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皇帝就懂得『不殺士人』的意義(組圖)

作者:李國文 發表:2014-11-01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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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開國皇帝發的誓,對其繼承者應該是具有絕對權威和約束力的。九百年前的趙匡胤,敢立這塊不殺士人的石碑,固然出於他萬世基業的考慮;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勢所必然的,符應社會發展的行為。中國人好說「時事造英雄,英雄造時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趙匡胤要結束軍人對政治的干預,也許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第一位。

宋太祖趙匡胤

這塊不殺士大夫的誓碑傳說,首見於宋•葉夢得的《避暑漫抄》。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四時八節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余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上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太祖碑誓

實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國

「槍桿子出政權」,此乃我們大家都熟知的真理,這句話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應該是槍桿子固然可以出政權,但這個政權絕不能再被槍桿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趙匡胤就身體力行做到了。實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國,而不是軍事家治國,便是趙匡胤執政的奮鬥目標。

誓碑雖小,意義重大,因為它極其明確地刻出了「不殺」二字,也就給了實行這種文官制度的最起碼保障。

在此之前,中國的士人,包括文人、讀書人、知識份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跟班」,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著時用之,用不著時甩之的「抹布」。然而,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寫著:士人不可殺。在此之前,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在此之後,也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所以,這個趙匡胤,了不起,你得給他豎大拇指。

雖然,趙宋王朝,並非沒有殺過士人的記錄,雖然,趙宋王朝,並非沒有文字獄的惡政,但是,宋朝確實是殺士人較少的一朝、文字獄較少的一朝。因此,這誓碑意義非凡。

中國之文化精神,其輝煌燦爛,其博大精深,其傳統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歷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視文化為民族生命,視文人為國家棟樑,乃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中國沒有西方世界奉為國教的宗教傳統,政教合一的統治架構,中國人從來持泛神論的實用主義,信仰不一,供奉不專。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五千年來,中國人無信仰,無宗教。其實,中國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國人的宗教,說到底也是文化。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敗弱過,窮困過,破碎過,被人侵略得亡國過,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滅,滅而重生;得以篳路藍縷,走出絕境,全在於支撐著我們精神的這顛扑不破,歷久彌新的由方塊字組成的文化傳統。

在中國,也許一段相當時間內,文明,會被抑制得喘不過氣;文化,會被扼殺得了無生氣;文人,會被箝制得萬馬俱瘖,文學和文藝,會被整肅到寸草不長,顆粒無收。但是,這種誓碑上的精神傳承,猶如橫亙在中原腹地的長江大河一樣,枯水期再長,也不會斷流。中國人經過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朦昧的黑夜,走向啟迪覺醒的黎明,趙匡胤順應了這樣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論》中曾經說到這塊誓碑,「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內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反之,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為文,難以為人,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他為什麼說「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因為人的腦袋,只有一個,不等於韭菜。因此,趙匡胤這塊誓碑,基本能夠約束他的繼承者,給文人這點最起碼的安全保證。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只有他發了不殺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殺,或者盡量不殺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趙匡胤的這塊誓碑,有論者以為,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全部歷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瞭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是不扔到火堆裡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他作為一個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著作用。除非他已經是畜生、是野獸,否則,總會存有一絲一縷的考慮。

兩宋王朝對文化人的優容

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

關心文學史,對於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讀者,一定會瞭解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任職之崇、地位之隆、聲名之熾,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為例,唐授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甚至不過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相當於省部級,而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這就是王夫之對趙匡胤所讚美的「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趙匡胤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間頻仍戰亂的歷史經驗。

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亂的敗像,成了他唸唸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於是,就有這塊誓碑,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厥職,創造出寬鬆的氛圍、良好的環境。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以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新科進士魚貫進入朝堂,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其實唐朝每次科舉的錄取率僅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間,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下決心要實行文官制度的,為此,他在選拔人才上、儲備人才上,採取兼收並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間,實施最公平的擇優錄取的方針。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優容,這塊誓碑起到極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咀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在中國,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這樣器識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於作出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諾,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宋代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基本國策,一以貫之的重用並優待文臣,輕易不殺臣下的大政方針,實際上是以祖宗家法,為歷代皇帝所遵奉,並認真執行的。從《續資治通鑒長編•仁宗•慶歷三年》的範、富爭論,範多次提及「祖宗以來」,大家嘴上不說,心裏明白這塊誓碑,有一條可以約束皇帝的戒律。范仲淹認為:「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御,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

從《退齋筆錄》所載元豐年間,神宗欲處置一名辦事不力的轉運使,蔡確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來」四字逼皇帝讓步。當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沒面子,要殺這個失職的轉運使,一以卸責,二以泄火,三以樹威。沒想到承旨辦案的宰相蔡確,拒絕執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來,神宗說,不殺可以,「使刺配遠惡州郡」。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的章惇,堅稱不可,「如此,即不若殺之。」他認為,「士可殺,不可辱」,黥面對士人來說,勝於刑戮。事後神宗對二人喟然長嘆:「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槍藥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這種臣下頂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漢、唐聽不到,宋以後的元、明、清更聽不到。

文化歷千年之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雖然,遼、金、元、黨項、西夏的侵擾戰爭,對趙宋王朝起到毀滅、死亡、破壞、滅絕的作用;然而,在相對和平、相安無事、相互對峙而非兵戎相見的和平年代,由於趙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發展、文明得大進步、文學與文藝得大繁榮,讓我們看到這個輝煌燦爛的王朝,其建設、發展、騰起、富裕,成為基調的另一面。

兩宋王朝積三百年的努力,其高度發達的經濟,突飛猛進的科技,高產豐收的農業,富庶活躍的市場;其規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會,詩書禮樂的環境,成為繁榮和創造的黃金時代。所以,陳寅恪說:「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達到極致境界,與這塊誓碑所營造出來的大環境,有著莫大關係。

錢穆則說過更仔細些:「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用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理學與藝術》)

僅就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來說,除造紙外,其餘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三項,這些宋朝人智慧的結晶,一直到今天,仍當代社會所需要。而我們時時刻刻須臾不離的書本、報紙、文件、宣傳品,乃至於網路上所使用的印刷體方塊字而言,它之被稱為「宋體」,這個「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會生活模式,為後世中國人所承襲。或者還可以說,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與秦、與漢、與唐,都不甚搭界,從文化淵源上講,與宋,卻是最為接近的。嚴復有過這樣一種論點:「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故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斷言也。」

趙匡胤不殺士人的誓碑,也許真的是子虛烏有,然而,有一點不可抹煞,兩宋王朝對於文人的優容,對於文化的扶掖,對於文明的提倡,對於文學和文藝的寬縱,也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值得肯定的時期了。



来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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