裡面混過一個時期，對黨裡的事多少還知道一些。」一個「混」字包含了不盡的辛酸苦澀。
葛佩琦在會上根據幫助黨整風的意願，就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方面，給黨委提了一些意見。
但在《人大週報》刊登的葛佩琦發言中，有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在那個時候，對共產黨說「打倒」、「推翻」、「殺」這些詞，聽到了也會嚇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說此話出自自己的口。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上刊載的自己的這個發言，感到非常驚訝後怕，因為上述這段話歪曲了他發言的原意，不是他說的。當天下午，他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要求更正。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接見了他。當時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著《人大週報》上登的那段話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副校長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查證這個誣陷的由來，也無法查證聶真副書記是否與聞其事，不過可以推想聶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這是「無意誣陷」，聶真他能夠「更正」嗎？葛佩琦更沒有料到，不但《人大週報》沒有給他「更正」，而且4天後，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5月31日的第七版，發表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顧實際，斷章取義，橫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續貂，拔高成了反共言論。編輯用了一個長長的提示語作為標題，以示醒目。
原文為：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標題）然後在這個小插題之下，說葛佩琦論述了這樣一些話：
我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汽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物資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哪裡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養豬……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是歡迎他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這是組織給他的任務。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轉引自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隨後，《人民日報》在6月5、6、7日天天都發表了批判葛佩琦的文章。8日，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為標誌，毛澤東發布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總攻擊令，同時在第七版又發表了一篇批判葛佩琦的3000字的長文，其中摘錄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論」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說：「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然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群眾為什麼不敢信任共產黨呢？因為群眾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流過血流過汗的人關在大門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黨給媽媽來信稱同志。這些事例說明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此等等。
時間是一位冷面法官。葛佩琦的這些話，如果等到今天來說，即使在某個正式場合，恐怕吹不皺一池春水，但在當時可是大逆不道的誹謗攻擊。
直到這一天，葛佩琦才知道，《人民日報》已經向他重炮連擊。他糊里糊塗地過了這十來天。
葛佩琦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段話。《人大週報》刊登的我那個發言的全文中，也沒有這段話。這段報導純屬捏造。我看到之後，當即給《人民日報》寫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這封信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
六月八日你報七版刊登的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這段報導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應改為「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1957年6月9日
我們已經永遠無法查證《人民日報》根據什麼發表如此誣陷一個公民的文章，不過，倒是可以推想。容我另文陳述。《人民日報》自然不會發表葛佩琦的更正信，而且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每天最少發表一篇批判、痛斥、抨擊頭號「反共分子」葛佩琦要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臺的文章。他已經成了眾矢之的。其作者有勞動模範、復員軍人、普通農民、大學教授、大學生，甚至於德高望重的馬寅初先生也要出來「發表些意見」，那真是同仇敵愾，口誅筆伐。在右派份子中，葛佩琦幾乎成了天字第一號的大壞蛋。他的知名度名列右派前茅。
畫鬼容易畫人難
韓非子有一個有趣的美學觀點。他說畫鬼容易畫人難。在政治運動中，為了斗倒斗臭那些牛鬼蛇神，人們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妖魔化，把對象極盡醜惡之能事。中共真是把韓非子的美學發揮到淋漓盡致、出神入化的佳境。葛佩琦和胡風分子阿壠一樣，是中共的高級軍事情報人員，從抗日時期到國共內戰時期，一直「戰鬥在敵人心臟裡」。關於葛佩琦的歷史，因為本文寫得實在太長，筆者只引用當時《文匯報》上的批判他的時候發表的文章，請大家從反面去領會，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動面目」。若要知道詳細梗概請讀他本人寫的《葛佩琦回憶錄》。《文匯報》的文章如下：
「原來，葛佩琦曾經做過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議，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畢業，以後流亡到洛陽，一度參加共產黨，不久被清除出黨，就投奔了國民黨反動頭子胡宗南。由於他知道共產黨的內幕，又積極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歡心，做官一帆風順。抗戰勝利後，又在東北任國民黨中宣部東北新聞通訊處處長和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政治部二組少將組長，在瀋陽時，他曾經組織山東同鄉會自己擔任主席。這時，更露骨地表現了他的反動言行。他以山東同鄉會名義發過通電給他的主子蔣介石，請求討伐魯鎮‘共匪’，請求制止其他地區的‘共匪’進駐山東，還給當時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打電報，要求限期肅請‘姦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給毛主席發過電報，內容是‘停止赤化山東’。從這裡反映了他的反動立場是多麼明確。一直到今天，他的階級立場並沒有轉變。」（引自《反右派始末》）
有了這樣反動的歷史，葛佩琦從過去到現在，完全變成了一個惡鬼。葛佩琦被戴上了三頂帽子，判無期徒刑。這可是實實在在的三座大山。這在反右派的當時也是極為稀罕的情況，可見毛澤東對他真是恨入骨髓，只差食其肉，寢其皮了。這個問題我將另文還有陳述。
走筆至此，筆者我忽發奇想，想入非非，如果48年前的那一場整風運動，果真像《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所說的，是作為建設民主政治的「探索」，真誠地向既定目標前行，目標對準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把葛佩琦們的詛咒、漫罵、攻擊、諷刺全都當作苦口的良藥，逆耳的忠言，坦然善待，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將會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堅強的偉大的政黨，甚至於國際共運的歷史也可能改寫，不幸的是歷史的列車，在一剎那間，被喝醉了酒的扳道工引向了歧途，所以使作為手下敗將的連戰、宋楚瑜到大陸朝聖，反而叫人有衣錦榮歸、滿堂喝采的感覺。打右派固然是右派們的災難，但對於誓言要救治中國的共產黨來說何嘗不是更大的致命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呢？！所以今天中共對於反右這樁歷史冤案才諱莫如深。
以反胡風和反右派為標誌，中共走上了專制獨裁的不歸之路。
不過，葛佩琦之所以有這些感悟，是因為他有失路之痛，被潮流拋棄，沉入到了水底。如果他像那些功德圓滿的情報高手，等到了革命成功，論功行賞，封官晉爵，登堂入室，也就不會有這些牢騷怪話氣話刺話了。
至於中國共產黨當然不是像白皮書所說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實現大多數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我們可以查一下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一大黨章以及後來各個版本的黨章就可以瞭然。它的基本目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
離奇曲折的改正路
葛佩琦這位1938年入黨，做了12年地下工作的老黨員，在他為之奮鬥、獲得了「解放的明朗的」天空下，坐了18年紅色監獄。他先被判為無期徒刑，1975年減為18年，沾了特赦戰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頂夢寐未求的「戰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運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
我不必詳細地敘述葛佩琦那離奇曲折的改正之路了。我只交代結果。直到1983年北京市委組織部才發文宣布給他恢復黨籍，1986年北京市委辦公廳才發文給他宣布右派為「錯劃」。我們這些曾經經歷過「改正」的人，應該還記得，絕大多數右派在1979年就「改正」了。那麼，葛佩琦走過的這條「改正」路是何等的離奇曲折漫長就不難想像了。
這是因為「改正」右派的工作，雖然有文件依據，但是整個過程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葛佩琦的「改正」問題，最後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是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4月2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訪」。由於胡耀邦的批示，親自過問，這才為他打開了綠燈。這段佳話，葛佩琦寫了一篇文章《總書記批閱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來信》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曾經任過毛澤東的秘書、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最近著文，記錄胡耀邦的政治遺言，說：「一個不圖自己任何私利，傾注全身心血和才智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家富裕強盛起來的人，一個平反了千萬冤假錯案的人，最後自己卻被潑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污泥濁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謂‘民主生活會’壓力下黯然下臺的領導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這其實還是因為沒有從「人治」轉化為「法治」。正如束星北所說的「我們的命運操縱在掌權者手裡，掌權者如果好，我們就好，掌權者如果壞，我們就壞。」
人們說政治就是一局骯髒的齷齪的遊戲。毛澤東是中國的馬基雅弗利，集黨國大權於一人，把陰險狡詐、口是心非、背信棄義、殘暴無情玩弄得得心應手，嘆為觀止。在反胡風運動中毛澤東對於阿壠的誣陷，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對於葛佩琦的誣陷，真是令人齒冷！
但是，無論是對阿壠，還是對葛佩琦，毛澤東都是坐在中南海裡，好如野鶴孤雲，來去無蹤，一字不著，盡得風流。白臉相公都是《人民日報》。
今天的年輕人和未來的年輕人，你們相信這個「革命故事」嗎？即使有豐富想像力，大概也難編造出這樣離奇曲折的故事來。
葛佩琦生於1911年，死於1993年。如果他健在於世，看到今天中共的腐敗，不知他是否還要為自己辯解？如果毛澤東轉世，是否會放他一馬？據說，他是欽犯。
（附記：本文有兩個推論沒有述及。第一，《人民日報》給葛佩琦錦上添花加上的話應該是毛澤東的手筆；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級特工身份，毛澤東、周恩來應該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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