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4月25日訊】80歲的難友林憲君先生是四川省團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員,因日記上寫了一些對現實不滿的文字,便被劃為極右,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在沙坪整整呆了近二十年。
我們先後在重慶、成都多次見面,相互談起當年沙坪勞改農場往事時,仍覺怵悚驚心久久難以平靜。他說,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邊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個月,親身經歷和目睹了三年大飢荒造成的數千人大面積死亡場景,親手掩埋過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險些命喪沙坪。
從1959年起,我們的口糧供應降為每月19斤,每天6兩。這是吊命糧還要經過層層盤剝,能落實進入肚子裡的已是米湯一碗,餓極了的右派們到處搜尋野生動植物充飢。果膠、蕨苔、和尚頭,岩大蒜、野菲菜、隔山撬、糯米籐成為春夏秋冬的主食。當年曾是文質彬彬的知識份子,如今已變得窮兇惡極,連老鼠,癩蛤蟆、蛇、蚯蚓這類小動物都不肯放過。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燒著吃了。
1959年秋,我進深山老林砍柴,路邊遇見一條約40公分粗的烏稍蛇,爬上枯枝上晒太陽,我急步上前一棍子打死,砍下頭剝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樹枝上就燒來吃了。蛇燒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嚥之後就上吐下瀉差點送了命。冬天,一次我路過大堡,因無糧票吃飯,只好買兩斤豆瓣醬充飢。下肚片刻即口渴難熬,一路上爬在水溝狂飲。夜半時分仍在翻越山間小路,看不清是什麼水爬下就喝。天亮後重返路邊小溪,只見水中蝌蚪、螞蝗、紅錢蟲紛紛游游,令我後悔萬分。
他還說:最為悲慘的小勞教(社會上一些無家可歸的流浪孤兒),他們餓極了更無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隊與公安校來的傅景德帶領他們去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裡挖出一塊三斤左右的生羊肉。這塊肉已腐爛發綠,爬滿蝗蟲,臭氣刺鼻。轉眼之間兩個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傅景德見狀制止他們說:「這種東西吃了會送命的!」
餓極的他們邊啃邊吞說:「反正我們早晚都要餓死,打個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後方知,這塊肉是一名慣偷從彞胞那裡偷來的一隻羊,吃不完分成幾塊藏在這裡忘記了。
小勞教為了生存,見什麼偷什麼,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那些知書識理的右派,在與飢餓的鬥爭中則軟弱得讓人心酸落淚。華西醫科大學教師鐘廷躍,全神貫注地等待一個農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後他用樹枝掀開糞便,撿出十幾顆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糞渣順手丟進嘴裡。四川大學的戴心如教授,在鐵筒裡煮熟了一隻癩格寶,正喜滋滋地要享用這「美味佳餚」,都被羅隊長一巴掌打翻,他捨不得到手肥肉爬在地上用咀叼起呑在腹中,也許才使他生命延續到1979年改正。
三年大飢荒使沙坪農場的絕大多數右派都患上了水腫病,死人的事幾乎天天發生。每個中隊都有一片墳場,死者既無棺木又無墓碑,一穴數屍或十數屍。我所在的小組開始為23人,幾個月後只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後,再過幾個月又由20多人減為6人。我前後經過多次小組、大組、中隊合併。能大難不死,保住性命,實屬萬幸。
1960年春,我被派往跑馬坪後山林區官料河邊燒槓炭,為農場幹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帶領14名身強力壯的小犯人進入深山伐木。我常餓得發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糧只有一小碗苞谷蘿蔔沙沙,出工前就已被我消滅乾淨。
可幸有傅景德在播種小麥時偷來分給我的一包小麥種,平時不敢吃,只有悄悄帶進山,躲在灌木叢裡偷偷塞進口中。這袋生麥種助我度過一個飢餓之春。14名小犯人卻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燒炭任務無法完成,我們全部撤回五中隊。不久,這批小犯人陸續死亡,大部分都是我埋的。年底,我這個燒炭大組連我只剩下三人。
其他農業大組的小犯人,大多都躺在通鋪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臨。隊部為減少本隊死亡人數,對即將死亡尚未斷氣的小犯人,採取立即送作業區衛生所的緊急措施。我身為大組長,幾乎每天都有送病號的任務,每送一個可領一個苞谷耙作加班飯。如果一趟背兩個可得兩個苞谷耙。那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髏。我一個背兜可以裝兩個。大多數還未送進衛生所半路上就死了。
衛生所收死人,再背回中隊要挨批評。兩難之下,只有就地處理,可手上又未帶鋤頭,人們都是將屍體拋向波濤滾滾的的官料河,由河水將屍體沖走。一次,我背了一個小犯人叫肖復興,他爬在我背上斷斷續續地告訴我:「林大組長,我三歲喪父,媽媽靠撿垃圾把我養到十七歲,因肚子餓偷了公社幾根紅苕,被判了七年徒刑……我唯一的心願就是死前能見我媽媽一眼……」說著說著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再答應,只聞到一陣惡臭扑鼻而來。
他說:在五中隊,一覺醒來常會發現旁邊的人已長眠不醒。有的說著話,一頭栽下立即氣絕身亡。市公安局來的唐步明,就是與我邊說話邊倒下的,我再也無法將他喚醒。零下20幾度天寒地凍的跑馬坪,土地硬如堅冰,我們已沒有足夠的力氣挖坑埋人,只是刨開一些浮土把破草蓆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刨些泥土蓋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來年積雪融化,屍體暴露荒野,被野獸撕咬得血肉漠糊,慘不忍睹。此種場景令即將入木的右派們不寒而慄。當自己預感將不久於人世時,紛紛囑託好友:「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份上,千萬埋深一些。」
沙坪勞教所以萬人建場,初多系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後成份起些變化併發生大死亡,死者過半,估計五六千人之譜。埋在南瓜山上數百,是一處比較集中的埋葬地,那麼多個隊,還有大堡作業區,不知領導層有無統計的精確數字。
因死的人太多,又多屬草草埋葬,當時數人、十幾人共埋一個坑乃是常事,根本無法確定每一位死者所埋葬的確切位置,故醫院為應付眾多死難者的親屬來此哀悼親人,就故意找人設置許多假墳包和假墓碑(實際是一些非常粗糙簡陋的石塊和木牌),以裝點門面,上述死者絕大多數均由飢餓而導致的營養不良、虛弱虧損,後出現全身機能極度衰竭,終至倒下。
最後,不知出於何因,四川省的當權者找了個替罪羊,判沙坪勞改農場梁場長監外刑。令人費解的是在文革之初,梁被「三結合」 進了「老、中、青」 的領導班子。其實,公正地講,面對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梁場長也罷,吳場長也罷,也根本無力回天,只緣忠實地執行了上面左得出奇的政策,下面也許難免侵吞,剋扣,導致雪上加霜罷了。罪魁禍首呼之即出,究竟是誰?大家心知肚明,然迄今仍雲裡霧裡,並未徹底清算。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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