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港人懂得創新、能夠忍受苦難、積極前進，並重塑自身。不過，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這種能力，足以讓我留在香港。
我們一家戲稱父親為「保險人」，因為父親從事保險顧問一職已有40多年，竭力將任何情況下的風險都降到最低。倘有不測之風雲，他也努力確保家人不受衝擊。
1989年，香港社會對於回歸的前景滿懷疑慮，我的父母買了份最終的保單：舉家移民加拿大。我們入籍加拿大後，才搬回香港。
25年之後，我在考慮是否需要將這份保單付諸行動，離開香港、永久留在加拿大。
最近，我為了進行一項研究，到德國波恩暫住一段時間。同許多於2000年左右移民國外的人士一樣，我通過網上新聞報導、Facebook的帖子以及同家人Skype聊天，得知中央政府就香港特首選舉的決定。
有一天早上坐火車時，我在手機上首次讀到了相關新聞。我情不自禁地感觸起來，在周圍的德國乘客之中，淚水奪眶而出。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我希望同我的香港同胞在一起。不僅如此，我還因為沮喪而落淚，因為香港的境遇再一次令人失望。
過去幾年，我對香港的希望愈來愈微小。我如今已是而立之年，本應該考慮置業成家。不過，這些人生目標對我都沒有吸引力。若要在香港買房，則意味著要省吃儉用十幾年，然後在偏遠地區買個小得可憐的房子，我討厭這樣。另外，一想到香港本地學校壓力巨大，而國際學校學費又過高，此外別無選擇，我就不想要孩子。
香港到處都是遊客，我和朋友們不再外出聚會了。我也不知道該去哪裡購物：物美價廉的商店消失了，剩下的商店裡顧客人滿為患，買衣服、鞋子及基本必需品都好像打仗一樣。
此外，有跡象顯示中央逐步介入香港事務。 2011年，當局提出推行國民教育；今年6月國務院又發表白皮書，稱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轄權。
即使港人有權普選特首，也未必能夠糾正香港的所有錯誤。不過，至少我們手中有了選票，可以掌控香港存在的問題，並力求解決。隨著中央宣布特首選舉框架，這些希望如今都破滅了。
對於我們這些早年移民加拿大、美英、澳大利亞等國的人來說，我們清楚知道自己逃避的是什麼。暴力和流血事件的影像，銘刻在我們的記憶裡。我們當時認為，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如果坦克駛過落馬洲邊境，我們就能拿著護照逃跑。
我們未能想像的是另一類型的威脅：我們的生活方式受到逐步干預，並不斷被施加限制，以致我們再也無法決定如何治理我們的家。
香港是我的家，我非常關心它。天性使然，我深信港人懂得創新、能夠忍受苦難、積極前進，並重塑自身。不過，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這種能力，足以讓我留在香港。
離開並不是可以隨便說說的事，而且感覺像是對家鄉的遺棄和背叛。不過我懷疑許多人像我一樣，開始討論是否離開。這並非因為他們不熱愛香港，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所熱愛的家逐漸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