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訪談中。張丹紅問：「您在書中稱默克爾的對華政策是對抗路線。我引一句話：‘是她為德國公眾將中國視為罪惡之邦的投影提供了政治土壤。’這樣說不是太重了嗎？」
花久志答：「默克爾在上臺初始就對中國做了一些原則性的批評。她在首次出訪華盛頓時就說，中國是一個不遵守任何規則的國家，西方必須共同對抗中國。這與德國一向對中國所保持的態度完全不同。在默克爾之前，德國將中國視為一個努力接受西方規則的國家，不只是世界經濟的規則，還有民主、人權，中國在逐漸地適應，而不是將中國擺到對立面，視中國為另外的體制。而這正是默克爾所做的。」
默克爾生長在共產極權專制下，對共產黨國家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因此，她當選為德國總理後，曾力主人權價值觀，區分民主國家和極權專制，成為五毛抹黑和攻擊的對象。
花久志一邊詆毀默克爾，一邊讚賞中共在德國的老朋友前總理施密特。張丹紅在訪談中說，「您在書中引用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的話，他稱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能幹的政府。在您看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30年中最大的功績是什麼？」就是說，張丹紅在採訪中竭力促使花久志為中共唱讚歌。不僅如此，張丹紅還要借洋五毛之口批評默克爾和她的政黨推出的人權價值觀。接下來，張丹紅便說，「德國執政的聯盟黨議會黨團去年10月推出新的亞洲戰略綱領，認為中國對西方構成體制上的挑戰。如果您上面的說法屬實，那麼聯盟黨的推論就是荒謬的。」花久志回答：「這份亞洲戰略綱領將中西方兩種政治體制對立起來，而沒有看到兩種體制發生變化的過程。我們的體制也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漸漸地轉變，兩種體制其實在彼此接近。這份綱領製造了人為的政治對立，既毫無必要，又十分危險。」
中共自己不放下屠刀，堅持屠殺異己，但是土洋五毛卻要受害人放棄反抗，相信中共不害人。誰同情受害人，不以中共為友，就會遭到土洋五毛圍攻。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花久志還在《日報》上發表評論《女總理想調解財政危機—默克爾在中國做自我批評》。默克爾作為主要發言人出席在北京的亞歐峰會，被他描述為，「她表現得像在扮演一個正在學習的孩子並不做自我辯解地接受中國人的憤怒」。默克爾在德國接待達賴喇嘛，五毛要群起攻之，代表德國到北京出席會議也要被五毛譏諷，因為女總理比前任重視普世價值，區分中共當局和中國民眾，關心中國居民的人權。
投靠中共的黑伯勒（Thomas Heberer 中文名王海，隨其岳父姓）
黑伯勒生於一九四七年，一九六七年進入大學，學習政治學、漢學和人類學。這一年「小文革」在德國暴發，十年後，當「小文革」結束時，黑伯勒也獲得博士學位，並前去大陸為中共的外宣刊物《北京週報》工作，歷時三年。對此，黑伯勒在其大學個人網頁上公布的簡歷上卻表示在「在北京外文出版社當翻譯和編輯」。
《北京週報》是在中共開始搞「大躍進」那年，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創辦的外文宣傳品。先出英文版，後相繼出法、日、德、西班牙文版。
《北京週報》中文網站於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發表專訪《托馬斯•海貝勒：我和〈北京週報〉的故事》，開頭是，「2008年3月31日，北京週報社迎來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特殊客人：托馬斯•海貝勒。托馬斯•海貝勒現任德國埃森-杜伊斯堡大學東亞政治經濟學教授。這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在30年前是北京週報社的一員--曾任《北京週報》德文版德文專家一職。」
黑伯勒在這篇專訪中透露，「我當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中國同事翻譯的德文稿進行文字潤色。此外，還有部分的翻譯工作--把英文或者中文文章翻譯成德文。當然，有時候，我會自己為《北京週報》德文版撰寫文章，並且就雜誌的編輯出版提一些建議。」這足以證明黑伯勒算中共的德國同志。他一九七五年就去過大陸，可能也像貝特曼一樣學過毛語錄，參觀過大寨。在專訪中，黑伯勒自己承認，「當時所有來中國的外籍專家，包括我在內，都幾乎是出於政治原因來中國的。首先，北京週報社是一個代表中國政府的媒體，它將代表中國政府立場的觀點對外傳播。」
中共奪取政權後，護照和簽證都成了中共要挾民眾的工具。大陸居民，如果公開反共，得不到護照；外國人如果公開反共，就得不到簽證。在黑伯勒進入大陸時，別的外國人要想到中國，必須加入旅遊團。種種現象表明黑伯勒可能是德共成員，毫無疑問他是中共信任的德國人，並在離婚後，於一九七九年成為一中共高幹的洋女婿。
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從北京到德國，黑伯勒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與中共當局始終保持步調一致。
因此，黑伯勒既是中共媒體慣於引用來駁斥他人的「德國中國問題專家」，又是滲透德國之聲中文節目的中共黨員用來包裝中宣部論調的洋五毛。（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