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2月18日訊】習近平攜妻帶女回當年插隊的梁家河村「省親」，大陸官媒強調背後大有深意，但從他們的官樣文字中，解讀不出什麼實質性的東西來。
我相信，喜歡戀舊和懷舊的習近平此次回梁家河，不免有「衣錦還鄉」的成分，但也有真實的政治考量。這個政治考量，就是發出關注貧困，關注民生的信號。習近平的反腐雖然很猛烈，但普通百姓，尤其是窮人，迄今並沒有得到什麼實惠。相反，由於經濟減速，也由於權貴的奢華消費銳減，加上外資企業紛紛撤離，很多農民工的飯碗受到嚴重威脅。民生如果出大問題，習近平將陷入極大困境。
那麼，民生，尤其是底層人口的生計，會不會出大問題？我曾經問過國內一些長期關注經濟的專業人士。一種樂觀的看法是，中國政府有的是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還有很大餘地，民生不至於出大問題。但歷史的經驗是，政府太有錢並不一定就是好事，因為政府給老百姓分錢其實是比從他們身上刮錢更困難的事，中國則更是如此。
帶著這個想法到網上搜尋，我有點驚訝地發現，我的直覺判斷，得到了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支持。上週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站上發表了劉明興和陶然的文章〈中國民生與穩定的政治難題〉一文，是大陸不多見的敢於觸及真問題，又言之有據的政策分析。
這篇文章觸及到的真問題就是，在財政集權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加大民生政策的支出力度，反而會增加基層的政治不穩定。換句話說，中央政府給地方改善民生的錢越多，地方和基層反而會越不穩。這顯然和一些人的常識是背離的，但文章的作者對這個問題有相當深入的研究，用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近二十年的數據支持了這樣一個基本命題。
道理何在呢？文章指出，在集權的條件下加大民生支出力度，會衝擊到「基層既有的權威結構」。這是一個在大陸不大常用的概念。用直白的話說，就是中央發放的民生補貼，只能是統一標準，「一刀切」，地方和基層的官員很難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改動，結果就是破壞了基層和地方政治的平衡。文章用具體的事實來佐證，幾次中央花錢的結果都是買來了更多人的上訪。其具體的邏輯就是，「一方面，上級對基層幹部行為的直接干預使基層干群之間的既有利益分配規則被破壞;另一方面，一旦喪失了經費收支自主權之後，基層幹部主動實施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就大幅下降。」
因此，文章的作者建議，新的民生政策設計，一定要「適度尊重基層既有的權威結構」。
文章說，「如果存在一定的基層權威，利益分配機制往往比較穩定，民眾對其行為所導致的政府反應也一般能做出較理性的預期。此時，那些能通過合規抗爭解決的問題，就不容易演變為訴求更高、手段更烈的越軌抗爭;而那些本來就難以解決的問題，也不容易激化為越級和重複上訪。相反，如果上級貿然改變既有的基層利益分配規則，顛覆既有的基層權威結構、但又不能確保替代性分配機制與權威結構能有效建立，那麼許多原本能在基層被控制住的矛盾和訴求就會向上噴溢，結果是政府好意推動的集權化民生政策反會引發更多的社會不穩定。」
由此提出來兩個問題，其一，如今中國基層的「既有權威結構」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況？其二，政治上，習近平敢給地方和基層更大的權力嗎？
我相信，文章的作者心裏也很清楚，如今農村惡人治村的情況已相當普遍，權力的黑社會化也相當普遍，因此，「適度尊重基層既有權威結構」，一定會導致大量來自中央的民生補貼落入土豪惡霸之手。即便沒有這個問題，習近平是否敢分權也有很大問題。因為習近平的大規模反腐，已經導致了各級官僚對中央的極度不滿。在習近平與官僚階層的關係極為緊張、沒有信任的情況下，分權的政治風險和政策效果都是有問題的。
那習近平會如何應對這個難題的挑戰呢？從他在延安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式話語來看，他似乎還沉浸在自己的紅色中國夢中。習近平的紅色中國夢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沒有多少左派是真心的。因此，習近平如果真的想搞類似四清這樣的運動來解決基層治理問題，也難以搞起來。也就是說，很難看到一次大規模均貧富的政治運動的可行性。
結論是，習近平集權、分權和搞政治運動，都解決不了當下的民生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