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右）、袁寶璟共證「三誡律」
【看中國2014年05月27日訊】儘管周永康案件還未塵埃落定，但與周濱關係密切的四川富商劉漢案近日一審結束，劉氏兄弟均判死刑。聯想起劉漢與2006年遼寧富商袁寶璟案的關係，我突然想到，劉、袁兩位用自己燦爛一時但結局卻不美妙的人生，共同證明了近30年《中國商界生死書》的三條重要誡律，即每一條成功之道，都為成功者留下了一道不知何時可能啟動的死亡暗道。
誡律一：遊走權貴與江湖之間是把雙刃劍
中國富人在傲視窮人的同時，卻又自稱自己是「弱勢群體」，這所謂「弱勢」，當然不是與普通平民百姓相比較，而是與政府的強權相比較。在政府那凌駕一切的政治強權面前，「財富的權力」就顯得微不足道，企業家們自然又成了「弱勢群體」。2006年3月中旬東北富豪袁寶璟因一條命案，袁氏一門三兄弟全判死刑。因此案內情複雜、判刑結果奇特，中國網路言論一反常態，即每當富人遭殺身之禍時網友一片叫好，稱此案是「現代中國之大冤案」。
袁案留下諸多懸疑，諸如他當時用來買命的錢近500億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這筆錢，其下落流向何方；那個想要他死的人是誰；……所有這些，都隨著袁的離世而成為商界的耳語流傳。直到2014年劉漢的「黑金帝國」崩塌，劉家兄弟的種種故事成為中國媒體的熱門話題，外界才知那個想要袁氏兄弟死的人是劉漢，劉漢通過商界朋友「周濱之父」的勢力達成滅袁氏三兄弟的心願。
至今，官方對周永康干預袁案審判不置一辭。儘管媒體報導都言之鑿鑿，坊間演義非常豐富，但在劉漢庭審時未露出絲毫端倪。根據中國特色，已經被媒體如此「捕風捉影」大肆報導過的事情，自然不可能毫無根據，之所以未現全豹，乃因其中人物位高權重，完全揭露於世，不只與某權勢要人有關，還與朝廷體面攸關。當局並不想自我坐實自身的體制是一個草菅人命的惡制。
誡律二：摸清競爭對手的靠山是誰
中國商界之間的商業競爭，需要很多「市場外」的競爭，在資源與經營特許權的獲得上，比的是背後的靠山與人脈；在市場競爭中，除了經營才能之外，還需要憑「狠」，這狠除了鬥心術、斗腹黑，還得比誰的手段毒辣，包括買凶殺人等各種毒招。
袁寶璟一介平民子弟，白手起家成為億萬富翁（2006年曾被稱為「中國首富」），當然不會不知道這種中國特色的生存之道，即必須遊走於權貴與江湖之間，因為那既是致富之道，也是保全身家性命與財富之道。但他顯然運氣不好，因為「下結江湖」的需要，他有一位紅黑兩道都很「玩得轉」的朋友兼手下，即遼寧省遼陽市原刑警隊長汪興。這位汪參與了袁公司太多的「機密活動」，並以此為由屢屢向袁敲詐，並因敲詐不遂向有關部門舉報袁寶璟各種罪行，例如挪用公款16億用於股市炒作「鄭百文」（所謂「中國十大股案」之一）、派人槍擊劉漢、偽造國庫券、殺人滅口等等。袁因不堪其擾，才有其兄長雇凶殺汪之舉。
但袁寶璟的腹黑與劉漢相比，只能算小巫見大巫了，劉漢也曾欲花1000萬元買仇家人頭，劉氏兄弟欠下的命案有多起。但那些命都是草民的命，最大手筆乃是藉助朋友周濱父親之手，通過法律將「中國首富」袁寶璟兄弟三人判處死刑。
當時中國進入網際網路時代，袁寶璟可能還不知道資訊乃制勝之寶，竟然漏掉了「競爭對手背景調查」這項基本工作。因此，中國商界生死書今後一定要加上這條誡律：摸清競爭對手的靠山是誰，以便決定是否讓道。
誡律三：家族公司難免覆巢之痛
中國的民營公司不少是家族公司，從道理上講求，不少人知道這是瓶頸，嚴重阻礙了公司做大做強，但形格勢禁，這種企業形式仍將長期存在。
我曾經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信用流失。人類社會的信用體系依靠四個層次的信用支撐，即國家信用（即國與國之間的政治信任）、政府信用、商業信用及個人信用。這四個層次的信用在今天的中國都陷入嚴重危機，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崩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血緣紐帶，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大多是家族公司，即由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共同經營。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發展而來：家中有某人發達之後，逐漸將各種血親網羅進來。一則是各種血親也有謀職致富的需要，二是基於血親關係的互相信任。
這種從農業社會傳承下來的「打虎還靠親兄弟，上陣須要父子兵」的傳統，雖然解決了基本信任問題，但人無千日好，中國商海棋枰翻覆之事太多，且不說公司內部兄弟反目、親屬成仇之事常見，就以公司遭遇翻船的外部災難來說，家族公司也難免覆巢之痛。比如袁寶璟一家三兄弟因汪興命案共赴黃泉路，另一位堂兄弟被判死緩，形同滅門。事過八年，站在被告席上的劉漢也因「漢龍帝國」高管的血緣關係而遇到麻煩，需要就企業性質是公司還是黑社會組織進行庭辯，庭辯內容之一是劉漢與劉維之間的長期合作及共同行動究竟「是兄弟親情，還是犯罪組織關係？」
假設周濱與劉漢對簿公堂，公訴人稱兩人的關係是權錢交易為主的朋友，我猜想這兩位大概都不會否定這種概括。但要劉漢與劉維兩人弄清楚他們每次重大行動的動機究竟是「兄弟親情還是黑社會組織關係」，恐怕非常困難。他們因兄弟身份而共同組建了漢龍集團，血濃於水的親情是其合作基礎，類似情況在中國民營企業很常見，這種庭辯內容甚至不會增加中國人的道德困惑，只會讓人產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感覺。
中國人為何喜好《袁劉恩仇錄》的復仇版本？
時隔八年，袁寶璟與劉漢這一對商界冤家先後被政府處以極刑。國內商界對劉漢兄弟命運的判詞是：「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此論暗含「做壞事必有報應」之意，有意忽視其靠山的倒掉才是主要原因。更有意思的是，現代社會日見其稀的復仇色彩成了《袁劉恩仇錄》的新結尾。以下是「導演宋翔V」的微網志原文：「中國首富袁寶璟因與劉漢交惡遭至三兄弟滅門。袁氏夫人央金不能釋懷，遂雇佣三名頂級私家偵探數年來長期潛伏成都暗中調查劉，耗資數百萬，挖出劉氏大量犯罪證據。央金通過文藝界朋友將材料秘密遞達第一夫人，後成為快速拿下劉漢兄弟的關鍵材料。今劉氏兄弟被判死刑，央金完成了一次基督山伯爵似的復仇。」
這個復仇版本的故事更符合中國人的道德審美與倫理想像，一位歌舞稱於當世的美麗女子為夫報仇的故事，可以安慰成千上萬中國成功男人的寂寞心靈，寫小說拍電影肯定賣座，注定會成為廣為流傳的傳奇故事。在我看來，它還暗含國人對於《中國商界生死書》的肯定，即只承認三條誡律導致其成功的一半，卻將另一半暗埋的死亡暗道看成是「出來混」，「混得不好」才可能支付的代價。我想，劉漢如何踏上黃泉路的真相也許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劉、袁故事將構成《中國商界生死書》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篇章，他們用生命共同證明的三條誡律，仍然將被中國商界群雄當中那少部分運氣不佳者繼續演繹證明。
（原標題：《中國商界生死書》─劉漢、袁寶璟共證「三誡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