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15-04-26 00:17:45作者：
蔣緯國(網路圖片）
親眼看到蔣中正等親人
10月31日是中華民國先總統蔣中正128歲誕辰紀念日，蔣中正之子蔣緯國生前曾接受臺灣媒體採訪談到他的瀕死體驗。他說，親眼看到他的父親蔣中正。蔣緯國說他不是夢見，而是清清楚楚看見父親坐在旁邊。「我一看到父親坐到我旁邊，我就告訴他，我說我很高興，又能來到你的身邊來做事情了」。父親蔣中正說：「孩子，你不要說傻話了！你要回去的。」過了一下他又說：「你還有沒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須回去的。」
蔣緯國（1916年10月6日-1997年9月22日）曾經因一場大病險些離世。他生前在1994年接受臺灣《時報週刊》專訪時，首次對個人身世、情感和家庭進行了剖析，還透露了一些蔣氏家族不予人知的內幕。下面就是這次訪談的實錄：
醫生教我不要握手 免得受到細菌感染
記者：可否請蔣將軍談談你臥病時期的感想，和你遇到的種種「奇遇」？
蔣緯國：這次，我要感謝老天的事情太多了！現在醫生叫我不要和人握手，剛剛握過了手，等會兒我就要去洗手，「洗手不幹」了！哈哈！（蔣緯國一面爽朗地笑，一面還拉開嗓門呼喚朋友進來，他的面容雖然有些清瘦，但是神情還是和過去一樣明快開朗。）因為醫生怕我和人握手之後，受到細菌感染，所以，不准我和外人握手。
這次有幾個醫生發現，不僅他們不懂，連文獻上面也沒有，這次給我治病的人，都是一些國寶級的人。他們說，這次要不是神的意旨和誘導，我們怎麼會選擇這個方法，等到我們選了這個方法，才知道選擇是正確的，光是這樣選擇，就讓人覺得這是神的意旨，證明另外一條路是錯的，但是還好我們沒有那樣選，因為臨床證明那條路不能走。醫生告訴我：「你要是開刀再晚了十分鐘，就無法可救了，若是心臟被破壞了，我們醫生就無法可救了。」
還有一個，醫生說：「你腎臟也被破壞了。」在幾次洗腎之後，醫生為我驗血，發現好幾個項目，都在上限和下限之間，每個項目都是合乎標準。他們說：「我們做醫生以來，作洗腎的只有越做越勤，可是，我們為你洗了幾次腎之後，卻證明你的腎已經恢復到可以不洗腎了，本來洗腎的目的是在腎臟沒有出血的功能時，改由人工來洗血，結果，檢驗證明你不用洗腎了，連我們醫生都覺得奇怪啊！像這種發展要不是神給你的，我們作醫生的怎麼有辦法？」
這是我遇到的兩個最重要的關頭。
記者：你病發時的情形可否請你回憶一下？
蔣緯國：我是去年（1993年）12月25日的下半夜，想起來上廁所，沒想到從床上一起來，就覺得腳趾發麻，走到房間中間就倒下來了。我的決心就是放棄小便，從地上爬回床邊來打電話。
那天，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把我家裡的幫手，就是佣人叫醒。他就一個電話把我內人叫醒，再一個電話把我兒子叫醒，第三個電話他就打給周醫師。我那天只跟我的佣人說了兩句話，說：「我不行了！」但是，他能夠先想到打電話給周醫師，第三個電話就打給周醫師。
周醫師就告訴他：「你的家裡有一種降血壓的藥，叫‘托瓦達特’，你先給蔣將軍吃一顆，叫他咬碎了以後，擺在舌下。」人趕快送過來。那是26號的清晨。我的這位幫手，人非常機靈，而且英文也很好。這位年輕人，他才二十多歲，他幹嘛要到我這裡來，到人家家裡去伺候別人？他是隔天來一次，另外的一天他還有工作，否則我也養不起他。
這天千巧不巧，我的司機那天休假，但是剛好我另外請了一個人，他叫陳志強，他有輛私人小轎車。他是一個長得很帥的年輕人，他就用他自己的車子，我內人坐在前面，我兒子跟我家的一個廚子，把我抬上車子，把我送到醫院。
那麼又是千巧不巧的，26日禮拜天是補假一天啊，三個榮總醫院，臺北、臺中和高雄的榮總頭牌的醫生約好了在桃園打高爾夫球。臺北的幾個國寶級的醫生都不在，他們也約了周醫師，就是周嘉裕。可是，周醫師那天要趕一篇論文，準備出國去發表，所以他沒有去臺中。他知道誰是住在旅館的，誰是住在哪裡的，誰是身上帶著呼叫器的，一個一個把他們叫回來，連夜趕回來。第二天上午他們都趕到了。
會診之後就昏迷了 如不開刀必死無疑
當我送到榮總，先做各種應做的檢查。當時醫生就判斷有幾種可能，其中有一種最嚴重的，是心臟出來的大動脈的剝離。當時，該做的檢查工作都做了，等到那幾個大醫生一趕到，就討論開刀的問題。
包括開刀的醫生和開刀房問題，周醫師都已經準備好了，就等會診；若是決定開刀，就立刻開刀。
我被兒子抬上車子，腳趾頭的麻木開始往上走，等我被送到醫院，麻木已經到了膝蓋。當我推進急診室，我都還很清楚，我在床上等著，旁邊有房間有走道，這個走道旁邊躺的都是人。那位周醫師早就準備好了，到了之後就被推到檢查的房間，就這樣很快地爭取時間。等一些大醫師會診之後，就決定要不要開刀。那時我就昏迷了，給我做各種掃瞄、檢查啦，我都不知道。
那時醫生告訴我家人，不開刀的話，是必死無疑；開刀的話，大概只有一半的希望。我兒子聽到就說：「那還是立刻開刀，如果不是這樣分秒必爭，那必死無疑。你們只有二分之一的把握，我但願是押這邊的二分之一，如果決定要開刀，那就馬上開。」
我身上的衣服都已經換了，開刀的準備都做好了，醫生一決定之後，馬上就被推到手術室，連一分鐘都沒有耽誤。後來醫生說，若是再晚個十分鐘到一刻鐘的話，那就沒辦法救了，當時就從這個地方（蔣緯國在胸前作一個手勢）鋸開，「修理內部」。
先找到剝離的源頭，再一路看看剝離發展到了什麼地方。這兩頭一止住之後，再來修理中間。這一打開之後，證明是大動脈的剝離，所謂動脈的剝離是指血管的內壁裂了一條縫，所以，本來血管裡面應該流的量就不夠了，也就是各部門都跟著缺氧了，剝離到哪裡，那裡的器官功能就被破壞了。
動脈剝離直到頸部 手術之後血壓不穩
手術完成之後，血壓還一直不穩，就像我們這樣談話，醫生都不願意，主要是我談話之後，我血壓就高起來。跟你們談完，我還要量一量血壓，要是血壓高起來的話，有一粒藥，降血壓的藥馬上要吃。
當時，內科和外科都很緊急，後來我做了頸部檢查。我相信你們在看武俠片的時候，人家一掌若砍在這個地方（蔣緯國將軍指了指頸部），人就昏迷了，這裡頭就是兩條大動脈，如果壓扁了，一下子腦子就缺氧昏迷了。醫師為我做了一次超音波掃瞄，結果發現我的頸部血管，沒有跟著年齡而老化，還在30歲左右，醫生認為就是這個救了我的命。
但是，這個又是神做的決定。固然這是因為我平日好運動，做各種頸部的運動，從小鍛練身體，但是，誰教我這樣子做呢？就算父親教我這樣子做，也不是成天在我旁邊啊！
醫生發現你有這樣好的兩條動脈，結果動脈的剝離到這個地方，就停止了。所以，他們經常問我，你現在覺得思想怎麼樣？我說我清楚得很，就是你把我弄昏迷了，我還是清醒的，只是不痛了。我頭上三天用了大量的止痛藥、麻醉藥和安眠藥，但是還是看得見、聽得見，頭腦還是保持清醒，不然就是命救了，可是也變成植物人了。
我不是夢見 而是清清楚楚看見蔣公
記者：前些時，你曾經對媒體說，蔣公曾經在你病中來「看」過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是確有其事？
蔣緯國：我不是夢見他，而是清清楚楚看見他坐在旁邊。是開刀之後，頭上的三天三夜。當然你們一定會說這是一種幻覺，但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無從證明；但是對我來說，這是一清二楚的，確確實實的。因為我一看到父親坐到我旁邊，我就告訴他，我說我很高興，又能來到你的身邊來做事情了。他說：「孩子，你不要說傻話了！你要回去的。」過了一下他又說：「你還有沒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須回去的。」
又過了一天還是兩天，他又說：「你放心，你一定會回去的，我會陪你一直到你脫險為止，你放心好了，你會回去的。」
記者：蔣公來「看」你的時候，是穿什麼樣的衣服？
蔣緯國：就是平常在家裡穿的衣服。
那時，我小的時候從小都很疼我的都來看我了，連國父也趕來了，父親看到國父（孫中山先生）來了，就要站起來，國父就按住他的肩說：「我還有要緊的事情，就要走的。」又說：「緯國怎麼樣？」父親說：「已經沒問題了，先生請放心好了。」戴季陶先生、吳忠信先生、朱執信先生都來了。何老伯沒有來，可能太忙了，不曉得在忙什麼，哈哈哈！
記者：病中，令堂有來「看」你嗎？
蔣緯國：她有來，但是沒有走到我身邊，老遠地看著我，他們多半是悄悄和我父親在講話。戴伯伯來了，他來的時候很神氣，後面跟了一個白衣大士，我們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觀音大士。戴伯伯跟我講，當胸在最痛苦的時候，你只要念觀音大士的六字真言就可以了。這六字真言，就印度文來說，就是不可侵犯的意思，這是從前戴伯伯告訴我的，因為他是研究梵文的。
我這次生病不只是開一次刀，胸腔一共開兩次刀，第一次手術過了幾個鐘頭之後，發現心臟漏血，再打開一次，從腿上取得血管，作心臟導管，另外裝了一個同步器。
後來手術完了後，中間隔了幾天，其間有三次心臟停止跳動；幸虧那時有體外的同步器。現在我是裝了一個體內的同步器，體外的同步器有各種的監視器，可以一直監視著心臟的狀況。當我心臟停止跳躍的時候，又有一個奇蹟。因為心臟停止就血流停止，一個人要是悶上兩分鐘，人就要被悶死掉了。其實我當時是四分鐘。等到恢復了以後，醫生認為命救了的話，會有三個後遺症：第一，我會失音，不能講話；第二，我會半身不遂，下肢不能走路；第三，我必須一輩子洗腎。
可是，我都沒有發生這樣情形。醫生說，這若不是神賜給你的福，實在是令人很難解釋。
什麼是瀕死體驗？
「瀕死體驗」一詞，是1975年做瀕死研究工作的美國內華達大學教授雷蒙‧穆迪（Raymond A.Moody）提出的。穆迪博士在對100例瀕死體驗的病例進行研究後，寫成了《生命之後的生命》一書（Life After Life，又譯：瀕死體驗訪談錄）。此後對瀕死體驗進行研究的科學家越來越多，1978年，國際瀕死體驗研究聯合會成立，成為瀕死體驗研究者交流和支持的平臺。
美國1983年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調查，該調查報告顯示約有5%的成年人曾有瀕死體驗。雖然這些體驗在人類歷史一直有發生，但只有在最近30年，人們才敢於自由地討論它，並談及體驗對他們生活的影響。許多文獻中報導，有瀕死經驗的人，常常因此而完全轉變了對生命的態度和人際關係。他們也許仍然害怕臨終的痛苦，但卻不再對死亡本身產生恐懼。他們變得比較寬容和有愛心，對精神價值或智慧之道也變得比較感興趣，而且通常是對共通的精神價值，而非任何一種宗教的教條感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