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臺北市長選舉，無黨籍台大醫師大勝國民黨連勝文（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夏小華攝）
【看中國2014年12月09日訊】八十年代初期的臺灣，內外交困。在外部，臺灣被國際社會所拋棄，絕大多數國家都和中華民國斷絕了正式邦交；在島內，以本土力量為主體的反對派雖然剛剛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潛流洶湧，後勁不可低估；隨著時間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黨國政要相繼過世。作為政治強人，蔣經國當然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實行其威權統治，但是這種局面又能夠撐多久呢？外有大陸的威脅，臺灣自身的安全越來越成問題；內有本土力量的挑戰，強龍越來越壓不住地頭蛇。
與此同時，大陸的中共政權卻走出十年浩劫重現生機，鄧小平大刀闊斧推行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尊重。那時，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還沒上臺，中國還沒有發生「六四」，中共的國際形象還在回升。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條妙計。他們對蔣經國和國民黨喊話：你們中華民國是維持不了多久的了，趁早接受我們的一國兩制吧，有我們做後臺，可以保證你們在臺灣永久執政，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不受損害，只要你們願意歸順我們，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反過來，如果你們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對力量就會起來取而代之，到頭來你們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時任中國社科院臺灣所副所長李家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再論臺灣與大陸統一的模式」，告誡國民黨當局不要硬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撐下去，否則，「將來被別人取代改一下’國‘的稱號，其結果必將是禍國殃民，成為中國的歷史罪人」。
應該承認，一國兩制這一招果然厲害，因為它確實點到了蔣經國的心頭憂患。如果蔣經國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與鄧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國兩制，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興中華」；既「體面」，又實惠。如果蔣經國接受了一國兩制，那麼，臺灣就成了今日之香港。有中共做後臺，國民黨要保持威權統治就更容易，臺灣的民主力量不得不面對更強大的敵人，要取得突破無疑就更困難。
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盛情邀請，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同時大力推動政治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從而使臺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
蔣經國當然知道，開放民主意味著國民黨有可能被選下臺。當蔣經國決定解除黨禁時，總統府秘書長瀋昌煥在旁提醒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國民黨失去政權。」蔣經國答道：「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這就是說，蔣經國寧肯國民黨在臺灣成為民主制下的在野黨，也不要在中共庇護下的永久執政。
有人說，蔣經國之所以決定打開民主轉型的閘門，主要是迫於美國的壓力，或者說是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以維護臺灣的安全。這話當然有它的道理。在當時，臺灣淪為國際孤兒，美國又需要拉攏中共對付蘇聯，如果臺灣仍然是威權統治，那麼，如果中共要武力犯臺，雖然有對臺關係法，到時候美國也未必願意出兵保護。但問題是，既然臺灣面臨的外部武力威脅，說到底就是大陸的中共政權。如果蔣經國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大陸和平統一，來自大陸的武力威脅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們仍然需要解釋，為什麼蔣經國寧可啟動民主轉型，而拒絕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
應該說，蔣經國在臺灣啟動民主轉型，並非僅僅是出於對民主的信念。作為一個長期的威權統治者，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對蔣經國的民主信念給予太高的估計。在我看來，蔣經國之所以要啟動民主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就是嚥不下這口氣，就是不肯向共產黨認輸，就是不肯向中共俯首稱臣。不論一國兩制的方案看上去多麼優惠，但那畢竟是一個招降的方案，而蔣經國就是不肯投降共產黨，他也決不希望在他身後的國民黨投降共產黨去接受什麼一國兩制。他發現，只有在臺灣實行民主，才能夠一勞永逸地拒絕中共的一國兩制誘餌或曰陷阱。一旦臺灣實現了自由民主，一國兩制就失去了著力點：一小批高高在上的威權統治者可能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願意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但是，獲得了自由民主的廣大臺灣人民決不會願意在自己頭上再來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所以我要說，早在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黨禁，打開臺灣民主轉型的閘門，中共對臺灣的一國兩制就破產了。
這一點鄧小平一定很清楚，所以鄧小平早在1989年5月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就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臺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緊接著就發生了「六四」事件，中共凶相畢露，臺灣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未必不知道一國兩制早已徹底破產，只不過他們既沒有改變舊政策的勇氣，又提不出像樣的新政策，於是就只好按照老調子有口無心地繼續唱下去。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