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2月10日訊】一直想分享在cctv的那段日子，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機構的情況，雖然我只是在綜藝頻道工作，但多少折射到這個機器下的某些人事，太多細碎的事和話，未能盡錄，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特別的經歷。
抵埗
剛抵埗北京，中央電視臺的職員便告知我被安排到綜藝頻道實習，確實的欄目則未定。坦白說，當時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我原本申請的是新聞頻道，亦一心抱著觀察內地新聞運作的目標來到北京，對於被分派到綜藝頻道這個安排，實在是始料不及。後來，我被分派到一個綜藝欄目擔任導演助理，主要跟隨節目導演組工作。
由於我與另一位來自樹仁新傳的同學，對於分配頻道的安排都非常失望，因此我們多番與人力資源部溝通，希望可以調換頻道。起初中央電視臺方並不允許調換申請，理由是我們不熟悉內地事務，以及新聞頻道位處「新臺」，怕我們長途跋涉會有危險等。後來，港澳辦人員介入週旋，中央電視臺終於答應將我們調派到〈中文國際頻道〉。然而，人事部解釋進入「新臺」的手續嚴謹，必須要經領導審批才可取得入臺證，需時甚久，著我們耐心等待。最後，我們等到實習完結的那天，都未獲批該入臺證，換言之我便在綜藝頻道完成了兩個月的實習期。
這趟申請調配頻道的風波，雖看似與實習經驗無關，卻側面折射出內地媒體運作的作風：
第一，安全監察極其嚴密。任何人要進入電視臺範圍必須持有入臺證，而入臺證的申請手續非常繁複，需經多重審批，包括申報詳細個人資料、撰寫入臺報告、領導逐一批核等。加以，電視臺入口有個武警把守，逐一查證進出人士，沒有入臺證的人是絕對不可能進內的。
第二，不信任外地新聞實習生。申請過程中，人事部人員一直推搪說不能調動，理由是怕我地長途跋涉會有危險，故不希望將我們安排到位於新臺的新聞頻道。但事實上，新臺與我所住的宿舍之間，只是半小時的地鐵車程，而且中途無需轉車即可直達，可見其「擔心」是不合理的。我們推測，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來自香港，故不便進入新聞部工作。後來我跟一位同事談到這個問題，他亦爽快地說：「算了吧，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進入新聞部的，中央電視臺有太多秘密了。」
第三，行政系統僵化。我們多次向人事部職員提出調配部門的意願，但對方卻一直以各種理由推塘和拖延，並沒誠意進行溝通。直至後來港澳辦介入，事情才有轉機。
這次可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內地媒體的嚴密與封閉，內地政府的確是極其小心地保護國內媒體，行外人是不可能接觸到內部的資訊，甚至連踏足電視臺範圍亦不可能。至於對頻道的安排，我雖然失望，但是後來慢慢想清楚，又覺得即使處於綜藝頻道，我仍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這個媒體的生態和運作，於是我便慢慢開始投入和嘗試享受我的工作。
我與同事的對話數則
我與北京同事的交流，絕大部分停留於閒聊的層次，例如他們經常問我香港有什麼必去的景點、必吃的地道小食等。然而，有幾次的對話令我記憶深刻，雖然都十分簡短，但足以反映他們的一些價值觀。
第一次，是我與欄目總編輯的極簡短談話，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對話如下：
總編輯：「你是讀什麼的？」
我：「我是讀新聞的。」
總編輯：「那你為什麼會來綜藝頻道呢？」
我：「這是中央電視臺安排的，我原來申請的是新聞頻道。」
總編輯：「在內地做新聞跟香港很不一樣啊，內地太多東西不能說了。」
他說最後一句話時，語氣很理所當然，但臉上帶有幾分無奈。後來我從另外一名實習生口中得知，原來他也是大學讀新聞出身的，後來輾轉來到綜藝頻道，但並不喜歡中央電視臺的工作方式，最近萌生去意。實習朋友說：「我感覺到老師（總編）也曾經是個有理想的人，但是在內地做新聞太難了，他也沒辦法，只好一直待在綜藝頻道。」
第二次，是我與一位女同事的對話。由於她的丈夫是臺灣人，因此她的思想比較開明，政治觸覺亦比較靈敏。有一天，她突然問我有關佔領中環的事：
女同事：「香港人是要搞佔領中環嗎？為什麼呢？」
我：「對啊，因為我們要爭取普選，而且中央政府在回歸時就答應了香港人要‘民主回歸’嘛。」
女同事：「但你覺得有可能成功嗎？」
我：「成功的機會很渺小，但也要試試。現在回想，‘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圈套。」
女同事：「本來就是圈套嘛，怎麼你們現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會變成內地那樣的。」
她說最後一句話事的語氣是帶點可惜的，彷彿在感嘆港人的天真，竟然中了中國政府的騙局。我不知如何回應，原來內地人對一國兩制的「陽謀」，看得比大部分港人還要通透。
第三次，是與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實習生的對話。對話發生在節目錄影現場，那天剛巧請了兩位新彊的小朋友演出，一位土生土長的北京同事突然說：「我最討厭新彊人！」在場的人大概都猜想到是由於新彊的連串騷動所致，沒有人作聲回應。
然後，我跟那位實習同學開始聊起新彊，然後再談到臺灣和香港。因為她在美國留學了六年，所以思想比較開明，亦頗清楚港臺發生的事。當我提到香港近年的情況時，她的回應與那位女同事一樣：「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騙局。」然後她提到佔中：「那是沒有可能成功的，對共產黨來說香港只是個小地方，不管你怎麼搞、怎麼鬧，它都不會理你的。你看，新彊和西藏鬧成這樣，不也是老樣子嗎？」她說內地人普遍的態度都是：「香港人要鬧就鬧吧，反正也鬧不出什麼來！」我不知道這是事實，抑或是一種民眾的錯覺，彷彿香港是一個不值得關心的課題。最後她反問：「你真的覺得佔中會成功嗎？」我一時語塞，只能回答：「就算不會成功，也至少有努力爭取過，總會有一點點效果的。」
最後，是與一位內地新聞實習生的對話。她說，原本她的志願是當記者，所以當初才會選擇新聞系，但後來發現在內地做「新聞」有太多制肘，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問她：「難道你當初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業是這樣的嗎？」她說：「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啊！人就是犯賤，總要見識過才會死心。」我問她畢業後有什麼打算，她說她想做休閑雜誌的記者。雖然很可惜，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為新聞系學生，我又能怪她什麼呢？
工作和觀察
兩個月的實習期裡，我都是在同一個欄目組中渡過的。這個節目的主要性質是「向藝術家致敬」，其實即是邀請一些有名的歌手、演員上臺到場表演，再搭配一些新晉藝人、表演者或「具啟發性的普通人」（即是某勵志故事的主人翁），從而達到新人向舊人致敬，以及娛樂觀眾的目的。欄目組共有八位導演，包括一位總編輯，另外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共十多名；節目每月錄影一次，每次錄製六至七集，每位導演負責一至兩集，每月錄影期為三至四日。
因此，除左那幾天的錄影期之外，其餘時間我都是留在辦公室，主要工作是跟隨導演開會，商討嘉賓選角和節目安排。總編輯安排一位年輕導演作為我的實習導師，由她為我安排工作。然而，由於我不太熟悉內地藝人和內地節目模式，因此起初的大部分時間裏，我都是處於一個被動的觀察角色，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節目的要求和團隊運作。
我發現，導演們每星期只有兩至三天會待在辦公室，其餘時間便會留在家中構思節目內容和聯絡嘉賓，只有開會的日子才會回辦公室，向總編輯報告他們的構思和進度。當導演們回來開會時，我便會坐在一邊仔細觀察，慢慢我發現他們請來節目的嘉賓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而且都有一些共通點：所有嘉賓必須「政治正確」、超過一半以上的所謂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節目中唱的歌都是我們口中所說的「紅歌」……因此，可以選擇的人真的非常有限，難怪節目收視持續下降，因為根本沒有新鮮感，節目模式又那麼單一，又如何能吸引觀眾呢？一位導演曾經抱怨道做節目真的很難，他說：「為什麼一個國家電視臺，那麼多人都不能用呢？」其實他和其他人一樣，心底裡都知道答案，但還是忍不住抱怨。
後來，當我漸熟悉情況後，導演開始安排我上網找一些藝人的資料和構思訪問內容，過程其實是頗吃力的，因為我要在極短時間內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起底」，然後再構思他／她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呈現角度。在我上網搜索那些藝人的過程中，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內容審查對於節目創作的影響有多大，因為任我在百度上反覆翻查，「合規格」的藝人實在少之又少，尤其內地那些「德高望重」的藝術家絕大部分都是有共產黨背景的，作品中亦滲透了極多歌頌政權的內容。那時侯，其實我的心掙扎得很厲害，因為我不願成為宣傳政權的工具，但偏偏我的工作崗位又要求我這樣做，那些我最不情願看到的內容，正正是電視臺最渴求的。後來，我仍是堅持了那條不可跨越的原則，同時做了一些折衷：一、我盡量推薦那些有名氣、內地官方可接受，但與政權關係不那麼密切的藝人。二、我推薦一些與政權關係密切的藝人，但是發掘他們非政治化的一面作為節目呈現角度，例如他們與家人的關係。
除了節目選材外，另外一個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觀察，便是同事的工作氣氛和態度。來中央電視臺之前，我本以為那裡的工作環境是極之嚴格和高壓的，但是我觀察到的情況恰好相反。我發現他們的工作態度頗為懶散隨意，而且心態輕鬆，並不如想像中蹦緊，可體現於以下幾點：
一、錄影完後的一個星期，導演們都不會回辦公室。
二、導演組不在辦公室的時侯，其他人幾乎沒什麼工作可以做，因此他們會找活動來消磨時間，例如上網看娛樂新聞、看小說、玩「鬥地主」等。
三、他們每個星期四下午，都會去附近的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費用由單位支付。做完運動後會提早解散，各自回家。
四、節目的收視一直下滑，頻道主管提出若情況持續，便會停播節目。但是，他們對此好像不甚在意，只是開了一次會商討對策，但是仍然沿用舊有節目模式。
五、電視臺對實習生沒有一套完整的訓練計畫，只是很隨心地安排工作內容。而且實習生人數似乎沒有上限，在我實習的兩個月內，便先後來了五個實習生，但都是投閑置散、沒有工作。
我思索了好一陣子，認為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有三：第一，因為這是綜藝頻道，而且《》不是重點節目，因此工作壓力較小。第二，由於一個月只錄一次影，所以工作編排不算緊密，較為輕鬆。第三，工作地點的因素。這裡要補充一下，其實《》的辦公室並不在中央電視臺的範圍內，而是位於臺址旁邊的「梅地亞中心」，進出無需出示入臺證，保安相對寬鬆得多。
由此可見，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的組織工作並不如想像中嚴謹，甚至可以說散漫和不思進取，但是大多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只要完成自己崗位的工作就可以了，不求改善節目質素。對於實習生，正如上面提及，電視臺根本沒有一套訓練機制，只是隨心安排一些很瑣碎的工作，例如上網找嘉賓照片、幫忙下載電影片段、沖咖啡等，說真的，能從中學習的空間很小。加上，實習生人數不設限，而且沒有一套官方的收生機制，我與另外三個實習生聊天時，才發現他們都是依靠人際關係而得以進臺工作的，而且沒有簽下任何合約之類的文件，人事部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我對這種「潛規則」感到十分吃驚，雖早有聽聞內地工作極倚重人際關係，但親身見證時又是另一種滋味，兩個月的暑期內，一個總共只有二十多人的欄目，竟然先後請了五個實習生，由他們對實習生投閑置散的作風可以看出，其實欄目根本不需要這些實習生。
當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灰心了好一陣子，因為我預視到自己將被投閑置散的事實。然而，我不甘心這樣浪費兩個月的時間，於是我意識到自己必須極之主動地學習，甚至要厚面皮地爭取工作機會。雖然總編輯安排了一位導演作為我的導師，但其實那位導演為我安排的工作少之又少，尤其是開頭的幾個星期裡，她都只是叫我觀察導演們開會的情況，即使去到後來她叫我蒐集嘉賓資料，但工作安排都不多。於是，後來我主動要求為導演構思專場的嘉賓人選，向她解釋每個人物的可看點，並構想整集節目的流程。我又提出幫她剪輯現場錄影的片子，她開始也很驚訝，因為實習生極少會接觸到這些後期製作，但是最後也願意給予我這個機會，耐心地向我解釋影片的要求。最後，我也終於有屬於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作紀念，我很感激這位導演。
在剪輯節目片子的過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內地嚴謹的節目審查。一位專責於影片剪輯的年輕同事告訴我：「這（剪片）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尤其你是從香港來的，判斷不到哪些東西要、哪些不能要。」聽了他的話後，我懷著戰競的心情開始投入剪片，幸好我剪的那期節目的內容比較輕鬆，嘉賓的背景也比較簡單，因此剪輯過程尚算順利。唯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導演看了我的初稿後，要求我將一段嘉賓提及辛亥革命的說辭剪掉，可能任何有推翻政權意識的東西對內地而言都太過敏感，連國父帶領的「革命」亦不例外。
反思
一直以來，對於中央電視臺的立場和報導手法早有聽聞，當初我亦是抱著「觀察者」的心態來到北京的，希望可以深入這個作為國家最大喉舌的機構，觀察它的內部運作。雖然最後我未能如願進入新聞部門，但是從綜藝頻道的經驗裡，多少也折射到這個系統下的媒體的限制，因此這個經驗仍然相當難忘。
我清楚記得，在實習第一天，剛好碰上綜藝頻道主管與該節目組開會的日子，開會的目的是要檢討日漸下滑的收視。會議中，劇組的導演和工作人員提出很多內容上的限制對節目收視的影響，例如很多當紅的嘉賓都因為各種理由而不能採用，又或者節目的風格太過拘謹和形式化等。然而，領導並沒有正面地回應劇組人員的意見，只是一直強調電視臺對於節目製作有嚴格的規定，不能隨意改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會議尾聲中說的一席話，他說：「既然今天有香港的同胞（指我）在，那我就說直白點。你們要記住，我們是宣傳共產黨的，不是搞藝術的，所有對共產黨不利的東西都不可能播出。」雖然一直都知道中央電視臺的「守則」如何，但親耳聽到時，那種赤裸仍令我感得異常震撼。事實上，後來的工作和觀察中也印證了這個「使命」，所有節目內容安排都非常「政治正確」。
回到香港後，很多人問我在是次北京實習中學到什麼，我的回答都是：要視乎你怎樣定義「學習」，說真的，其實在實際工作經驗上，學到的真的不多；然而，在工作的觀察中，我的確感受到很多。最重要的得著，是這次的經歷令我更加珍惜香港的媒體自由（相對地），因為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資訊被封鎖的國度是多麼恐怖，而當傳媒成為政權的宣傳工具，又是多麼令人心寒。
後話：北京的上訪者
雖然我不在中央電視臺內工作，但是每天上班都會經過電視臺東門的入口。實習的兩個月裡，每天我都看見一些來自內地不同城市的上訪者，在門外求見央視領導，希望中央能正視他們的冤情。其中一位婦人用花布蒙面，手拿著申訴的紙板，每天早上都站在東門入口，直至我離開那天，她仍舊在那。又有一個身穿小丑服的男人，同樣寫著寫滿冤情的紙板，任由路過的途人圍觀，但只出現了數天就沒有再見到他了。甚至有位帶著女兒的父親，在央視門外搭起帳蓬，顯示非要與央視領導人見面的決心，同樣地，這對父女只出現了數天。還有很多不同的上訪者，趁央視員工上班和下班的時侯，靜坐在門外的行人路上，希望能得到傳媒的注視、為他們申冤。
我曾經主動與一位來自天津上訪者交談，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在天津被一輛車撞死，報案時發現原來涉事司機是公安局幹部的兒子，非但入罪失敗，而且還恐嚇他和家人噤聲。他的母親不服，來到中央電視臺門外申冤，但是待了兩個星期都沒有人理會，後來更被天津政府捉去強制拘留，下落不明。於是，他決定接替母親到央視報案、求見記者，將事件曝光，還雙親公道。我問他打算留守多久，他說：「等到中央電視臺的人來見我。」我聽後很難過，因為我知道央視不會理會他，可能他的下場亦與母親一樣，被公安抓回天津，面對不敢想像的刑罰。
這時，兩位同事剛好經過，二話不說將我拉走，其中一位女孩說：「你不要跟那些人聊天！他們都是瘋子，從各地來到北京討便宜，要是讓他知道你在中央電視臺工作，一定會纒著你不放，你的麻煩就大了！」我突然被拉走，還未來得及反應，她的這番話的確讓我猶豫了，我追問：「那如果是真的呢？中央電視臺都不會管嗎？」她回答道：「不會理他們的，每天都那麼多人（上訪），中央電視臺管得了多少？管了一個，就會有更多人跑過來。」我沒有回應，因為我明白我說什麼都不能改變她的想法，「正義」、「人權」、「法治」等詞語在我們之間都只是空洞的溝通符號，她不會理解我對這些價值的堅持，因為她一直以來都被禁止擁有這些意識。我繼續發問：「那中央電視臺就一直讓他們待在那兒？」她說：「如果他們不鬧事的話，就不會管他們，就讓他們待著。」我有點意外，一直以為央視會驅趕上訪者，但原來對上訪者視而不見，才是它一直以來的策略。
我們走著走著，發現那位上訪者追了過來，他把幾張寫滿冤情的單張塞到我手中，囑咐我要把他的情況告訴更多人。我接過他的單張，除了說幾聲「好的好的」之外，也不知還能安慰他什麼，只是感到很心酸。電視台大樓永遠守衛森嚴，大門前的民警沒有表情，進出的人們也沒有表情，沒有人敢為這群上訪者駐足半步。至於我，作為這個機器下的一個小小的實習生，除了將那位上訪者的故事帶回香港、告訴更多人，也不知能為他做些什麼，但願他與他的母親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