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北大學生郭家一的大災大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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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6月10日訊】引  言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他出生在一個極其普通的職員家庭，呱呱墜地之時的1937年正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那一年。父親做人不存大志，希望有吃有穿就行了，帶著他東奔西跑，好不容易讀完高中。由於他讀書努力，1956年當他和哥哥雙雙以山西省優異成績考入名校北京大學時，父親並沒有顯露出絲毫的樂觀態度。因為父親早就給他們說過：北大學生歷來愛參與政治，容易惹麻煩，希望他們弟兄報考南方的大學去學醫。沒有想到父親的擔心竟成事實。難怪今日北京還流行一句口語：清華的官，北大的囚，體院的漢，北外的妞。

北大，光榮的北大，民主自由的北大，也是多災多難的北大！僅1957年那場「反右鬥爭」的災難，他（她）中竟有近八百名優秀兒女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不少的人實際年齡不足二十週歲，還簡直是個黃毛未蛻，乳臭未乾的的孩子啊！就被送去勞改勞教。在這龐大的右派群中，數學系自動控制專業高材生郭家一就是其中一個。

歷史留下的聲音

一說到五十年前那場荒唐絕倫的「反右鬥爭」，年過七旬的郭家一仍忍不住怒火中燒，憤慨無比地說：毛澤東發動的那場政治運動不但反文明，反人道，違憲違法，更重要的是把中華民族推入了黑暗的深淵，國家災難重重，人性扭曲，善惡易位，是非顛倒，謊話連篇，道德倫喪。其實到底哪個是反黨的右派？我看一個也沒有。比如拿我家來說，當時我姐姐畢業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我和哥哥都還在北大讀書，一夜之間全都變成了右派，並且把姐姐發配到了北大荒，哥哥送進了工廠勞教。說實話，自我考上北大的那天起，就立志要當一名科學家，因此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記得是1957年5月19日那天，北大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從而點燃了五一九運動的第一把火，接著一夜之間整個北大校園裡的大字報可以說是鋪天蓋地。無論是張元勛和瀋澤宜的《是時候了》，還是譚天榮的《一株毒草》，都是這時候出來的，場面非常空前，後來越鬧越凶。我們這些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等於是莫名其妙地捲入了這場運動之中。當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社論之時，北大的鳴放已經達到了高潮。不少真心擁護共產黨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都積極響應號召提出了發自肺腑的意見，提的大多是一些政治制度問題，並沒有推翻共產黨的言行。拿我來說（那時還不是黨員），只是在一次團員會上說了幾句話。一句是人民內部產生矛盾的根源主要是不民主；再一句官僚特權阻礙著群眾發表意見。另外，散會後我又說了一句，胡風不應該是反革命。接著跑到人民大學看了看林希翎。其實我並不認識林希翎，只是覺得她有才幹，崇拜她像現在的小年輕崇拜球星和歌星一樣。總之，那時大家都是一心想幫共產黨整風。可是暑假過後剛開學，形勢突然就變了，最主要的是性質也來個180度的大轉彎。緊接著就是國慶節，在這期間北大宣布了右派名單。當時北大還從新華社請來一個高級記者做報告，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美國如何對待黑人，我們就要如何對待右派。」這句話讓不少右派感到很震驚。趕到放寒假之前，學校又宣布了對右派份子的處理決定。當時我們班31名同學劃了4個右派，數學系總共不到800名學生就劃了70多名右派，據說全校師生共劃了700多名右派。並且逮捕了一批，開除了一批，給工廠送去了一批，還有像我這樣的一大批是受到了開除團籍，留校察看的處分。留校的右派雖然沒有發配出去，但是照樣在人格上受到了極大的污辱。

凌辱人格的揪心記憶

毛澤東說「右派份子是特殊類型的反革命」，「右派帽子是終身制」。一當你被列為另冊，就再沒有說話的權利，那些風派投機者，所謂靠攏中共和組織，「追求進步」的「革命者」，無論他們怎樣向你潑污水，扔拉圾，你也不能反駁，只能將血水往肚裡吞。

郭家一說，有次不知是哪個系的一個女右派，在吃飯前接受大家批判，當時不但是讓她站在飯桌上，而且還給飯桌上放了一把凳子讓她站上去，批完之後有個作惡男生喪盡天良地一下把凳子撤掉，那位女同學就摔到了地下，頭破血流鼻青臉腫，竟沒有一人指責作惡男生的獸行。我當時特別生氣，真想和那小子同歸於盡。記得還有一次半夜，我們提出要戴口罩，結果他們除不讓戴外，反而說戴口罩裝白灰還有什麼教育意義。儘管如此，校園裡每個幼稚的右派學生都還在積極地表現自己，而且不斷地討好黨，都希望早點摘掉自己頭上的右派帽子。那時我們總以為共產黨就像丁玲說的一樣，好像是母親打孩子，只是嚇唬嚇唬。但沒想到後來越整越慘，甚至有不少人葬送了性命。你想摘帽真是比登天還難，比如1959年第一批摘帽，我們數力系70個右派只摘掉一頂帽子。所以說你怎麼積極都不行。因為摘帽的權力掌握「特殊材料製成的」黨員手裡。

郭家一說：在我們控制專業，生死大權是掌握在一個姓瀋的男同學手裡，他年齡比我們大，是個蹲班生，學習雖然不太好，但他是個黨員，他怎麼折磨你怎麼算，沒有一個人敢起來反抗，因為他說話是代表黨呀！比如當時我們班有個姓杜的女右派正在和外班一個男同學談朋友，姓瀋的和一幫「積極份子」把她恨的要死。有天晚上她在校園裡碰上姓瀋的之後，瀋組織「積極份子」用你想像不到的方法差點把她批死，而且想方設法把他們拆散。比如我們斑裡四個右派數我嘴硬，所以挨整最多，就連睡覺也給你床下分個打呼嚕的。有天晚上我睡不著就叫醒了下床的那個打呼嚕的同學請他小聲點，他不但不小聲，反而還說你他媽右派份子還怕打呼嚕。第二天就組織批判我，並且讓我寫檢查，我寫好檢查就像阿Q一樣，給頂上寫了一句斷子絕孫。結果硬說我是罵黨和毛主席斷子絕孫。那次差點把我逼上了絕路。還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飯，當時正搞共產主義，飯票是自覺往下放，我帶的錢不夠，打了一份8分錢的菜只放了5分錢的飯票，沒想到姓瀋的跟在我後邊看見了，他抓住這個3分錢的把柄，立即召開了批判大會，批了我很長的時間，此後什麼時候想批就拉去批上一頓。那年暑假也不讓我回家，還強迫把我送到長辛店機車廠的翻砂車間勞動改造。1960年我該畢業了，當時別的同學都分配走了，姓瀋的非要把我送到一年級蹲班。他對一年級的學生說，這小子是五年級的郭右派，他出身於地主家庭，不但思想反動而且道德也墮落敗壞，你們今後對他要嚴加管制。因此又把我留下整了很長時間。這期間我產生了第二次跳樓自殺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對待非常疼愛我的母親。其實我家並不是地主，我祖父早年被劃為逃亡地主，我父親很早就外出工作了，我連見都沒見過，我父親是在國民政府軍隊裡擔任過團級幹部。文化大革命時他被遣送回山西寧武縣頭馬營村的老家接受貧下中農管制。1976年被活活的折磨死了。1978年又給他平反，這時候人已經死了，平反有什麼用？

不是勞改的勞改生涯

面對極權，身陷暴政，根本無個人尊嚴與人格可言，正如關在圈裡的豬只等垃出去宰，而且還不准你叫，這叫什麼世道？郭家一的思緒又回到那個「黑手高懸霸主鞭」的年代。

他說，一年級把他整了很長時間後，北大又把他發配到晉西北的保德縣中學實行群眾監督改造，走時北大連畢業證也沒給他，到校後也不按大學生對待，每月只給26元生活費。不過這個縣緊靠黃河邊，非常窮，只有一條街，沒有什麼商店，即使有錢也沒地方花。別認為天天喝粥的窮地方就不想整人，其實他們在政治上也很敏感，中央稍有風吹草動他們也跟著緊折騰。剛開始還比較友好，比如開會時有的內容不讓你知道，校長就說郭老師你去備課吧，我只好悄悄地退出會場。到後來就不同了，每年一次的年終政治思想鑑定，別人很容易過關，他卻過不了，得變相批判鬥爭一兩次。有時候知道沒有理由批你，但想方設法也得給你搜出幾籮筐東西出來，縱是眨個眼也是問題。頭一年批我的理由是，一次我和幾個男老師開玩笑說：你們穿的羊皮襖有味。年底總結時非說我這句話是誣蔑貧下中農；第二年批的由頭是，一次看當地民間傳統劇二人臺的時候，我說了一句不好看。結果不知誰匯報給領導，說我說，寧願看狗打架也不願看二人臺。最終硬說我把貧下中農比的還不如狗。這次批得要比那次狠；第三年學校為了監督我，就讓我睡在一個老黨員的辦公室裡，那孔窯洞潮，我就把床墊的很高，有個老師問我為什麼床墊了那麼高，我開玩笑說：別人把我弄得越低，我就要把自己抬的越高。當時他還和我有說有笑，不一會就告到校長那裡去了。這次還沒等到年底就對我展開了批判，說我抗拒改造，非要問我是誰把你弄低了，到底是共產黨還是毛主席。校長還親自指揮把床腿下墊的幾塊磚頭撤掉，還說你越想高，我們就越要把你踩到腳底下，你想高除非蔣介石回來。還有一年批我的內容是，有一次我買好飯出門時，碰上一個姓侯的女老師，她問我買的什麼菜，我端著飯盒讓她看，她順手挾點嘗吃了下，讓一個黨員看見後告給了校長，又對我所謂的作風問題進行了批判。在保中改造了幾年，我每年的鑑定只有比較講究個人衛生這條是好的，其餘的全都不合格，真是讓你哭笑不得。其實我一直代高中的數學和物理三門課，成績都特別好。後來我覺得黨和人民群眾對我越來越不好，有一次縣統戰部把我叫去參加民主人士討論會，會上又讓我給黨提意見，這次我連黨的一句不好也沒說，就是吃不飽我也說好。結果縣上出了一份簡報，說我在會上繼續惡毒攻擊黨和毛主席。我找他們說理，他們說你嘴上沒攻擊是事實，但你心裏肯定攻擊了。這下我對共產黨徹底失去了信心。從此我好壞都不說了，有什麼想不通的就寫在日記裡。

郭家一說：一天學校黨支部書記就給我貼出來一份大字報，說我在教室裡散佈三年自然災害時，臺灣提出給救濟大陸不要，因為我沒說過這話，所以貼出一張大字報聲辯，這下矛盾全部集中在我的身上來了。說我抵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公開對抗毛主席。當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我住的那孔窯洞的門窗和裡邊的牆上，還說如不低頭就要砸爛我的狗頭。於是書也不讓我教了，圖書館和一些集體場合也不讓我去了，只安排我掃廁所。掃完男廁不掃女廁，我不掃，革命造反派強迫我去掃，還在脖子上給我挂了一塊牌子，上寫著右派份子郭家一。自此，我每天掃廁所都要挂這塊牌子。縣裡每次批判當權派都讓我去去陪鬥，把我搞得臭到極點了，真是哪都不敢去，就連縣城那個小理髮館的理髮員，也認為我是全縣最壞的壞蛋。有一次我去發電廠洗澡，兩個女的怎麼也不讓我進去，說我是右派份子會把水洗污染。那個年月真是讓人又可恨又可笑啊！

文字獄災再次光臨書生

一個傷痕還在流血，毛澤東的屠刀在右派身上又留下第二個傷痕。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個運動除了打倒「走資派」外，重點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都是在冊的牛鬼蛇神，當然屬於橫掃之列。而且這個運動越搞越激烈，天天升級，時時拔高，那些暴徒似的紅衛兵想打誰就打誰，想揪誰就揪誰，簡直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1966年9月1日那天學校放假，不少老師和同學都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去了。他沒資格去，一大早買了車票準備回太原，車剛出縣城不到10里路，前面就衝出幾個學生攔住了他坐的這輛卡車。我在槽子（車廂）裡聽見學生對司機說，車上拉有牛鬼蛇神，人民的汽車不許拉人民的敵人。當時他們就把他從車上拉了下來。因為離太原還有300多里地，他只好又回到學校。回去後有個好心的老師對他說，北京和天津現在對牛鬼蛇神整得很厲害，據說能保住命就算不錯，建議他趕快跑。他聽了之後當天中午就收拾東西準備步行回太原。沒想到剛出校門又被那幾個學生截住了，他們奪去了他的提包，翻出了幾件破衣服和1963年至1965年間我寫的8本日記。當時幾個學生擰住他的胳膊連同日記一起送到了校工作組。立刻就地隔離，並說他的日記是反動日記。其實這些日記除了一些生活瑣事，再就是讀書筆記中引用了雪萊、萊蒙托夫、莎士比亞的遭遇。但最主要的是他在日記裡抄過穆罕穆德一手拿劍，一手拿著可蘭經這句話。他們硬說他抄這句話的目的是隱射毛主席。第二天縣公安局就來人把他帶走，關押進了看守所的5號監牢。關的時候他們說了一句，你是紅衛兵押的，等紅衛兵串聯回來我們就會把你交給紅衛兵處理。

監獄是懲治邪惡的地方，毛澤東時代的監獄專事懲治善良，特別是有文化有知識的人。他們說知識越多越反動，當然有知識的人就得蹲監獄。晉西北保德縣的監獄牢房全是由幾孔窯洞組成的，裡邊除了有個土坑再什麼也沒有。他被關在裡面，什麼也看不見，晚飯給他送來了一碗小米粥，不用筷子就能喝下去。這時他的兩條胳膊被紅衛兵擰的連碗都端不起來（右胳膊至今都不好使），痛得鑽心。天氣一天天冷了，他要求把被褥送進來，一個公安惡狠狠地說：你享福來啦！過了一段時間又讓他寫反省罪行的交待材料。他簡單地寫了一份交上去，說寫的根本不行，還說如果想出去就寫深刻一點。因此他就寫了一份非常深刻的交待材料。比如為什麼對毛主席不滿，反右和文革對中國帶來的後患等等。沒想到這下人家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他卻掉進了走不出的陷阱。幾天學校派人把他的被子送進來了，當時被子裡還夾了他的一件爛毛衣，這時他才意識到可能出不去了。

1966年10月20日那天一早，突然進來兩個背槍的軍人二話沒說就給他戴上了銬子，當場宣布他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宣布完銬子也沒給他卸，從此他只好穿著衣服睡覺，幾天以後全身痒的要死，想撓一下痒痒都撓不上。過了將近兩個月才把銬子給他卸掉，趕忙脫下上衣一抖，地下黑壓壓一層虱子，足有上千隻或上萬隻，讓你看了都害怕。後來又把他換到2號牢房，裡邊原住有3個犯人，一個是偷大隊公糧進來的，一個是軍婚進來的，還有一個是殺了自己老婆進來的。犯人見他骨瘦如柴文質彬彬，到也下為難他。可是一個黑了良心的軍人，為了表現階級立場的堅定狠狠地整了他一次。

有一天晚上他拉著燈找罐子小便，外邊哨兵喊誰開的燈，他趕快就關上。結果兩個哨兵進來說他違犯了監規，狠狠地把他扇了幾個耳光。他心裏不滿，待兩個哨兵走後，他就放開嗓子高唱國際歌，這下闖了大禍。不到兩分鐘進來好幾個軍人，不由分說，先是對他一頓拳打腳踢，再後給戴上了反背銬。這次銬了一個多月，吃飯都是那幾個犯人餵他。說實在話反背銬還好點，最怕的是二郎擔山，那種銬法一般人都受不了，就是讓你一隻手從前面朝上往後再往下，一個手從後面往上，然後把你的兩隻手強硬拉在一起銬住。那時候的土銬子是馬掌式的，不像現在的銬子中間還有根鏈，那種馬掌銬一點活動的餘地都沒有，如果給你來個二郎擔山，半小時都用不了胳膊就得腫起來。

「共產黨的監獄比國民黨監獄還殘酷！」此言出自原衛生部長崔月犁之口。崔是老布爾維什克，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羅織為簿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在北京秦城監獄被整整關押了八年，有四年時間戴著手銬過日子，一個時候也被反銬過。後來「解放」了，談及往事十分憤慨。郭家一因唱「國際歌」惹怒了看守監獄的軍人，自此與銬子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說銬子銬人有許多姿勢和講究，僅就姿勢的名稱就有超手銬、觀音銬、背銬、後背銬、反背銬、二郎擔山等，好在他只銬了一次「二郎擔山」（四川叫蘇秦背劍），兩條胳膊至今還天陰發麻，總算膀子還在。所以他永遠都在感謝無產階級偉大的「人道主義」。

死刑與他擦身而過

荒唐的歲月，荒唐的社會，連神聖的法律也是荒唐的。對人犯的判處根本無法可依，全從政治需要出發。政冶需要殺人，從監獄里拉出去斃了就是；若不需要就關在籠子裡，每天不就幾兩糧食而已。草菅人命過去只從書本裡看到，毛澤東的瘋狂行為卻給它作了最好的註解。

他一直關到1970年3月6日，等於關了整整三年半。到了3月6日那天，又突然進來幾個解放軍給他戴上銬子說了一句：明天讓你出去一趟。第二天一早天剛剛亮，幾個軍人揣著衝鋒槍進來，幾下就把他拖出去裝上一輛吉普車。他坐在後排兩個解放軍的中間，前邊那個解放軍的槍始終握得很緊。車開出院子後他問去哪裡？旁邊一個解放軍厲聲說少廢話，到時候你就知道了。車穿行保德那條唯一的街道時，他看見街道寫的標語全是「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郭家一」和「打倒反革命分子郭家一」的口號，名字上還打著紅叉。當時他心想這下完啦，是不是要秘密槍斃。後來越走越遠，他意識到可能是要換地方。途中一個解放軍對另一個解放軍說，這小子呼出來的氣真臭，他心想三年半不讓老子刷牙能不臭嗎！到了中午車開進了神池縣的公安局院子裡，然後把他臨時寄押在看守們的院子裡，解放軍就吃飯去了。這家看守所只給他吃了一個窩頭，喝了一碗涼水。下午3點鐘把他又押上了吉普車，不到10分鐘車停在了神池火車站，當晚把他押送到了忻州看守所。他進去發現一個號裡關了50多個犯人，坐都沒地方坐，這才聽說是把犯人集中起來明天要宣判。

第二天早晨開始一個一個叫出去，他是第七個被叫出去的。剛一出門兩個解放軍就把他扣倒在地下，銬子也沒卸，又給他綁了一根繩子，然後就像扔東西一樣把他扔進了卡車槽子裡，在車上又給他的嘴裡拴了一根繩子，小腿上綁了一根很粗的鐵絲，脖子上挂了一塊牌子。當時他以為要槍斃，說心裏話又是銬子又是繩子太難受，真希望一槍斃了痛快。等到中午11點鐘宣判大會開始了，宣判的第一個是死刑，第二個還是死刑，幸運的是第三個宣判他的時候卻成了無期徒刑。據說當時給他報的也是死刑，後來沒批就改判成了無期徒刑。宣判完以後，他和一幫犯人又被拉去遊街，游完街那個死刑犯就槍斃了。當晚他被押回了保德，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早晨，天還沒亮又把和和一幫犯人叫起來了，給其中一個死刑犯美美地吃了一頓肉菜，那個死刑犯還給他要了一大碗。上午九點鐘才把他們兩個人拉出去，在幾個犯人的陪同下，又把他倆宣判了一遍。宣判完之後，那個死刑犯被拉出去槍斃了。他等於參加了兩次盛大的死刑典禮。第二天把他叫出去按手印，不讓看是什麼東西。後來才知道，那份刑事判決書頂頭有句紅字的「最高指示」：「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他的主要內容是：郭家一，在反右鬥爭中因猖狂向黨進攻，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被定為右派份子。1960年到保中任教，只給生活費，群眾監督改造。但郭犯拒絕改造，歪曲黨的教育方針，作風敗壞，亂搞男女關係。從1963年以來書寫反動日記近20本。郭犯在日記裡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三面紅旗，瘋狂抵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與帝、修、反遙相呼應，確係死心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嚴重，民憤極大，故依法判處郭家一無期徒刑。

看完這份（70）保軍刑判字第3號判決書之後，人們不禁會問他：郭家一到底犯了什從罪？日記裡真的攻擊過毛主席嗎？他說：攻擊毛的一個字都沒有，他們就是認為日記裡的穆罕默德是影射毛主席。至於問到亂搞男女關係一事，說的就是那個北京下放的侯老師吃那口菜引起的，再加上當時他的學校還有一個從北京下放下來姓朱的女老師，她是上海姑娘，穿的很時髦，是縣上唯一穿裙子的姑娘。她倆當時都結婚了，比他還大點。文化素質都很好，平時他們處的挺不錯，絕對沒有判決書上所想像的那種男女關係。最多也就月底沒錢了找她們借個一塊兩塊的。剛開始整他的時候，不知哪個缺德鬼以漫畫的形式給朱老師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畫的她穿個裙子，裙子上站著兩個人，右面是他，左面是從天津下放來的楊老師。這張漫畫把人家朱老師弄得頭都抬不不起來，後來他們幾個相互之間話都不敢說了。就憑這些憑想像的不實之詞，就把他判成無期徒刑，請問除中國外，世界上哪有這樣荒唐的法律和荒唐的法官？

他剛接到判決書之後覺得法官歪曲了事實，堅決不同意這個說法。結果辦案的人說，毛主席你都敢反對，搞兩個女人那還不是小菜一碟，再說又不是選你當模範。氣得他再沒提這事。結果他又對辦案人員說我就不是地主。一個公安大聲說，你爺爺是地主你爸爸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以後你的兒子、孫子都是地主。這時他氣的實在不行了，就頂了句：你把我寫成蔣介石算了！這句話把在場的兩上公安氣壞了。那年頭不管什麼罪，只要給你定了你就得認可，不認也不行。判刑後的3月28日那天一早，通知讓他收拾東西。有什麼收拾的？不到一分鐘他就把一床爛被子和兩件爛衣服卷在一起，去了離太原不遠的祁縣山西省第一監獄。這裡關了好幾千犯人，剛進去先是去集訓隊訓練，誰不聽話就往死裡打，必須讓你適應那種環境。一個月後把他分到被服廠畫裁工作服。不久他父親來看了他一次。父親說，軍管組的人把宣判他的佈告一直貼到了寧武縣頭馬營村的大隊部門口，他和他母親知道後誰都不想去看，大隊部強行把他倆有意拉去念佈告，整得二位老人門都不敢出。

不久他又去機械車間，從事生產過汽車配件的勞動，也經常給犯人講課。這裡關了不少右派，北京來的最多。人民大學的葛佩琦就和他關在一起。記得那時他們一起用改錐上螺絲，葛佩琦說太慢，非要設計一個電動改錐不可，管教幹部知道後罵他臭右派還會設計電動改錐。他是30年代從北大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寫過好多書和文章，設計個電動改錐應該沒有問題。但在管教幹部眼裡，葛佩琦還沒他們的本事大。他在裡邊關了13年，什麼怪事都碰上過。比如和他關在一起的犯人，有的是因為起名字進去的。有個犯人出身於舊職員家庭，他先後生了3個孩子，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熱情，給老大起名叫愛國，老二起名叫愛民，最後給老三起名叫愛黨，本來覺得挺好的名字，結果讓人家發現3個孩子的名字加起來正好是個國民黨。硬說他反動本質不變，熱愛國民黨。文革期間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判了10年刑。還有內蒙古一個19歲的小夥子，喊毛主席萬歲和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時喊反了，也判了10年徒刑。

突然神話似的「平反」歸家

中國的事說變就變，有時變得使你不敢相信。1971年發生「9·13林彪事件」，1976年毛澤東命歸西天，同年10月打倒「四人幫」，1978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監獄裡都有過浪潮，但最熱鬧的還是三中全會以後。剛開完三中全會，監獄裡就有不少犯人偷偷地寫申訴信。他也悄悄地寫了兩封，托釋放的犯人帶出去分別寄往保德和北大。過了兩個月沒什麼反應，他又寫了一封托獄友寄往省高級法院。等了一個多月仍然沒有回音，但這時候北大給他回信了，而且還給他寄來一份改正右派的決定和壓了19年的畢業證書。這下使他對申訴有了信心，趕緊又寫了一封，託人寄往最高法院。不到半年時間中央就有了答覆。記得1979年11月1日那天，他正在監獄裡啃著窩頭吃中午飯，一個管教幹部突然走到他跟前笑瞇瞇地說了一句，去趟辦公室，今天要放你。他說是不是和他開完笑。管教說這種玩笑誰敢開。聽了這話當時他非常激動，三步並成兩步跑到辦公室就辦了手續。然後又飛一樣跑回號裡捲住被褥，趕忙去和幾個獄友告別了一下，又回到號裡。突然他冷靜了許多，坐了幾分鐘後穿著那身灰色的囚服，背著那床13年前帶進去的爛被褥和幾件爛衣服，手裡捏著一份無罪釋放通知書不緊不慢，不哭也不笑地走出了那座電網和高牆底下的鐵大門。剛剛出門就看見兩個年輕公安向他走來，當時他想這又是怎麼回事？還沒等他們走近，其中一個喊了一聲郭老師。我這才放下心來，原來他倆都是他的學生，是保德縣公安局派來接他的。晚上他們趕到太原後，他倆把他帶進了一家小飯館，要了好多餃子。雖然13年沒吃幾頓餃子，但這時候他根本吃不進去，一心想回家看看媽媽，可是又不知媽媽和弟弟住在什麼地方。當晚他只好和他倆一起住進了招待所。整整一夜他連眼睛都沒合一下，第二天他們上街買東西去了。他便打聽到弟弟的單位找到了弟弟，當他對弟弟說：他無罪釋放了。弟弟不敢相信，感到非常奇怪。因為不久前弟弟還去監獄看過他一次，並提醒他要申訴。當時隊長在旁邊監視著他，所以他對弟弟說不準備申訴，按照監獄裡的慣例，只要申訴就是不認罪服法，不認罪服法的犯人要加刑的。其實給弟弟說這話的時候，他已經把好幾封信都偷偷地寄出去了。等他給弟弟說明情況之後，弟兄倆人急忙一起回家。走到門口時，弟弟怕幾十年沒見過他的母親驚喜過度出事，反會樂極生悲。於是弟弟先跑了兩步進去對母親說：媽，二哥回來了！他從門縫看見母親把弟弟狠狠地瞪了一眼，說道，你胡說什麼呀！這時，他迫不及待地推門進去跑到了母親身邊，母親看見他一下怔住了，似乎有點不相信是他。頓時母親一把拉住他的手，眼淚不停地往外流。這時弟弟也跟著母親哭了，他卻勸他們不要哭。母親邊哭邊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我是無罪釋放的。母親又接著問你姐姐和哥哥呢，他說他們也沒有罪，這時我母親哭的更傷心了，並且說共產黨竟冤枉好人。當初我還以為你們幾個真的犯了那麼重的法……好幾天他母親都不讓他幹活，盡給兒子做好吃的。」

重新回到保德的郭家一已經是43歲的中年人了。他再一次被安排到了13年前離開的那所中學工作。這時候人們的觀念在逐步地產生著變化，從而使郭家一年年是先進，處處是楷模。很快他便獲得了年輕而又漂亮的女子康竹梅的信任，並且建立了美滿的小家庭。1983年他們雙雙被調入了忻州教育學院任教，郭家一被評上了副教授的職稱。這些年他在全國的報刊上發表了多篇學術性論文。目前退休後的郭家一被太原一家規模較大的私立學校聘任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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