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期間於山西忻州遇害的邸松（赫伯特·狄克松）牧師夫婦在1898年於英國與自己的四個孩子最後的合影（圖片來自《南方人物週刊》2011年5月《尋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記》一文）
下面這篇史料，選自英國傳教士愛德華茲醫生的《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山西傳教士》一書。他是一位在中國山西傳教、行醫十八年之久的新教傳教士醫生，曾參加過山西賑災工作，對山西許多地方都很熟悉。但在義和團高潮時期，他正在英國休假。當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他立即回到了中國，並一度充當了德軍的翻譯。隨後他重返山西故地，是首批返回山西的少數傳教士之一。他在太原住了四個月，對山西大規模屠殺名傳教士和外僑事件作了詳細的調查，並參與處理這場悲劇的善後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愛德華茲醫生援引了很多山西傳教士被殺前夕的書信、日記，以及自己在事後及時調查得來的材料，這段史料的記述豐富、翔實且珍貴。
太原府是臭名昭著的毓賢巡撫所在地，自然會在這裡掀起一場大風暴，儘管這裡不是首先發難的地方，但是從描述在這裡發生的悲慘事件開始是恰當的，然後談一下漫延到太原以南的風暴，最後再說太原以北地區。
因為那天，住在那裡的傳教士都被殺害了。所以先讓我們說一下這些人的名字：屬於英國浸禮會的傳教士有法辛牧師、法辛夫人和他們的孩子；F.S.懷特豪斯牧師和夫人以及法辛牧師小孩的家庭教師埃倫.M.斯圖爾特小姐。中華內地會的成員史蒂文斯小姐和克拉克小姐，她們正在走訪法辛牧師。英國和國外《聖經》出版協會的代理商貝農牧師和妻子及三個孩子，他們住在離法辛牧師不遠的一間房子裡；亞歷山大·霍迪爾先生是一個獨立的傳教士，和他們住在同一個大院的另一所庭院裡。住在斯科菲爾德紀念醫院裡的洛維特夫婦和他們的小兒子約翰；喬治·斯托克斯夫婦；詹姆斯·辛普森夫婦；負責女子教會學校的伊迪絲.A.庫姆斯小姐，她們和學生們住在大院的一角。中華內地會的威廉姆·米勒·威爾遜醫生和夫人及他們的小兒子亞歷山大，他們正在那裡訪問。威爾遜夫人帶著孩子大約在6月9日到達這裡，而威爾遜醫生在26日才到達。
這些地方都位於太原城的東南角附近。靠近北門有一個羅馬天主教堂，——一個很大的院子，裡面有一個大教堂，大約可容納一千人，這兒是訓練教徒的溫床，一個女孤兒院等等。當時住在這裡的外國人有兩位主教、七位修女以及幾位牧師和幹活的雜役人員。
6月27日，即中國陰曆六月初一，女子教會學校的學生們開始放暑假，家在太原城的學生都回家了，只有十一個家在外地、或無處可歸的留在學校。那天早晨和平常一樣平靜，有三十來個人到診療所請洛維特醫生看病。有幾個男女病人還在房裡。下午，洛維特醫生和另一位傳教士聽說郵局門口昨天貼出了上諭，自己便去觀看，因為上面沒有蓋官印，他們決定不理睬它。約五分鐘，威爾遜夫人和她的兒子亞歷山大坐上傳教團的馬車往法辛夫人家裡過夜。威爾遜醫生由於有點不舒服，沒有陪她。
按預先的安排，馬車伕在返回來的時候，往貝農先生的住所帶上貝農夫人及她的三個小孩到醫院大院裡來陪伴庫姆斯小姐，因為她是住在教會女子學校的唯一的外國人，車伕照辦了。當他們快到醫院時，看到大街上聚集了一大堆人，就明智地返回去，這大約是六點鐘。最先引起騷亂的是幾個青年和小孩子，大多數是滿族人，傳教士上街同他們講道理，希望他們走開，卻遇到了投過來的許多石頭。只好退回去，將事態告訴那些急切等待他們回去的人們。大門前邊的人越聚越多，隨著人數的增多他們的膽量也越來越大。
他們在「燒！」「殺！」喊聲的激勵下首先燒了鄰街的接待室；見到這種情形的傳教士立刻跑去通知其他朋友，告知他們處境危險，並儘可能地保護自己。派了一個人將情況告知了法辛牧師，他馬上求見道臺請求幫助，但沒能見到這位官員。
大多數的中國幫工和僕人和他們的家屬設法在暮色的掩護下從後門逃走，剩下的人包括十一位女子教會學校的學生和她們的中國小學教師；一位婦女，洛維夫人的僕人，一位叫劉培元的藥房助理。還有兩位男僕人叫劉浩和老陳，同傳教士們一起聚集在洛維特醫生的院子裡，因為這個院子最易防守。與此同時，暴徒們闖進了大院，有的人搶掠撤出來的房子，有的人放火燒房子；據說，由於他們忙於搶掠，不少人死於大火中。
最後，傳教士們避難的院子受到攻擊，他們被迫退到當作廚房和儲藏室的幾間邊房裡。中國的小孩子被嚇得亂哭亂叫。一位勇敢地留下來（但最終還是逃走了）的婦女說，庫姆斯小姐盡力安慰她的小學生們說，暴徒們不會傷害他們，因為暴徒只是想殺外國人。
最後——大概在半夜，傳教士發現他們必須撒離最後的藏身處。因為鄰居為自家的房屋安全擔心，開始把他們藏身的幾間小屋推倒。經過商量，他們決定從人群中衝出一條路，到法辛牧師那裡去，雖然他們沒有得到他的回音，也不知他們的朋友們那裡是否出了事。他們安排了一下行動順序，開始了這危險的歷程。男人們武裝起來，全力保護婦女和兒童。辛普森夫人背著小傑克·洛維特，因為他媽媽背不了他。上了年紀的老陳勇敢地背起了一個大一點的教會女學生，她這時病得很厲害。
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在前門有暴徒們放的大火，顯然是為了防止傳教士們逃走，沿街有一群號叫的匪徒。衝過大火，他們便和亂叫的人群相遇。暴徒們用碎磚塊向他們砸來，用棍棒追打他們。傳教士不得不用武器來保護婦女和兒童。在非常昏暗和混亂的情況下，加上和中國人卷在一起，傳教士們顯然昏了頭。當他們到達法辛家裡的時候，發現只剩下劉培元和劉浩兩個年輕人，還有三個教會女子學校的女學生。其他人和庫姆斯小姐都丟失了。
於是立即派人查明丟失人員在何處。但直到第二天才傳來令人悲哀的消息，庫姆斯小姐在搶救她的兩位學生中喪命。那天晚上，這兩個女孩子在雜亂的人群中被幾個男人搶走了。直到近一年之後才找到她們，她們清楚地講述了在那個可怕夜晚的經歷。這兩個女孩子叫傅瓊、艾桃，來教會女子學校時間不長，在放腳過程中正經歷著痛苦的折磨，結果他們走起路來不大方便。在混亂中她們落到後面。庫姆斯小姐已經安全通過門口的大火，這時發現她的兩位學生不見了。庫姆斯為她們的安全擔心，勇敢地回去尋找她們，她先找到了傅瓊，將她背到街上，然後又回來找到艾桃，這個女孩子個兒大，很重，她全力幫助艾桃，結果兩人都摔倒了。這時人們開始用磚頭打她們；庫姆斯小姐用身體掩護小艾桃，在她的耳邊低聲說：「不要怕，我們很快就會到達一個沒有痛苦和悲傷的地方。」就在這時，艾桃被抓走了，庫姆斯小姐也被抓回來，扔進火堆裡。不少人證實她兩次想從火堆裡爬出來，但每次都被暴徒推了進去。一次她跪倒好像是在祈禱，人群中有人大聲嚷道：「看，她想請求活命，這可不好！」最後她又被扔進火堆裡，磚頭接二連三向她砸來，這樣她就成為那隊崇高的人中獲得殉難者桂冠的第一人。第二天，有兩位中國朋友冒險從火堆裡找出了她焦黑的遺體，將她埋在教堂的花園裡。
說到那十一位女學生的情況，她們多少都遭受了苦難，但最終都活了下來。關於她們經歷的敘述在第199頁 （原書頁碼）。
下面這封信是洛維特醫生在醫院被燒和庫姆斯小姐死去的第二天寫的，它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是從太原府的殉難者那兒收到最後的信件之一。這封信被小心保存在僕人手裡，直到1901年6月我在北京時才送給我。傳教士們寫的其他不少信件，委託法辛牧師的一個助手保存。後來他怕危及性命，將這些信存在和教會有商業關係的錢莊裡，最終則落到了官員的手中，官吏怕受連累，將這些信全燒了。這太遺憾了！毀掉了這些信件是一個無法挽救的損失，是一個我們永遠感到痛心的損失。
英國浸禮會住地（法辛先生的家）太原府，1900年6月28日星期四上午：
「親愛的朋友——我們不知道你可能是誰，但是，我們認為把這封信留在一位可靠的本地人手裡，轉交給前來的第一位外國人是必要的。」
「昨天晚上，除了愛德華茲醫生的財產外，屬於壽陽傳教團（直到最近一直這樣稱呼）的房產都被僅僅用木棍和石頭武裝起來的無法無天的暴徒放火燒了。他們大約在7點鐘開始的， 點鐘以前，我們一直守在一個院子裡，以後我們感到必須逃走了。我們用三支手槍和一支來復槍作掩護，衝出了人群和火堆。」
「下列人員在燒燬的房子中：中華內地會的威爾遜醫生、斯托克斯夫婦、辛普森夫婦、庫姆斯小姐。」
「我們悲痛地告訴你們，庫姆斯小姐在逃跑中死去了，我們後來聽說她摔倒後想爬起來時，卻被推進燃燒的大火中。她現在安息了。」
「懷特豪斯夫婦、法辛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孩子，法辛的家庭教師斯圖爾特小姐；中華內地會的威爾遜夫人及孩子，史蒂文斯和克拉克小姐；同上面提到的昨天晚上逃出來的人們一起都在這裡。」
「事件的全部情況通知了官府（不可能準確地說交給了誰，因為我們的信差找不到了）。
據說知府並沒有遠離衙署，而一些士兵，除了可能向暴徒中的一、二個人投了幾塊磚頭外，什麼也沒做，他們根本沒想保護我們。
「今天早晨，我們都平安無事。昨天晚上，友好的本地人跟隨著我們穿過大街當我們從大街轉彎來到法辛先生的住宅後面時，我們請求他們不要再跟隨我們了，於是他們停下來，讓我們自己走了。匪徒們既沒有跟蹤我們，也沒有追上來。直到現在我們沒有受任何干擾。
「法辛先生和懷特豪斯先生在大約八點鐘同一位本地的助手（劉先生）離開了這裡試圖和官員們進行會談。這時間，我們一直等待他們回來，後來希望如果有機會通報一下結果。」
「貝農夫婦及三個兒子就住在離這裡不遠的一所房子裡，霍迪爾先生和他們住在一起。安德伍德夫婦仍在忻州。但這個星期他提出要返回太原，星期六下午已來到了這裡。」
「我們希望親愛的同胞知道，我們一直得到上帝奇蹟般地支持，上帝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寶貴的。孩子們似乎並不感到害怕。我們只是希望獲救（希望破滅了），我們的主是萬能的——甚至當希望不存在時也能把我們從危難之中解救出來。我們完全相信上帝，只是相信上帝同時，我們要去做我們能夠做到的一切，並求上帝對我們每一步進行指導。
「法辛和懷特豪斯先生回來了，並帶來了答應保護我們的好消息。我們擔心這種允諾靠不住。」
「時間不多了，我們做好了準備。」
6月28日到7月7日，從醫院大院裡逃出的傳教士都留在了法辛先生的住宅裡，懷特豪斯夫婦住在和他們靠近的另一所房子裡，貝農夫婦及孩子和霍迪爾還住在他們自己的院子裡，他們都受到士兵的小心保護。這些房子沒有被燒，顯然是由於焚燒這些房屋會波及其它建築，而醫院座落在城中的一片空地上。在那些日子裡，幾個忠誠的中國僕人仍同他們在一起，其他當地的教徒也允許去訪問他們。城門和城牆則嚴密地把守著，所以他們無法逃跑，即便他們有這種打算的話。
7月5日，一位官員對他們進行了慰問，一一記下了住在法辛先生大院裡的所有外國人的名字。同時還帶來了巡撫的話，如果他們搬到另一所房子去，在那兒他可以更直接地庇護他們。這樣，他才會全力讓人保護他們。傳教士都懷疑這是一個陰謀，但表示如果巡撫命令他們去那裡，他們只好服從，雖然他們不願離開住的這所房子。後來很快決定他們6日星期五遷走。但那天陰雨綿綿，負責此事的官員請求巡撫後推一天。星期六，雨繼續在下，但是在請示巡撫再推遲一下時，巡撫下命令說：「即使下刀子，也必須立即搬到新地方去。」貝農夫婦和三個孩子以及霍德爾先生在下午也到了法辛先生的住所；雖然雨仍在下，街上行人很少，但他們決定等到天黑再去巡撫為他們準備好的住宅。這時，來了幾輛馬車和一隊士兵。大約半夜的時候，他們冒著大雨，只帶著一些日常必需品，在五位從壽陽逃出的忠實的中國人劉培元、劉浩、王喜和、張成生及十五歲小孩張安的陪同下，開始了悲慘的行程。
到達為他們選擇的住所後，他們儘可能舒服地安排過夜；第二天早晨（7月8日星期天），他們考察了周圍的環境，發現是兩個較小的庭院。他們所有的人（共二十六名包括孩子）都住在這裡，兩個內院已經住著羅馬天主教徒，兩位在中國傳教三十多年的羅馬天主教主教，兩位神甫，一位僧侶，七個在1899年春天剛來的修女，五個中國雜役人員。羅馬天主教是怎樣渡過他們的禮拜天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們的兩位逃出來的能幹的雜役人員口中得知新教傳教士們很平靜地渡過那天，幾個人輪流下廚房，辛普森夫人尤其積極。
在那性命攸關的一天（7月9日）到來時，外國人根本沒想過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早飯後，一些男人開始打掃房間和院子，有幾位女士在廚房幫忙。快到中午的時候，縣令來拜訪並登記了在這所住宅中的所有的人——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名單，據說這是根據巡撫的命令。此後不久，斯托克斯派司藥劉培元拿一些錢給負責救護三位教會學校女學生的婦女，修鞋工劉浩被法辛派去幫泥瓦匠和粉刷工修理東西。
一年後，當其他的新教傳教士返回山西省時，才查明巡撫毓賢本來決定在那一天把太原府的所有外國人全部殺掉。顯然只有少數幾個官員知道他的打算，至少道臺是強烈反對的，他立刻勸阻這樣作，可惜毫無結果。下午兩點鐘，巡撫帶著幾位官員和衛隊，騎著馬上了路。他裝作要從北門出城，但還沒有走到那裡便突然返回來，來到傳教士的住處，命令士兵將傳教士立刻逮捕起來。這些傳教士沒有反抗，因為的確反抗是沒用的。
在院落裡的所有傳教士都被捉了起來（包括耶穌教和羅馬天主教），事情如此突然，有幾個中國人還在幹活，包括法辛先生在一、兩小時之前才請來的泥瓦匠。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他們在士兵的看押下，被帶到了巡撫衙門，關進了一所臨街的大院裡，周圍都是士兵而不是拳民。後來發生了什麼情況，並不知道，但從審問他們的情況看，似乎可以確信巡撫並沒有親手去殺任何一個人。問了傳教士都從哪裡來，有的回答「英國」，有的說「法國」。然後向士兵下令——「殺」，士兵們齊聲回答，立刻扑向手無寸鐵的獵物，不分青紅皂白將他們殺死。
毓賢對開始他血腥的事業急不可待，甚至沒有等在前一天剛剛抵達太原，並被關在縣衙裡的傳教士代表團，一塊拉出來。這些新到的傳教士是皮戈特夫婦及他們的兒子威廉姆·韋爾斯利；杜瓦爾小姐；約翰·魯賓遜先生；還有從汾州府教區來的兩位小姑娘歐內斯廷和瑪麗·阿特沃特，她們已經去壽陽建了一所良好的學校，皮戈特夫婦希望作為教育外國兒童專用。如果要敘述這些人的苦難經歷，還要從幾天以前講起。
下面這篇史料，選自英國傳教士愛德華茲醫生的《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山西傳教士》一書。他是一位在中國山西傳教、行醫十八年之久的新教傳教士醫生，曾參加過山西賑災工作，對山西許多地方都很熟悉。但在義和團高潮時期，他正在英國休假。當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他立即回到了中國，並一度充當了德軍的翻譯。隨後他重返山西故地，是首批返回山西的少數傳教士之一。他在太原住了四個月，對山西大規模屠殺名傳教士和外僑事件作了詳細的調查，並參與處理這場悲劇的善後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愛德華茲醫生援引了很多山西傳教士被殺前夕的書信、日記，以及自己在事後及時調查得來的材料，這段史料的記述豐富、翔實且珍貴。
夏季裡，皮戈特正忙於主持建造一所新的寬大的住宅，6月8日完成了建造，並搬進了新居。
6月11日他寫信給在太原府的法辛先生，說：
「感謝得到令人安心的消息，可以澄清現在流行的種種謠言。這裡到處都在傳說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裏將被殺死；新的撫臺和拳民都不會放過我們。這些謠言是上星期二有一隊從東邊來的三百人的甘肅士兵散佈的。他們告訴我們所有商店的職員和商人都收到了揭帖和傳單，在這塊土地上要驅除一切異教，傳教的人要全部殺掉。這是目前在這裡發生的活生生的事情，我在從安啟傳教點返回的途中受過兩次威嚇。這些事都是在新撫臺被任命後才發生的。我的馬伕在什貼鎮附近的路上被阻攔和毒打，因為他被人們認為是為外國人服務的。這發生在撫台上任之前不久，但他被任命之後。他上任的當天，我們一間屋子被扔進許多石頭。他不喜歡外國人，可能與此事無關。但十分奇怪的是，自從他主持官府事務之後，義和團的宣傳立即活躍起來。」
23日他又一次寫信說：
「我似乎覺得我們當前應該在該省採取步驟，通過一般途徑以外的其他一些途徑與沿海和領事取得聯繫。我寫信建議你應該和朋友們商量一下派一個信使。我這裡非常缺錢，我想其他幾個傳教區也是如此，但我願意出一些錢去做這次努力。從現在所籌集的錢來看，雇一個信使去一趟問題不大。如果他本身不要求什麼，又和我們外國人的立場一致，我相信，如果他帶有用當地風格寫成的信，他來去都沒有問題，並能帶來銀行的支票，以解決我們的急需。
「我們這裡沒有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當太原府的軍隊通過的時候，相當平靜。他們急行軍前往北京。我們有一位在衙門裡作事的教民透露，從其他四省調集的軍隊也要從這裡經過。軍隊通過時，街上曾有人誘惑他們去襲擊我們。我被告知，在其他部隊中這種現象很嚴重。如果能遞上一張稟帖，通知道臺此事，我將非常感謝。」
「撫臺正在晉京陛見途中，他3日在這裡接到的命令，我希望他能從這裡調走。有報告說他打算請求留在這裡與外國人鬥爭。我希望他不在時情況會好些。在他返回之前，北京的事態能恢復正常。聽說他帶著拳民作隨從。無疑全部事態是上層某些人正在進行的計畫之一部分。如果我們歐洲政府看到這一點並積極採取行動，我相信詭計會很快中止。但如果託詞‘我們無力相助——這超出了所允許的範圍’，那麼事情將繼續拖下去。我相信你一切都好，無憂無慮。
「海水已從岸邊退出九里，任何外國軍隊都無法登陸。一支巨大的鐵製三叉戟插在海中，義和團給養充足，永遠不會有匱乏之虞。北京的外國使團被全殲。這是一些充滿惡意的報告（謠言）
「感謝上帝，我們都平安無事。但嚴重的乾旱仍在繼續，這種可悲的景況我很害怕。」
「再附：恰好從藩臺那裡寄來一道上諭，消息很好。它與上述謠言相反，清廷譴責各級官吏沒有盡職。我相信這是一個好的跡象，它可能是對我們的要求的‘回答’。」
27日，他又寫信給斯托克斯先生：
我們從教堂祈禱出來，恰好遇上盼望已久的好雨。李柏有一段話：「我很窮，很需要雨，別在耽閣了，呀上帝」，「別在耽閣了。」輪到了祈禱者，我剛站了起來，就發現雨下起來了。
「從藩臺那裡得來的那份上諭已正式公布了，譴責各級地方官吏沒有採取有力步驟去制止那些謠言。昨天晚上老安從太谷來，帶來了足夠的銀子，為我們還了債還留下了一些東西走了。對我們的仁慈不是單獨來到的，讚美上帝。」
從這些信中（當然，這些信收信人沒有收到，過了一年以後才被發現）可以看出，當他們出現憂傷的時候，沒有什麼比將與沿海失去聯繫更為嚴重了，並且他們需要經費。6月29日凌晨，皮戈特收到斯托克斯一封信，告訴他醫院被燒，庫姆斯小姐的死訊，幾乎與此同時，本地的官員也帶話給他，按照巡撫的指示，他無法再保護他了。於是立即和信得過的中國人在辦公室開會協商，謀求對策。一些留在教會大院治病的邀請傳教士到他們北梁山的村子去。北梁山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山區，往南約十五英里，傳教士立刻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並表示感謝，立即準備動身。他們找來三匹小馬讓婦女和小孩騎，趕來了兩頭毛驢馱一些必需品。他們下午出發，當天晚上便抵達那裡。陪同他們前往的有四位中國教民，即羊倌李柏，小店老闆老苗和他的兒子，十六歲的小夥子賀狗，他們都是基督徒。以及他們的廚師姚慶祥，他們逃到的這個村莊全是窯洞，這在山西黃土高原上是很普通的了。在這裡，教民們熱情地迎接他們進了窯洞。為了儘可能不惹人注目，外國人住在兩間小窯洞裡，只有門頂上那個小紙窗戶能透進來一點亮光。
6月30日平安過去了。7月1日，壽陽人盼望已久的大雨下起來了。傳教士這時已經逃走了。毫無疑問，他們把能下雨的原因歸結為「洋魔鬼」不在了。但是，7月2日傳來極壞的消息，義和團在他們的鄰村鬧起來了，到處擊殺傳教士。一個又一個的探信人回來具體向他們講了義和團的殘暴。於是他們決定返回壽陽，讓地方官來保護他們。否則他們將被義和團全都殺死。
晚上，他們踏上了返回壽陽的悲慘旅程，沿著黃土山路，剛下過雨，路很滑，陪同他們的有小店老闆老苗和他的兒子，還有廚師老姚。這段艱苦的「旅程」還較順利，但到達壽陽城北河邊時，河水上漲，天完全黑了，經過一些麻煩他們安全地渡過河，但是每個人的衣服多少都有點濕了。當一群人呼喊著來看外國人的時候，勇敢地同傳教士留在一起的中國人，由於懼怕而逃命了。從其它的來源，我們打聽到皮戈特夫婦及其他人員設法在黑暗中逃走了。他首先逃往東郊自己的房子裡，但發現已經被官府查封了。於是決定進城到壽陽衙門中去，他們沒有給人發現。於是立刻被領進兩間通常是衙門跑腿才住的髒房子裡。官員雖沒有來找皮戈特，但是指示讓李蘭書（他是教會成員，現受雇於衙門）來招待這夥人。
他們在官府的小心照看下呆了三天。當官府收到巡撫的指示之後，就向傳教士表示，他已經無法再保護他們了，但計畫讓衛隊保護他們送至他權力範圍以外他們想去的地方去，無論東南西北都可以。後來又決定送他到太原府去，這是不是皮戈特的決定，不得而知。從收集到的證據來看，他們在官衙呆的三天期間，寫了一些信，但後來都被毀掉了，唯恐受到連累。
當傳教士決定到太原府的時候，壽陽地方官通過中間人建議，如果皮戈特和魯濱遜先生想在旅途中安全無恙，必須在手上戴上松一點的手銬。因為他們經過的這段路程義和團活動猖獗，不然他們可能被殺死。假如他們戴著手銬，就可以由衛隊向義和團表示，外國人是被送到巡撫哪去的犯人，這可以省去許多麻煩。看起來這位地方官極度軟弱，無能為力了。開始，皮戈特先生反對這項計畫，但是據說後來同意了。由兩輛鄉下的大馬車來幫他們運行李。一支小小的隊伍就這樣在7月6日離開了壽陽。雖然只有兩天的路程，但直到8日下午才到達太原。路上有好幾次被義和團攔住，義和團想立即將他們殺死。但衛隊為他們講了很多好話，並拿出了官府的通行證，才被允許通過。
到達首府太原後，他們立即被帶到縣衙。在門口等候時，他遇到了劉培元和劉浩兩位年輕人，他們在法辛牧師及其同伴那裡服務。劉培元和劉浩發現這些傳教士風塵僕僕，極度疲倦，皮戈特先生和魯賓遜先生帶著很緊的手銬，不打開就一點也動不得。他們的見證得到在壽陽訪得的衛隊的一些士兵的承認。開始，這些衛兵堅持說手銬並不緊，後來又辯解說他們開始給皮戈特和魯賓遜先生上的手銬很鬆，但抵達榆次城的時候，義和團看到手銬太鬆了，堅持換上更小一點的手銬。
皮戈特夫婦很快認出了這兩位年輕人。他們問皮戈特等人有些什麼事情需要幫助，皮戈特等人的唯一要求是弄些甜瓜吃。兩位年輕人為他們弄來甜瓜，然後去通知法辛先生，皮戈特讓給法辛先生帶信，問他那裡是否可以接納從壽陽來的傳教士。法辛立即派人回話，但當派去的人來到衙門的時候，皮戈特夫婦及其一幫人被召進衙署見縣令，他們兩人脖子上戴著鐵鏈，手上戴著手銬，送信的人不允許進去見他們。皮戈特先生要求官員讓他們往朋友那裡去住，被告知不允許。隨後皮戈特先生又請求他們這些人住在一塊，以防有人加害，這個請求又被拒絕了。於是皮戈特先生及其兒子、魯賓遜先生被投入了男人監獄；而皮戈特夫人、杜瓦爾小姐和兩個小女孩被關進了關女犯人的地方。
一直到第二天（7月9日）下午，他們才又見面，他們從監獄裡被叫出來，被押送到巡撫衙門。在這裡，他們的朋友已經被殺害了。在外院他們走過被屠殺的傳教士的屍體，被帶到內廳，毓賢坐在判桌前。所有的人都跪在毓賢面前，回答是哪裡人，皮戈特先生回答說是「英國人」。毓賢一聲冷笑，命令「打」，兩個女孩子爬在一位女士的脖子上大哭起來，但是士兵立刻把他們拉下來抽打所有的人，有兩個人昏倒在地上。然後一聲令下，「殺」，所有七個人全被帶到中心大院，立即被殺死了。所有殉難者——外國人和中國人的遺體先被剝光了衣服，然後由幾名乞丐拖到南門內一塊空地上。次日這些屍體又被扔到城外刑場上，被狼狗劫掠，以致血肉模糊，無法辨認。
就這樣，我們結束了太原府傳教團極其悲哀的一章。
（上述史料選自愛德華茲著，李喜所、郭亞平等譯，馮承柏校《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山西傳教士》，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