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克的江青傳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出版，封面上印著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披著軍大衣的側影。書前印著上面提到的江青題寫在贈給維特克的廬山漢陽峰照片後那首詩的手跡。
這本書既沒有像《紅星照耀中國》那樣暢銷，也沒能讓讀者投奔中共，畢竟共產革命像江青一樣已是昨日紅星，江青自己也陪王光美成了紅牢女囚。但維特克無疑是給江青唱了一首輓歌，讓不明真相的讀者誤把害人精當成了犧牲品。
二零零六年，在「文革」四十週年，江青下臺三十週年之機，《江青同志》的中譯本在香港出版。為了吸引讀者，封面上印著比書名更突出的「紅都女皇」四字，使讀者誤以為這本書是《紅都女皇》。
其實，《江青同志》與《紅都女皇》不相干。《紅都女皇》的作者不可能是維特克，因為維特克的《江青同志》不是黑色諷刺，而是粉紅宣傳，我在大陸的一個毛派網站淺嘗輒止，實在不願費時。
在《江青同志》中能夠顯示維特克是史學者的地方在於，書中羅列了延安時期的外國訪客對毛澤東身邊的女人的正面描述，其中也提到了斯諾：「每一個外國觀察家都根據他自身的文化背景來看江青。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中國西北報告中說，毛澤東從來不強迫自己的妻子會見來訪者。因此，斯諾的報告中有關賀子珍與江青的記錄也是隻言片語。斯諾因此而失去一次為江青作傳的機會。但是，後來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修訂版中，斯諾加入了有關江青背景的傳記材料。書中有些摘自秘密來源上的有關江青生平的斷言，與她後來履歷表上的內容是互相矛盾的。斯諾在延安與江青的會面很短。那是在江青與毛澤東結婚幾個月之後，斯諾期待已久的一個時刻。從一個美國人的眼光來看，江青是一個苗條而又富於吸引力的少婦，‘她撲克打得很好、並且是一個出色的廚娘’。」
除此之外，維特克照搬連張穎都質疑的江青說法，成為江青的洋話筒。維特克寫到：「一九三五年仲夏，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七次大會，王明依靠莫斯科的權威，對毛澤東的每一種主要觀點都提出了反駁」。「但是，儘管如此，只要可能，主席仍顯得氣量宏大，每每在王明遇到危險的時刻去拯救他。」
還原了被斯諾們美化的毛澤東凶相的張戎夫婦卻查證，為了除掉異己，毛甚至給王明下毒！
維特克還不加思考地轉述：「江青說：‘如果說實話，王明不像個中國人；而據此看來，雖然安娜•劉易斯•斯特朗是個美國人，但她比王明倒更像中國人。’」
王明確實不像中國人，因為王明和康生等都是蘇共培養出來的斯大林分子，但康生變成了毛的追隨者，王明一直是毛的挑戰者。 所以，江青要貶損王明。被江青稱讚的斯特朗則是毛澤東的洋喇叭。毛澤東就是通過她向世界發表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毛言。
一九二五年，斯特朗第一次到中國來支持「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後，就一直從事吹捧中共的紅色宣傳。 一九五八年，斯特朗以七十二歲的高齡第六次到中國，並從此定居北京，其時毛正發動導致至少四千萬人餓死的「大躍進」。而斯特朗則為毛主編《中國通訊》，美化共產暴政。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被迫逃離西藏後，周恩來派專機送了一批紅色記者去拉薩，斯特朗也是其中之一，是周恩來點名要她去的，並給她派了個護士。於是，她又寫了《西藏農奴站起來》。斯特朗不僅善於寫作，還樂於表演。《 「文革」中的洋造反派》透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張在文化大革命中廣為流傳的照片：毛澤東為一個滿頭白髮的外國老太在一本《毛主席語錄》上簽名。這個外國老太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胳膊上戴著一個醒目的紅衛兵袖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又在《人民日報》上報導：「毛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見美國作家斯特朗」。因此，斯特朗與史沫特來一樣在中共的紅榜上名列斯諾之前。不過在江青表揚她時，她已於一九七零年在北京去見馬克思。
維特克最可恥的地方在於她居然為「延安整風」評功擺好。《江青同志》寫到， 「毛澤東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一個國民背景。為了要把他的革命信息普及到千家萬戶的老百姓頭腦中，毛澤東採用了一句大眾語言，叫作‘治病救人’。如此通過再教育與心理手法來治理人們的頭腦是毛澤東不同於斯大林之處。斯大林採用的是臭名昭著的肉體殘害方法來對付不同政見的‘肅反對象’及其它無用之人。當斯大林的處理方式帶有沙皇傳統，毛澤東卻深入地探尋了中國歷史的經絡。像可以把任何人都能教會的孔夫子一樣，毛澤東則可把任何一個人的政治信仰、或者稱作‘思想’改造好。跟隨毛主席，也就是跟黨走並不是不同宗教的轉變；也就是說：不是要一個人因‘被勸說’從而放棄其一生的信仰與行為模式，再去接受一種全新的信仰與行為模式－特別是這種不可避免地要堅持不懈地進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信仰。劉少奇的那篇精練的理論短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最為著名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列舉了這種轉變的歷程。這篇文章被認為是不斷革命的理論讀物精粹。」（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