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朱培德夫婦1920年合影；右：國軍一級上將朱培德（1889-1937）
赤壁之敗，曹孟德曾慨嘆：「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1938年1月16日，迭經淞滬會戰之敗、南京陷落等打擊的蔣介石，亦有極相似之心情，在日記中寫道：
「余自覺智能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而又難得謀士錚友，為我籌策補過，以致遭此困厄也。如益之尚在，或能免於此戰禍乎？」①
朱培德，字益之。自1929年出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再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至1937年2月突然去世，在中樞輔助蔣介石達8年之久。事實上，早在1932年，蔣曾將自己身邊幕僚，按「賢」、「才」等標準劃分為若干層次，朱位居首位——蔣馮戰爭中，蔣曾請朱「留京震懾」，代行總司令之職；中原大戰中，朱曾代蔣坐鎮南京，擘畫軍隊調配與後勤補給。如此種種，均可見信重、依賴之深。②
具體到抗日事宜。1930年，朱曾在參謀本部元旦講話中展望，希望「以後大家總應該集中注意到外患的防備上去了」。但此後中央之整軍、集權措施，屢遭地方軍閥抵制乃至武力反抗，直至1936年6月，仍有兩廣軍閥與日寇勾結「北上抗日」謀圖軍事顛覆南京政府之事。朱遂只得頻繁奔走於各派系之間，努力尋求和平解決衝突之機會，如1932年促成寧、粵合作；西安事變後，「幾乎每日在夜半時間去蔣宅與蔣夫人、宋子文等密商營救的方法。」③
「九一八」後，蔣曾就具體抗日方略詢問朱。二人對話如下，朱：對日不外準備戰敗與先和而徐圖報仇兩途。蔣：固也。但戰敗則以全國殉職余一人之歷史，先和則以余一人之歷史為全國而犧牲。余雖身敗名裂，但後世自有功罪之定論。只要全國有希望，余亦自願犧牲也。朱：職甚千萬公之此說。朱：雖然。余惟恐國民之精神散漫，先和以後，仍不能臥薪嘗膽，則民族更形墮落，絕無復仇希望，余之犧牲，成為徒然。因此不能決耳。④
朱長期秘密主持抗戰籌備工作，以致蔣懷疑其突然去世與日本有關。
由「準備戰敗與先和而徐圖報仇兩途」之言，不難窺見朱對抗日前景的估量。故自其入主參謀本部後，即集合智力，秘密緻力於中日態勢、抗日策略及建軍計畫之研究；且統籌物力，秘密規劃並構筑華北、華東抗日前線之國防工事及交通線路；此外，整訓軍隊、組建德械師、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等事宜，亦由朱具體負責。⑤
限於資料，蔣氏日記所言——「如益之尚在，或能免於此戰禍乎？」——頗為難解。所謂「免於此戰禍」，究系指具體戰事免於不利，抑或指中日暫免一戰，實難判斷。前者乃軍事問題，後者乃外交問題，差異甚大。唯蔣氏同時期之日記，亦有諸多自我反省之處，或可作為「如益之尚在」的註腳。如1月10日，蔣寫道：「優柔寡斷，為余對國內政策之大病。戒之勉之。」再如2月2日，蔣寫道：
「去年最大之失著，為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不駐兵區域嘉昆為止，而我實力得以保存，隨時可予敵反擊也。」⑥
這段反省，針對的是淞滬會戰。戰役期間，蔣因對政略（國際干預）抱有過分期望，而在國聯會議期間，選擇犧牲合理戰略，結果造成國軍精銳傷亡慘重，而國際干預亦毫無反饋。⑦ 這一教訓，大約正是蔣「智能學識之欠缺」所致。
至於「忍心耐力之不足」，於蔣日記中亦可窺端倪。如2月18日，蔣寫道：「日來心境鬱結，內憂甚於外患，且時起消極之念」。次日，又自我勉勵道：「余今日之抗敵救國，亦猶諸葛武侯之所言，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⑧
1937年2月，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朱培德突然去世。據當日媒體報導，「蔣憑棺痛哭失聲」，輓聯並有「來日大難，萬端方待理，更誰共仔肩重負」之語。尤可注意者，朱去世後，蔣曾嚴重懷疑乃日本特務下毒暗害，故命戴笠密查其真實死因。該調查雖無結果，蔣的懷疑，卻可折射出朱培德在抗戰籌備工作中，居於何等重要的地位。⑨ 其人雖逝於抗戰前夕，然對於抗戰勝利，誠有不可磨滅之功勛。
註釋：
①蔣介石日記，1938年1月16日。轉引自《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臺）國史館。②陳紅民等：《朱培德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P243-259。③朱維亮：《「軍人是個破壞性的職業」——憶父親朱培德》。④《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2》，P447。⑤肖如平、陳紅民：《朱培德與抗戰準備(1931-1937)》，《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3期。⑥蔣介石日記，1938年2月2日。轉引自《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⑦諶旭彬：《蔣介石因何自責「太堅強」？》，短史記第221期。⑧蔣介石日記，1938年2曰18日、19日，轉引自《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⑨《朱維亮憶家世》（未刊稿），轉引自肖如平、陳紅民：《朱培德與抗戰準備(1931-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