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7月02日訊】共產黨輕諾寡信
北京並不樂見二○一七年香港普選，正如它並不情願一九九七年「一國兩制」。如果可能，中共當局當然更希望「王師所至，望風披靡」，「兵威之下，政由我出」，最好是敲鑼打鼓建立起中共香港市委、香港市人民政府等五套班子，按照「黨管幹部」的原則精挑細選出一位政治局委員去兼任香港市委書記，帶領市委一班人對香港實施「全面管治」，那才稱得上「雪我國恥、揚我軍威」，不是嗎？可惜時不我予，歷史沒有給它這樣的機會：一九八四年若不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很難順利回歸；二○○七年若不答允十年之後「雙普選」，很難安撫香港主流民意。放香港一馬，這並非共產黨本意，都是情勢所迫。
共產黨輕諾寡信，指望它真心誠意認真履行承諾，這非常困難。一九五一年，中央政府與西藏噶廈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規定除外交、國防歸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之外（尚為西藏地方軍隊改編為解放軍留有過渡期），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這大概算得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一國兩制」了。在當時，這是既可以「解放」西藏，而又不至於招惹外國干涉的唯一方案，並非共產黨心甘情願。八年之後，時過境遷，「十七條協議」與西藏自治俱灰飛煙滅。
白皮書理論依據薄弱
六月十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充分表露了中共當局對「一國兩制」和「雙普選」半是懊惱、半是猜忌的複雜心情。這白皮書幾乎完全改寫了「一國兩制」的原始涵義，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納入所謂「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之內，將「一國兩制」臣屬於所謂「單一制」之下。這種罕見的措辭和陳述撕開了京港關係溫情脈脈的面紗，不僅是對香港爭取真普選的泛民主派的嚴厲警告和阻嚇，而且也是為了在阻嚇無效的情況下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並最終顛覆脆弱的「一國兩制」體制留下了伏筆。
白皮書的理論依據非常薄弱，它採用早就過時的絕對主義主權觀和削足適履的「單一制」概念，以此論證「兩制」從屬於「一國」、「高度自治」是「全面管治」的附庸，但此種論辯毫無價值。博丹、霍布斯、盧梭等人所闡述的那種不可分割、不可分享、不受限制、至高無上的「主權」，無論其最終歸屬於政府（君主）還是人民，在現實世界並不存在，在當代憲政主義之下更無合法存在的制度空間。而主權絕對集中的所謂「單一制」，也只是理論上的虛構而非真實的國家形態。世界各國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的程度各異，情況千差萬別，遠非「單一制」、「聯邦制」幾個對立概念所能涵蓋。世上既沒有什麼「完全自治」（即便主權國家本身也要受到聯合國、歐盟、東盟之類全球性或區域性組織和國際法、雙邊與多邊條約的常態化干預而不可能做到完全自治，遑論主權國家之內的地方自治），更沒有什麼絕對集權、禁止分權的所謂「單一制」國家。白皮書拿這些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早就過了時的虛構概念來論證中央與香港的主從關係，豈非削足適履？
「單一制」和「全面管治權」不能成立
就香港的情況而言，之所以人們曾經恭維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是一項「構想」，正是因為「一國兩制」締造了一種主權央地共享、治權央地並行的新型國家憲制結構，此種「構想」本身已足以否定中國是什麼「單一制」的國家。換言之，至少從鄧小平宣布「一國兩制」構想的那一天起，中國就已經明明白白地公開放棄了「單一制」。事實上，以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所享有的獨立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財政權及其單獨法治體系、單獨關稅區、單獨貨幣體系的固有狀況而言，其高度自治的地位雖不可謂之「完全自治」，但儼然已經遠遠超出通常聯邦制國家裡面的州級自治權。在香港「一國兩制」的既定背景之下再侈談「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不是迂腐不化，就是別有用心。
至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地方自治權是國家授權還是香港既有權力，這種區別也只是理論噱頭，不具有實在意義。即便是國家授權又怎麼樣呢，難道就可以說話不算數，依中央意志隨時收回或撤銷授權嗎？如果是這樣，那「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就不需要變了」的中央承諾又有什麼意義呢？再者，國家授予地方自治權也不應該理解為中央政府所授，而應理解為中國人民所授，因為依據中國憲法，「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一樣，二者都不擁有本源性的權力，都只是接受「人民」授權的對象而已。既然「人民」已經以憲制性立法的形式──憲法第三十一條和香港基本法──分別將外交和國防權授予中央政府而將其他權力授予香港特區政府，那麼理所當然，中央政府也就從此無所謂「全面管治權」可言了。
「愛國者治港」是民主恐懼症
白皮書重申了「愛國者治港」的特區幹部選拔標準，且這一次不再是泛泛而談，而是直接針對特首普選提名方案而默認政治陷阱。中共當局對一人一票的普選式民主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它怕香港反對派「崇洋媚外」、「與外國勢力勾結」、「搞亂香港」，怕香港選民像臺灣青年人一樣「反中」、「反共」、「反中央」，怕香港社會分不清誰「愛國愛港」、誰是「漢奸賣國賊」，怕選舉集會演變為「顏色革命」、「造反奪權」，怕普選產生的特首「不乖」、不聽話、不合作、不把中央當上級，更怕香港普選效應衝擊大陸、激發大陸人民的民主訴求。總而言之，白皮書表面很強硬，但掩飾不住內心的恐懼和虛弱，共產黨千怕萬怕，最怕就是真普選、真民主。
「愛國者治港」是一個偽命題。任何一個中國公民，只要他沒有被依法判定犯有叛國罪，就不應懷疑、更不能指責他不愛國。至於他持何種政治觀點、加入何種政治派別，這與愛不愛國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和平時期以「愛國」與否在公民中間劃分陣線、設置壁壘，這才真正是不夠愛國的表現。任何一個在真普選中產生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我們當然應該推定他是愛國者，因為參選和當選本身，就足以表明他認同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體制，效忠中國特別行政區，願意投身公共生活，為特區選民服務，這本身就是愛國愛港的表現，至少比那些抵制普選、對普選不聞不問、或試圖讓普選虛假化的人要更加愛國。
普選本無事，中共自擾之。一直以來，很多有識之士提出「政治特區」或「政改示範區」的改革設想，均未能實現。殊不知，民主香港就是民主中國最好的先導示範區。以香港的幅員之小，以香港市民對自由、法制的適應能力之強，文明素質之優，即使香港普選制度的設計稍有「激進」，實施中偶有「偏差」，只要香港多數選民願意，則不妨一試。好的堅持，不好的修正，絕不至於「賣港賣國」。英美法德日各國的選舉制度都曾歷經修正，沒有一蹴而就的先例。只要是真選舉，就不怕選舉制度有毛病，怕的就是假選舉，以選舉之名，行內定之實。如果中共當局「愛國者治港」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操縱提名程序、排斥反對派當選，那麼，這樣的「普選」不僅會讓香港選民喪失對國家的信任，也會讓全中國人民失去一個最好的民主政治特區。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