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7月05日訊】天安門事件與日本政治春寒已過，炎夏尚未來臨。五、六月相交的日本，氣侯宜人。發生在中國的六四事件，在日本，被稱為「天安門事件」。筆者此行日本，正逢「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就像世界各地一樣，日本民間，連年都有紀念活動。今年活動更多、規模更大。足見，天安門事件，是影響深遠的世界性事件。
日本大學演講，感受「八九後」
五月二十九日，筆者在日本大學做了題為「從民主運動到流亡」的演講。聽眾多為日本大學的本科生，稱之為「八九後」。為了讓他們聽得懂「中國故事」，我將自己的人生經歷與當代中國的滄桑變遷，穿插敘述。同場還有旅日華人攝影家翰光的演講，並播放他攝製的記錄片《流亡》。
為了這場演講會，主辦方提前一個多月就開始籌備，準備了海報、背景資料、翻譯文本等，工作極盡細緻。事後，又收集學生們的感言，並傳給我。學生們反饋，演講讓他們深受感動，留下了難忘印象。是瞭解中國的難得機會。主持演講會的日大中文系教授表示：「演講會辦得非常成功。中文系辦過好多活動，但是這一次，除了學生，還來了那麼多外面的客人，參與者那麼熱心，認真傾聽，踴躍提問，還是少見的。」
六百人集會，紀念天安門事件
六月四日晚，筆者出席了由日本各界在東京舉行的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紀念集會，併發表演講。演講中，筆者提醒日本民眾，注意到這樣的現象：「發生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以大學生和知識份子為主體；但發生在中國的反日示威，卻很少有大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參與。這表明，理性的中國人，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並不認同中國政府的仇日宣傳。中國的真正民意，是渴望中日友好。」為此，筆者呼籲日本朝野：「面對中日關係時，應該把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區分開來，把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區分開來。」
筆者留意到，包括不少國會議員、知名文化人、社會名流參加的這場紀念集會，約六百人出席，場面宏大，儀式隆重，氣氛莊嚴。比我往年在紐約等地參加的類似活動，組織得更嚴整、更得體。
富士電視臺，領略日本團隊精神
演講後，我趕往富士電視臺參加歷時兩小時的天安門事件專題政論節目。嘉賓中，只有我一人不會日文，而用中文，電視臺竟然為此安排了四名同聲翻譯，其中兩人負責將我的中文翻譯成日文，在電視臺同聲播出；另外兩人，則負責將其他人的日文翻譯成中文，及時傳入我的耳鼓。
日本人的組織性和團隊精神，表現在每一個細節上：節目前幾天，兩名電視臺工作人員就與我和其他嘉賓見面，聽取各自的論述要點。節目當晚，開始前，兩名主持人、多名工作人員和四名翻譯人員都到會客廳與嘉賓見麵茶敘，互致問候，交流節目細節；節目結束後，主持人、工作人員再到會客廳，與嘉賓茶敘、話別，然後，他們全體禮送嘉賓到樓下大門外，直到招來出租車，鞠躬告別。禮節備至。
中國因素，促使日本政治右轉
就像臺灣有統獨之分一樣，日本有左右之分。在臺灣，從政黨、政治人物、媒體、到民間組織，統獨之分，涇渭分明。在日本，左右之分，也大抵如此。日本左翼，奉行和平主義，親中；極左翼傾向於社會主義。日本右翼，堅持愛國主義，親美；極右翼傾向於民族主義。
二戰後初期，左翼曾佔據上風，但隨著中國、蘇聯的紅色陣營與國際民主陣營對立加劇，右翼話語權上升，左右翼平分秋色。到了近兩年，日本政治版圖發生大幅度嬗變，左翼大幅縮小，右翼大幅擴大；在人群中，左派變身中間派、甚至右派，中間派轉右，右派話語權大增。這實拜中共對日政策所賜。中共與日本死爭釣魚島，導致日本左翼失聲，或大幅轉向。
深知日本左、右政治的敏感性，作為一個華人知識份子，筆者保持獨立立場，出語真誠，務求發自內心。對日本左、右兩翼，既不刻意逢迎，也不刻意迴避，而是自然接觸，友好往來，一位相交很久的左翼朋友，生怕我「被右翼利用。」總是叮嚀我謹言慎行，他老是提醒說：作為民主鬥士，你反對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幾乎我每次演講，他都會不辭勞苦，到場聆聽，為我加油。
一位交情很好的右翼朋友，也是一個傳奇人物，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跨國加入阿富汗抵抗軍，到前線與入侵阿富汗的蘇軍作戰。他告訴我，他非常欣賞我的新書《日美中亞洲開戰》，但不讚同我書中的這幾句話：「為了緩和日韓關係，為了將中國人民從中國共產黨那裡分化出來，日本首相或須慎重考慮參拜靖國神社所帶來的國際影響。」他激動地說，如果日本首相不參拜為國捐軀的亡魂，將來還會有誰出來保衛國家？
幸好，左右兩翼的日本朋友，都誠心支持中國民主化。筆者五月二十九日在日本大學演講，主辦者是左翼知識份子；而六月四日在紀念集會上演講，主辦者是右翼文化人。
文化日本，一個閱讀大國
每次去日本，都會到書店逗留。或許因為，日文中夾帶不少漢字，使我能猜測書中大意，以至於，常在書店流連忘返，一泡就是半天。
隨著網路發達，出版不易。臺灣、香港出書，首版印數往往在一至三千之間，但日本出書，印數動輒上萬，起初，我頗為訝異。隨後才瞭解到，不僅日本人口遠大於臺灣、香港，而且，日本是一個閱讀大國。基於「不給他人添麻煩」的日本文化，日本人乘坐火車、電車、地鐵、公共汽車等，大都保持靜默，不說話，更不用手機通話，於是，用閱讀打發時間，就成為一個選項。日本圖書，很多是能裝進口袋的小書，稱為「新書」，正好適合通勤族隨身攜帶。
因筆者近著在日本出版，加上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此行日本，受到眾多日本媒體關注。筆者先後接受共同通訊社、朝日週刊、產經新聞、時事通訊社、Newsweek日文版、流行雜誌SPA!以及Will雜誌等專訪。不少日本記者，操流利中文，使訪談變得輕鬆、容易。筆者對日本媒體強調這樣一個要點：「只有一個民主化的中國，才能與世界和平相處。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將是日本和亞洲國家外部安全的保障。中國民主化，不僅惠澤中國，也將惠澤世界。」
田原總一朗，今枝弘一
六月八日，由日本講談社主辦，筆者與日本著名政論家田原總一朗舉行了一場對談會。田原說，他每次與中共官方人員交流，都指出，如果中共堅持現行體制，中國最終必然陷入災難。他透露：他曾與前中國駐日本大使、現任中共外交部長王毅交流，王毅對毛澤東持完全批評態度，田原因此覺得，中國政治人物也有不同想法，或許有內部政治變化的可能。筆者對答：自從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被邊緣化，目前的主流派都是保守派、強硬派，即便還有少許改革派，卻很難主導中國的政治進程。
田原問：對於中國的民主化，日本可以做些什麼？筆者說：作為亞洲的和平與民主大國，日本應該像美國和歐洲國家一樣，經常公開批評中國政府踐踏人權的行為，要求中共釋放政治犯；日本民間，則應催生更多人權組織，持續發聲，關注中國人權，影響日本政治。田原擔憂：這樣做，會不會反而得罪中國政府？更與日本爭奪尖閣諸島？筆者回應：美國和歐洲國家一直這麼做，日本一直沒有這麼做，但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比美國、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更糟。推廣普世價值，促進中國民主化，是日本應該擔當的責任。
現年八十歲的田原總一朗，曾為演員、電影導演、知名記者，後為日本最具影響力的電視主播和政治評論家之一，以尖銳質問政治家而著稱，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名人。田原的政治主張，屬於中間略偏左，一方面，他一直譴責日本在二戰時對亞洲鄰國的侵略，另一方面，他堅定反對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
六月七日，由日本幻冬舍主辦，筆者與著名日本攝影家今枝弘一在橫濱的一家影劇院舉行了對談會。與筆者同齡的今枝弘一，曾於1989年5月至6月，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和大屠殺場面，成為日本教科書選載的珍貴歷史資料。他向我展示的其中一張相片，鏡頭正對一群與民眾對峙的共軍，其中一名共軍的槍口正噴出一串燦爛的火舌，射向人群。顯然，當時，今枝弘一就置身在面朝共軍槍口的人群中或人群後。今枝弘一，展現了日本人特有的敬業精神，那一刻，置生死於度外。
筆者再度感嘆：中國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殺六四大屠殺的歷史，但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都記錄了這段歷史。今枝弘一珍貴的攝影集，就是最生動的證明。中共墨寫的謊言，改變不了血寫的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