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亂套了 西宮娘娘做「都承旨」 (組圖)

【看中國2014年08月07日訊】2006年是「文革」的40週年。2007年是「反右」的50週年。我那年83歲。像吳祖光說的，我是「生正逢時」。我在1957年「反右」時被判刑勞改。「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是四川雷馬屏農場的一名勞改犯。

這個農場，挂的牌子是「地方國營雷馬屏農場」。但這只是他的企業名；他的官名，實際上是「四川省第一監獄」。我過去對什麼叫「農場」，那印象完全是從蘇聯電影片裡面來的。以為「農場」都是像蘇聯電影裡的集體農莊那樣，一馬平川的田地，有一些小洋樓集中在一起，就是農場的辦公大樓、俱樂部和宿舍等等。雖然我也知道，勞改隊不會有集體農莊那麼漂亮，但估量總還是集中在一塊的。哪知道，到了農場，才知道這雷馬屏農場是沿雷波、馬邊、屏山三個縣的邊緣山區建立起來的一塊「淨界」（和但丁《神曲》裡的「淨界」差不多），是綿延百裡的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山包組成的。每一個山包是一個中隊。中隊與中隊之間，相隔十來里或一二十里。總場部設在西寧（是雷波縣的一個小鎮，與青海的省會同名）。總場部下，離得較遠的中隊，歸二分場和三分場管。最遠的中隊，已經挨近了雲南。離西寧總場部最近的幾個中隊，統屬於總場部直屬的桂花大隊。在桂花大隊所在的桂花溪中隊上面，有一所監獄，叫「集訓隊」。農場本來就是監獄，為什麼還要有這樣一個「監中之監」呢？這是因為勞改隊裡有一部分犯人，不肯認罪服法地接受改造，叫做「反改造分子」。為了使這些「反改造分子」接受改造，就必須把全農場的「反改造分子」集中起來加以整訓。所以這監獄，也叫「集訓隊監獄」。

我是1963年5月間從成都的勞改工廠轉解到農場來的。在「文革」之前，已經進過兩次集訓隊。「文革」前夕，我是在桂花大隊所屬的山西寨中隊經受「社教」運動的審查。1966年6月間《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以後，我又再一次地被掃進了集訓隊。整個「文革」十年，我有六年時間是在「監中之監」裡度過的。其後的幾年，以及我刑滿後在農場作為「戴著反動帽子就業」的「就業員」繼續勞改的幾年，都是在這個農場。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我才在「上訪」以後，離開了農場。

下面的文字，是我對「文革」那段時間的一些回憶。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加上我老年記憶力的衰退，有些人的名字，已經記不很清楚了。但事實是清楚的，有些是傷心的痛史，有些是驚險故事，有些則是趣事。野史無文，也可能無補於世。寫下來，不過是希望中國不再出現「七八年又來一次」的「文革」而已。現在就扼要地記述一如下：文革中的「橫掃」。

「文化大革命」之突如其來，對在農場中的我來說，完全是懵然不知所措的。開頭是，1965年冬，我看到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以及聽說毛澤東講過「彭德懷也是海瑞」之類的話，心裏感到，這可能是又一次大批判運動的先聲。可能是他認為吳晗的劇本暗含著為彭德懷鳴冤、為農民叫苦的意思，所以有必要批判一番。似乎仍然是從文藝作品開刀，以知識份子為批判對象，達到壓制輿論、加強思想統治的目的。隨後，到1966年看到問題由「文藝批判」向「政治追查」升級，我意識到這是小題大做，毛澤東又要發威了。到中央發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又看到江青居然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而且，後來「中央文革」竟然顛倒乾坤地取代了政治局的權力，北京市長彭真、參謀總長羅瑞卿、中宣部長陸定一、中央辦公室主任楊尚昆、都被打成了「反黨集團」。我感到這完全是「亂了套」的做法。毛澤東似乎已經不再信任他的那些老戰友，只好讓自己的那個西宮娘娘拋頭露面來做「都承旨」了。我感到，這是國家前途的不祥之兆。雖然我並不相信中國儒家關於「牝雞司晨」、「陰人用事」一定會出亂子的說法，但把一個沒有多少政治經驗與治國才能的電影演員抬到高於政治局的位置上，這畢竟不像是毛澤東理智正常的作法。過去，聽黨內的老人說過，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中央的好幾位負責人是不同意的，聽說當時延安中央直屬黨委還有過「不許干政」的三章協議。過去，在很多老同志的心目中，並沒有把江青看作是毛澤東的正式夫人，只說是「毛主席的秘書」。甚至毛澤東自己也從不帶她在重要會議或其它公眾場合下露面。為什麼突然會有這樣的變化呢？我覺得，這一定是中央內部產生了政治上的分歧，使毛澤東產生了再一次「打爛壇壇罐罐」的想法。運動把進攻的矛頭，直接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提法，暗示毛澤東要對中央的某些老幹部開刀。這時，他當然需要有一個可靠的人幫他掌控「中央文革」這個組織。不過，我想，對江青，毛澤東應該是心裏有數的，大概也不會過於放縱，充其量不過是「承旨宣詔」或在聽聽匯報之後給毛澤東傳話，絕不可能代替毛澤東出來「稱王稱霸」。等到《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我才感到這可能是中國的又一場大災難來了，而且，很可能也是我自己最後的厄運。但是，我置身於農場的荒山野嶺中，消息不靈，只偶然從報紙和傳聞中得到一些零星片斷的消息，畢竟不知道這所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幹什麼。——從《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只知道這運動的大方向是所謂「反對帝修反搞資本主義復辟」；要「破四舊」；要打倒「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而且把「蘇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列為最重要的歷史教訓。……但是，這所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不是要把社論中提到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都抓起來或消滅掉呢？究竟是誰讓毛澤東感到危及了他在中南海的寶座呢？這運動會不會大量的殺人呢？……儘管我早就感到毛澤東在1957年後，已經有一種重蹈斯大林極左路線的可怕趨向，但對黨內的現實情況，特別是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與力量對比，卻一點也不清楚。「文革」究竟是要革什麼？革文化？革四舊？革知識份子？革老幹部？為什麼要這樣革？壇壇罐罐打爛了還吃不吃飯？……對我來說，似乎總有些猜不透想不清，這就像是現在青年人常說的那句話：腦子裡一頭霧水。

沒料到，就在我還處於迷迷糊糊之中，還沒有來得及仔細思索的時候，災難很快就降臨到我頭上。這個處於中華大地西南邊陲荒僻山區的農場，過去由於交通閉塞，信息不靈，幾乎什麼事都是比別的地方要慢三拍的，這回卻是「聞風而動」。就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發表以後，不多幾天，大約是1966年的6月上旬，總場部就在通木溪中隊的大壩子裡召開了「打擊大會」。會場上臨時搭起的一個檯子，全用深藍色的和黑色的布作幕布，造成辦喪事的那種陰森恐怖的氣氛。檯子正面的上方，懸著一道黑色的橫幅，上面貼著一方一方的白紙，用斗方大字寫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會場的幕布和柱子上，還貼了許多標語。全場各中隊帶來參加大會的犯人，約有一千多人，在會場上席地而坐，黑壓壓的人頭擠成一片。被「打擊」的「反改造分子」約有三十多人，在檯子前面，面向會場上的犯人，背臺而立，站成一列。每個「反改造分子」背後都站著一個武警。我站在這個牛鬼蛇神隊列左邊第一個位置上，很多熟識的「老同改」都用眼睛盯著我。

大會是由總場部的一位副場長主持，宣布開會以後，第一步就叫：「把反改造的牛鬼蛇神捆起來！」好傢伙，大開眼界了！原來這就叫「橫掃」！

這「橫掃」的捆人方式是「史無前例」的。由武警在犯人身後下手，抓住犯人的腳頸子向後一提，使犯人猝不及防地立刻朝前面仆倒下去。就這一下，使有的犯人砸掉了門牙，有的砸破了額頭和鼻子，有的砸破了臉、砸爛了眼鏡，一個個滿臉鮮血和污泥，就真的像是牛鬼蛇神了。武警的捆法，也是經過特殊訓練的：先在犯人背上「踏上一隻腳」，然後用一根麻繩，從犯人下巴底下往後拉緊，在後頸窩下面交叉，再從犯人兩手肩下二寸的「耗子肉」那地方開始，從手肘上一圈轉一圈螺旋形地往下捆，每一圈都勒進肉裡，勒得梆緊，一直捆到兩邊的手腕子上，再把兩隻手向背心上一提，拇指朝上，手背靠攏，把兩個手腕捆緊，在背心的繩子上打一個節拴死。犯人在被這樣捆了以後，兩手捆得像粽子，兩臂骨關節和受壓的肌肉血管神經火辣辣地痛得鑽心，身子站不直，只能駝背似的站著，臉上發青，額頭上直冒汗。據說，這種捆人的方式，是很講究技術的。因為，以往捆人，由於捆得太凶，把犯人的手肘和手腕一下子就捆斷了，犯人就成了永遠喪失勞動力的廢人，對農場是不合算的。有時把犯人捆得暈死過去，反而要急救，也達不到要讓他感到劇痛的懲罰目的。所以，後來捆人，從技術上就要求要捆得「緊而不斷，痛而不暈」，是一種既合乎科學又不損及農場經濟利益的尖端技術。如果說那些年中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方面還是很落後的，那至少在捆人方面是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的。即使還趕不上二戰時的德國，與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我那天還算好，遇著那位捆我的武警，大概是新來的，下手比較慢，所以我倒下去的那一剎，還來得及側身，先用肩頭著地，沒有砸著門牙和額頭，只擦破了一塊臉皮。但是，捆了之後，要站在檯子前面聽那位副場長和管教股長的長篇講話，那真是應了大躍進時期作為口號的那句話，「一秒等於二十年」。駝背站著，兩手痛得發麻，由於血管不通，心裏發慌，頭也發暈發脹，骨關節也好像就要拉斷了。站到後來，臂膀好像麻痺了，而渾身卻好像有許多螞蟻在咬。我是第一次挨捆，這難受的滋味，我還從沒有經歷過。好在人在勞改隊裡面蹲久了，就再也不會有知識份子的所謂「自尊心」。根本不會感到這是「侮辱」、「迫害」或「虐待」——這些高雅的名詞，現在報章上用來譴責美軍在伊拉克虐囚，是用得著的，可在中國勞改犯人的詞典裡，這些名詞不用別人動手，自己就把它刪除了，甚至乾脆把它全部忘記了。勞改犯人無論你怎樣侮辱、迫害、虐待，都不會有那種受侮辱、受迫害、受虐待的感覺。一切加之於他的折磨（這兩個字不好選擇，如果用「獸行」，雖然更切近，卻似乎有點過分，因為，從「尊重人」的角度來說，即使是最缺乏人性的人，也不宜以「兩腳獸」視之。故這裡不用「獸行」，用「折磨」），他都會當作俗話所謂「孫猴子逛十殿——陪小鬼走過場」。走不過去，怪自己道行不高，走過去了，就覺得十殿也不過如此。

勞改犯人是最賤的，唯其賤，即如人們腳下的泥沙，能承受一切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好不容易，等到了散會。我就被押送到了集訓隊。這集訓隊就好像是我在農場的老家，幹部、犯人，每一個都是熟的。年輕的管教幹事姓魏，看見我，就笑笑地說：「又來了？」我說：「請魏幹事趕快給我解了吧，手要斷了。」他一邊玩笑地說「不會，我給他們打過招呼，對你，可以照顧一下，捆輕點。」一邊，就笑笑地叫人來把我的繩子解了，又說：「你呀，還不如就在集訓隊算了。」我也覺得，集訓隊這反改造窩子，好像就是民間傳說裡的那塊「斷龍石」，任何一條魚，如果想要變成龍，就得跳到這塊石版上來比一比，必須和這石版一樣長，不能長一寸也不能短一分，短了要回到水裡去再修煉，如果長了，就得把長的那截砍掉。我從1963年5月到1966年6月，已經三次被收進集訓隊，我怎麼能按照「斷龍石」的要求使自己變成龍呢？所以，魏幹事說得好，不如就在集訓隊算了。也就是說，只能就做個反改造分子算了。

這時候，許多收監的犯人都一個一個地解了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一個人的手桿上，一圈一圈紅的、青的、紫的、紫中帶黑的、皮膚上冒血的捆傷的繩子印，十分顯眼。這對我後來在集訓隊寫那首《繩痕》，是最刺激的現場體驗，也是心靈烙印和悲憤情感的疊壓與積蓄。它後來聚變成為了我做詩的靈感。

這一次收監的人很多，入監以後，馬上就是緊張的「學習」「訊問」「檢查」「交代」。有的人，大概是被這「橫掃」的氣勢嚇懵了，在聽了報告、受到訊問以後，便趕忙走「坦白從寬」的道路，連日連夜地寫交代材料，爭取能得到從寬的處理。

我雖然是「三闖轅門」的「老集訓」，但是，這一次和上兩次是大不相同的。上兩次的收監，是由於「中蘇大論戰」和「北部灣事件」的時局變化，政府不得不對「反改造分子」採取防範性的措施，我那時並沒有犯什麼錯誤。而這次卻是作為「文革」的「打擊對象」，收監以後是要進行審查處置的。我原先並不知道為什麼要把我列為「打擊對象」，後來經過集訓隊管教幹事的訊問，才知道原來是山西寨中隊有一個犯人向方指導員檢舉，說我在犯人中間散播反動言論，說我攻擊江青出來「垂簾聽政」。我只好向魏幹事說：「根本沒有這樣的事！請政府幹部去調查，我是什麼時候向哪些人說的？有哪些人在場？哪些人可以對證？如果是個別人檢舉，那麼，我和他是怎樣說起來的？他說了些什麼？我怎麼會和他談到了‘垂簾聽政’？他懂不懂‘垂簾聽政’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不懂，他怎麼知道這是攻擊江青？如果他懂，請政府查明他是不是害怕我檢舉他才故意捏造情況來嫁禍於人的？如果經過調查，查明這種人是一貫捏造情況陷害他人的反改造分子，請政府實事求是地給以嚴肅的處理，以免得他今後繼續害人。」——我當時估計，個別人的檢舉，只要被檢舉人據理反駁，管教部門是不能輕易定罪的；而涉及到「攻擊江青」的問題，犯人是誰也不會承認有他在場的。而這個檢舉我的人，我猜到就是那個被叫做「臭水鳥棒」的傢伙，在山西寨的犯人中，他根本找不到誰願意附和他來陷害我。所以，我可以坦然無懼地把事情應付過去。

現在回憶起來，那一次「橫掃」，後來的演變也真是不由人算。同時收監的人中，有幾個過去十分機靈的人，由於害怕這次「橫掃」會要了自己的命，連忙寫檢討，交代問題，爭取「坦白從寬」。結果，不到一個月，總場部就召開了「公判大會」，這幾個人都被判處了加刑3年或5年。「寬大」當然也算得是「寬大」了，但刑期畢竟又拉長了幾年。而其它那些不承認自己有反改造罪行的人，幹部叫大家在集訓隊裡一面學習一面反省問題，後來卻大都沒有受什麼處分。為什麼呢？因為那「文革」的暴風驟雨，並不只是要「橫掃」犯人，它同時也在「橫掃」政府機構。公安勞改部門也跟著產生了一些令人想像不到的「萬花筒」式的變化。幹部們的造反組織，有如「城頭變幻大王旗」，一會兒是「人民公安造反隊」、一會兒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一會兒是「井岡風雷」、一會兒是「雷馬屏星火燎原」……幹部們每天都在緊張地選擇「表什麼態」、「站什麼隊」、「舉什麼旗」、「開什麼會」，都在忙著「貼大字報」、「開辯論會」、「奪權」、「打派仗」。對於已經收進了集訓隊的犯人，一般就看成是籠子裡的「死老虎」，只要他們不跳不鬧，有人管著，有槍桿子押著，就暫時放著也不算是大問題了。當然，個別的發現了問題，也還是要判要殺的。可很多人原先收監時本來就沒有什麼可以判罪的所謂「鋼鞭材料」，只不過是有某些需要審查的「問題」，後來，隨著時移勢變，原先的所謂「問題」，似乎也就一天一天地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