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適對激進主義思潮下的革命進行了反思，對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大革命的態度與年青時有了很大的不同。
1910年代留學美國時期，胡適對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推崇備至，在其日記中就曾有對法國大革命禮讚的話語。而對於1917年發生的俄國大革命，胡適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聽到俄國大革命的消息之後，胡適在1917年3月的留學日記中寫道：
俄國突起革命，苦戰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遜於其弟密雪兒大公。大公亦謙讓不敢當也。吾意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記。（《胡適日記全集》第二冊，第486頁）
此後不久，胡適從美國報紙上看到俄國臨時政府特赦政治犯的消息，在日記中寫道：
今讀報記俄國臨時政府大赦舊以革命暗殺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亞赦歸者蓋十萬人云。夫囚拘十萬志士於西伯利亞，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羅曼諾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愛自由謀革命者乃至十萬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慘殺而無悔，此革命之所以終成，而「新俄」之未來所以正未可量也。（同上，第507-508頁）
當時，為了慶祝俄國大革命的勝利，胡適曾寫了一首《沁園春·新俄萬歲》的詞，詞中寫道：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相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萬文字，多少頭顱。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同上，第508頁）
胡適雖然對俄國大革命大唱讚歌，但他本質上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堅守著「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點滴改良觀。回到國內的胡適，在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同時，對於暴力激進的革命，並不讚同。在1922年6月的《這一週》中，胡適說：
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胡適文存》第二集，第307頁）
既渴盼革命帶來民主與自由，又不讚同暴力激進的革命，由此可以看出，年青時，胡適對革命的曖昧態度。
1926年年底，胡適在前往英國的途中，參觀了當時革命後的蘇俄，當時，胡適對革命後蘇俄的建設非常推崇，認為這是一個「大試驗」。他對朋友說：
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畫，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1907-1933（上）》，第380頁）
當時，胡適認為不應對這個「大試驗」有成見，評價時甚至可以撇開革命時期的大災，他說：
至於這個大試驗的成績如何，這個總是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還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也應該撇開，如革命的時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災，皆不能不撇開。（同上，第380頁）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法、俄革命，胡適則更多地開始了反思，對法俄兩國大革命的認識也愈加清晰。
1947年，在《眼前界文化的趨向》的演講中，提到俄國大革命，胡適說：
俄國大革命，在經濟方面要爭取勞農大眾的利益，那是我們同情的。可是階級鬥爭的方法，造成了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認為那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這種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須依靠暴力強力來維持他，結果是三十年很殘忍的壓迫與消滅反對黨。終於從一黨專制走上一個人的專制。三十年的苦鬥，人民所得的經濟利益，還不如民主國家從自由企業與社會立法得來的經濟利益那麼多．這是很可惋惜的。（胡適著，王玉編選《胡適的理想國》，第138頁）
胡適認識到，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社會終會走向專制極權。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民也很難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胡適顯然已從當初對蘇俄革命後的民主幻想中走了出來。
在1948年所做的《自由主義》的演講中，胡適再次提到了暴力革命導致的最終後果，他說：
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他們的人也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止庵編選《胡適論社會》，第241-242頁）
因此，胡適反對暴力革命和專制統治。他說：
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同上，第242頁）
後來，胡適談到法國大革命時，就尤其提到了革命過程中革命領袖是否具有容忍的風度。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社」十週年紀念會的餐敘上，胡適做了《容忍與自由》的演講，他說：
在法國革命之初，大家主張自由；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都明定在人權宣言中。但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那時就起了一位羅伯斯比爾他爭到政權以後，就完全用不容忍的態度對付反對他的人，尤其對許多舊日的皇族，他把他們送到斷頭台上處死。僅巴黎一地，上斷頭臺的即有二千五百人之多，形成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統治。這一班當年主張自由的人，一朝當權，就反過來摧殘自由，把主張自由的人燒死了，殺死了。推究其根源，還是因為沒有「容忍」。他認為我不會錯；你的主張和我的不一樣，當然是你錯了。我才是代表真理的。你反對我便是反對真理，當然該死。這是不容忍。（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八冊，第3064頁）
關於法國大革命，胡適還曾思考過：為什麼美國革命之後能夠迅速建立自己的民主憲政體制，而法國卻在大革命的過程中屢戰屢敗，不僅沒能順利建立起民主體制，反而逆流而上，還曾多次迎來君主專制的統治？對於這個問題，胡適從社會環境與民主的關係入手，做出了自己的解釋。1953年1月1日，《立監兩院制憲國大代表歡迎會上講詞》中，胡適說道：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民主制度不容易在大戰的環境中，或者在戰爭威脅的氣氛中生長成功。民主政治需有一種保障，一種和平的保障，安全的保障，避免戰爭的保障，才能使這個民主政體慢慢長大，成為一個力量。在實行民主政治的時期，最怕外患或者戰爭來摧毀這個制度。法國處在歐洲大陸，不容易有一個安定的局面，時時刻刻要顧到她四周的國家的侵略，隨時有大戰的危險。（《胡適言論集（乙編）——時事問題》，第49頁）
從早年對法俄革命的讚頌，渴盼革命能帶來民主、自由，歷經這種幻想的破滅，到晚年對法俄革命的反思，胡適認識到暴力革命方式的危險，認識到容忍異己及有保障的社會環境對推行民主自由的重要性。這無疑顯示了其自由主義理念日趨成熟。與此同時，這種通過對法俄革命的反思來反思激進主義思潮的理路，也值得我們後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