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及蘇軾,世人無不高山仰止。
後世推崇蘇軾,蓋其手創之不朽文化功業。他的詩詞、散文、書法,堪稱「三絕」,立極宗師;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灑脫,累處逆境卻不改忠君愛民,甘為蒼生造福的高古風範,也引得歷代文人士大夫競相折腰。集道德文章於一身的蘇軾,其後世影響噹不在屈子、李杜、韓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為我所嘆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蘇軾遇赦,結束七年流放從海南北歸。時傳聞,他將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對蘇軾的迫害甚多而受打擊報復,特意寫了一封長信給蘇軾,請求他的寬宥。對官場恩怨早視作過眼煙雲的蘇軾即作覆書,坦誠相告:「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這種不咎既往,珍惜情誼,以德報怨的胸懷,端的令人擊節讚賞。
應予補書一筆的是,蘇軾與章惇確有「同年」之誼。仁宗嘉佑二年,蘇軾、蘇轍兄弟倆和章惇均為同榜進士,並做了頗有情誼的好友。但在哲宗親政,章惇、蔡卞當權之後,因為政見的分歧,以「譏刺先朝」的罪名將蘇軾降職免官,貶置惠州。紹聖四年,再貶為瓊州別駕,發配儋縣。身為宰相的章惇還特別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蘇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說,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對蘇軾排斥、打擊,而且在生活上也對蘇軾加以設障、留難。
雙重迫害之下,蘇軾只得租用民房棲身。可謂淒風苦雨,備受摧殘!兩千多個苦熬的日日夜夜,蘇軾身心備受傷害。這樣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無論放在哪個人身上,都是難以釋懷,刻骨銘心的!但落到蘇軾頭上,既不想翻歷史的舊賬,也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說何益」一筆帶過。這種寬宏大量,實屬罕見。
讓人特別感動的還在,不念舊惡的蘇軾非常懷念與章惇的「同年」之誼,並為其遭貶後的生活、健康而牽掛。在給章援的覆信中,蘇軾叮囑他好好照顧年邁的父親,多備些「家常用藥」,「切不可服外物」。蘇軾還給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藥方,囑其多多保重自己。蘇軾對迫害過自己的章惇,仍像對老朋友那樣,關愛有加,不計前嫌。他的寬容大度,到了把苦難、冤屈、創傷留給自己,把友誼、關愛、真情都付於別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為助人,如此博愛、寬厚的胸襟,即使放在當世,又有幾人能及?
都說文人器量狹窄、小雞肚腸,那就看看蘇軾這位大文豪吧!自然,蘇軾的寬容大度,並不意味著是非不分,沒有原則。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見、立場,異常堅定;也正為此,他既得罪於變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於盡廢新法的司馬光,才遭致數度受貶,外放流浪。
但是,蘇軾從來不把政見分歧、仕途沉浮與朋友情誼拴在一起,像現今的某些人那樣,一切以政治正確為轉移,以至翻臉無情,落井下石。在蘇軾而言,你我政見雖異、不相為謀,但私交尚在、情誼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與王安石、司馬光,包括章惇在內,都長期保持朋友關係,而不受宦海遷謫之左右,不為恩恩怨怨所影響,正凸顯其人格的高標。宦海風波惡,文心兩相知。他與王安石之間的交往,堪稱文壇佳話。
蘇軾是浪漫、幽默的,蘇軾又是兀傲、堅韌的。二十餘年的顛沛流離,苦痛磨難,終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說:「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
大度的蘇軾,屹立於對大寫的「人」的摯愛與堅信的盤石之上!這種人類情懷、人文情愫,如電光火石般劃過千年夜空,照亮華夏!大度東坡奇偉男,絕代風華千古傳。蘇軾的博愛大度,與豪放的蘇詞、雋永的蘇文、飄逸的蘇字交相輝映,成為國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麗歷史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