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斯諾和海倫在中國。（網路圖片）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三歲的斯諾靠混船票跑到繁華的上海尋找出路。他很快成為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間諜網羅的筆桿子。斯諾在上海的紅色英文週刊《密勒氏評論》（一九一七－一九五三）上發表了不少報導，影響了不少讀者，其中之一叫海倫（一九零七－一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倫到上海美國總領事館工作，特意帶著剪輯的一大本斯諾報導約見作者。對海倫的一見鍾情讓在上海的美國人中感到孤立的斯諾打消了離開中國的念頭。海倫拒絕了斯諾的二十一次求婚，直到斯諾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書稿《遠東前線》後，他倆才於一九三二年聖誕節結婚。
鳳凰衛視的斯諾宣傳片採訪過的武際良在海倫百歲冥誕時發表紀念長文《綿綿不絕中國情》，其中表示，「海倫稱：她和斯諾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時期，是一個‘二人工作隊’，一個‘工合’式的成就，而且為不少人和歷史事件提供過動力」。「工合」全名為「美國工業合作委員會」，是在海倫的建議下由另一個國際共運成員路易•艾黎出面於一九三八年在中華民國成立的紅色經濟組織，打著迷人的旗號，暗中支持共黨。海倫為此寫作宣傳品《中國為建立民主而奠基：工合運動紀實》。
一九三三年春，斯諾夫婦遷居北平。 不懂中文的斯諾從一九三四年初春至第二年深秋，應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梁士純邀請，任燕大新聞系客座講師，以教師身份搞紅色宣傳。而燕京大學本來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團體依靠他們的財力和人力在司徒雷登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教會大學。就是說在與共產主義對立的教會大學，紅色鼴鼠也能出任教職，宣傳違背基督的邪說，可想而知紅色勢力如何無孔不入了。
第三國際為了阻止民國政府消除共產共妻的紅色恐怖主義，一再挑動幼稚的愛國學生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將共產國際與民國政府的矛盾轉嫁為中日兩國的矛盾，混淆視聽，欺騙民眾。斯諾夫婦把中共地下黨員撰寫的《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譯成英文，列印數十份，分送給駐北平的外國記者，通過他們製造國際輿論和壓力。 在斯諾的家還密謀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具體步驟。海倫寫了造成一百多人受傷的「一二•九」的系列報導，連續發表在紅色週刊《密勒氏評論》上達半年之久。
參與「一二•九」的燕大學生黃華和龔普生、龔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諾的家，都受到紅色宣傳的迷惑。黃華和龔澎於一九三六年，龔普生於一九三八年分別加入共產黨。斯諾夫婦協助發起的所謂「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導致一大批愛國青年像黃、龔一樣誤入歧途，成為馬列子孫。對此武際良寫道，「由於海倫當時表現得十分活躍，北平學界不支持學生運動的北大學者胡適曾在一次教職工會上誣稱：‘這次運動是由斯諾夫人發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錢，就是得了羅斯福總統的資助。’」
如果說魯迅是宣傳蘇共的頭號中文筆桿子的話，那麼，斯諾就是宣傳中共的頭號英文筆桿子。也因此最遲從一九三三年二月起，斯諾就開始著手配合共產國際宣傳魯迅，準備翻譯出版英譯本魯迅小說選集。魯迅日記在二十一日記載：「晚晤施樂君。」
從一九三五年一月起， 斯諾就可能通過賽珍珠在她第二任丈夫主編的英文月刊《亞洲》上發表評論和譯作，吹捧魯迅。一九三六年五月，為了把魯迅等其同類當作「現代中國文學運動」推向世界，斯諾在翻譯姚克的陪同下採訪魯迅。同年由斯諾夫婦在楊剛等紅色文人的協助下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一書，就在共產國際的老根據地倫敦出版。此書推介了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包括楊剛的自傳性小說《日記拾遺》。此前海倫就在楊剛的幫助下，以「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為名發表論文，推薦接受中共領導的紅色筆桿子， 這篇論文作為附錄編入《活的中國》。然而在紅色中國，楊剛於一九五七年就被迫自殺身亡。
對《活的中國》斯諾在他的自傳《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中承認：「作為藝術，這本小書可能沒有什麼意義」。（《外國友人憶魯迅》，第四十六頁）然而當時魯迅們「聽將令」寫出的宣傳品讓斯諾夫婦深受誤導，海倫在回憶編譯《活的中國》的體會時寫道：「一個人只有親身領教了這種嚴酷、落後、充滿迷信與殘暴制度，才能識別共產黨人努力從基層改變中國的了不起的進步性。」 因此，武際良斷定，「兩個斯諾通過編譯《活的中國》，為他們後來，為什麼一定要冒險訪問陝北，探索中國革命的真相，寫作《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的思想背景作了鋪墊。」
斯諾不僅積極配合紅色勢力顛倒黑白，吹捧魯迅，還歪曲事實，宣傳「共匪」，欺騙世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慶齡按毛澤東的指示，安排斯諾和馬海德在假牧師董健吾地帶領下，通過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員劉鼎，違背國民政府的禁令，秘密潛入共產國際在中國割據的蘇區。斯諾是第一個採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馬海德則是蘇區的第一個外國醫生，從此分別成為中共的洋鼓手和洋幫手。
海倫隨後想到延安，但只抵達西安，於是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採訪張學良後，在《密勒氏評論》等紅色媒體上發表《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這之後又在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喉舌《中國呼聲》上發表《東北軍想打回老家去！》的宣傳報導。對此武際良稱，「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最早向國內外公眾透露出要求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呼聲」。就是說，海倫不僅協助斯諾包裝毛澤東及其共黨，而且還參與共黨為發動「西安事變」而搞的紅色宣傳。
一九三七年，海倫通過黃敬（俞啟威）獲知延安五月要舉行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於是與去開會的黃敬於四月趕到延安。海倫像斯諾一樣在蘇區受到四個月的款待，採訪了斯諾沒能見到的朱德等共匪頭目，補充了斯諾名下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的相關內容和照片。海倫在延安期間，又名「七•七事變」的「盧溝橋事變」發生。
海倫協助中共享《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迷惑世人，她還把毛澤東對她撒的謊以《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為題，先在北平出版的紅色雜誌上發表，後被巴黎出版的紅色《救國時報》轉載，為毛澤東誤導國內外民眾。海倫宣稱，「顯而易見，毛澤東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國的縮影。」（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