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美東週三的早上，和往常一樣，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翻看著國內的新聞，享受著開車送孩子上學、自己上班前的這一小會兒閑散時光。突然，坐在我身邊吃早飯的丫丫伸過手來，指著我屏幕上的一張照片問是什麼，我一看，正是那條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遵義一中學多名老師集體下跪抗議》文章裡的圖片，我試圖用美國孩子能懂的語言解釋給丫丫聽，誰知十歲的丫頭幽幽地回了我一句：「可為什麼要下跪求人呢？這要是發生在我們學校的話，老師肯定不會下跪，而是聯合學生家長們回家取槍回來保護學校了」。
我一下子噎住了，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孩子。我想，不管是為什麼，當事態嚴重到老師只能當著學生和眾人的面，跪下那高貴的膝頭時，背後的東西就非常耐人尋味了，這讓我不禁想起了我們附近社區圍繞著學校搬遷而發生的故事了。
二十多年前這個案例發生時我還沒搬到弗吉尼亞，我甚至還沒到美國，但在這居住的十年裡我時常聽媒體和朋友們提起這個案例。當年，美國一家非常大的醫藥公司計畫在這裡建一個加工廠，毋庸置疑，這對當地政府是件大好事，因為能促進稅收和就業；但對當地的一般居民來說，感覺可謂是喜憂參半，優點顯而易見，負面影響卻一下子看不清楚，是否會造成環境衝擊和污染，是否會影響野生動物的生存環境，是否會破壞藍山脈優美的自然景色，是否會對廠址周圍的房地產價格帶來衝擊，等等，等等。
不過在美國，不論是什麼項目不能說建就建，不管地方政府多麼願意去建，也要首先向居民公布選址和建廠計畫，之後舉行公共聽證，如果公眾反對激烈的話，來自選舉的地方政府董事局（Board of directors）需要就被關注和有矛盾的問題聘請專家評估，之後舉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聽證，最後才能由董事局做出是否上馬的決定。所以當這次建廠的計畫公布後，當地居民馬上分別組織和行動起來，最終在公共聽證會上系統提交了幾大關注的問題。之後幾經聽證拉鋸，廠方在選址和環境設施上做了不少調整和妥協，但最後還是在一個問題上僵持住了，當地居民認為廠址距一所公立高中太近，只有兩英里（合3.2公里），工廠一旦有事故發生的話居民擔心會影響到孩子們等；另外，雇佣一千人多的工廠一旦建起來，周圍的交通勢必會擁擠，這對剛開始開車上學的高中生會有衝擊，對校車的交通也會有衝擊，居民提出或者再次調整廠址，或者廠方出錢幫助學校遷址。但廠方不願意更多妥協，於是皮球被踢到董事會手裡。
這一下子董事會棘手起來，一方面是他們的選民，另一方面是能帶來經濟效益的廠家，他們只好兩面極力溝通，希望能達成某種一致。但廠方堅持目前的廠址，因為牽扯比較少的居民搬遷和環保矛盾，但同意出錢幫助現有的學校另建一條路以緩解與工廠爭路的地段，而不同意出錢遷址建造新的學校。可居民還是不願接受，地方政府董事會覺得這種堅持有些不講理，最後放棄和居民的溝通，而是批准了工廠的上馬。
但這些居民明顯不想就此放棄，於是他們和學校的老師、學生們聯合組織起來用合法的方式宣傳抗議，同時由家長中的律師牽頭來起訴董事會瀆職，一下子已經批准的建廠被懸置了起來，因為這樣的一個案子從開始到判決、到上訴、到最終判決隨便可以拖上幾年，還不說需要上百萬的律師費。很顯然，這些居民知道自己的法律權利，懂得採取正確的抗爭手段，並願意犧牲時間和金錢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會下跪求別人，而是把命運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面對這樣的居民，廠方只好選擇妥協，因為官司打下去的話不僅結果未知，就連律師費估計都會夠建一個新學校了，還不說耽誤的幾年時間會損失多少收益，加上還會激化了和當地社區的關係。事情最後並沒有發展到像丫丫說的那樣，需要居民、家長和老師一起提槍去阻止建廠的程度就已經得到瞭解決，這背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這個制度對普通公民的保護，實際上造就了一個以不同方式來解決問題的民族。
截稿時，網上已經有了下跪內情的更多說法，但不管為什麼下跪，我覺得老師都應該守住最後的底線，尤其在你們的學生面前，連十歲的丫丫都知道啊，你不能跪下去，有不得已跪下的老師，就有跪著的民族，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