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4月17日訊】題記：1975年我逃亡潛伏成都，多虧老友陳肇世「窩藏」，李才義「包庇」，否則一天也呆不下去。後在灌縣為一「朋友」出賣，他們很是緊張了一陣。惡吏蔡偉來成都審問我住在哪裡？吃在哪裡？與甚麼人來往？我一口咬定：住橋洞，喝河水，與臭蟲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鬆口，就會給他們帶來惡果。此後提起此事，李才義總要翹起姆指：「老鐵，肩膀硬！」
1976年，我刑滿從宜賓漢王山茶場，送到四川省地方國營新華硫磺廠當「就業員」，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二犯人」。這裡地接雲貴高原，硫磺廠位於仙峰山下，氣候惡劣，濃霧障目，谷含陰霾，峰積寒雪。廠區硫磺氣體環繞，惡臭難忍，十里不見樹，五里不長草，山溝裡的水都是黃綠色的。好不容易蒙「主上恩寵」，給了我一個探親假，回到一別二十年的故鄉成都。
此時，全國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時，飢寒交迫之中，過著20多種票證相伴的日子，對毛澤東倒行逆施的惡政，極為不滿，故借悼念周的活動，發泄心中積怨，是中國人民的聰明之舉，追求民主自由之舉；也是在特殊情況下借題抗爭之舉，故而引發了舉世聞名的「四.五」事件。回到勞改隊，我把一些見聞告訴了身邊的幾個朋友。不幾天，從京都到地方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追查政治謠言事件」。
何謂「政治謠言」？就是當時民間流傳的一本《紅都女皇》的手抄本，以及悼念周恩來的一些詩詞，如「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想不到這幾個「朋友」中的一位，為了「立功贖罪」，向獄吏檢舉了我。於是，我立即成為全廠兩千多「兩勞人員」中重點打擊的對象，遭到大會小會的連續批鬥。當時有「惡攻罪」，就像今日刑法105條的「顛覆罪」一樣，如果承認了，不殺頭也會判重刑。我是個頑固派，當然不認賬。
管教蔡偉，一個山東南下的老獄吏，原是川南公安處小負責人，因姦污婦女連降三級，自此鬱鬱不樂，對「兩勞」人員特別凶殘，總想尋求晉升機會改變不快處境，唯一手段就是在政治上掙表現。他以為逮住了大魚，誰知碰上了一個敲不開「花崗岩」的嘴巴，但他邀功心切，只好畢其攻於一役：刑訊！其兇惡殘暴令人髮指。為保住殘軀，我星夜越獄。潛逃中曾將被打被捆的情況寫成敘事長詩，殘稿尤今保存，為昭世人，摘抄於後：
「千刀剮來萬刀扎，肝膽欲裂眼冒花。兩臂斷裂不知省，十指烏黑胖如蠟。汗水淋漓頭近爆，唇乾舌硬口發麻。前曲後仰不減痛，慘聲淒切飄萬家。惡奴仍不解心恨，還嫌繩索不緊紮。令人鬆綁重再捆，一腿打倒在地下。腳踏背心繩套脖，臉面貼地碎石擦。貼身襯衣撕粉碎，口中還塞破棉花。篾索挽梁吊離地，背上外把木棒插。萬般痛苦恨不死，不如刑場一刀殺。叫喊漸微聲漸絕，大汗林漓渾身麻。鬆綁才感肩有痛，兩臂下垂難動搭。不知己手是吾手，始見微脈滲血花。三日困臥長呻喚，半月舉手難喝茶。吃飯用嘴碗中啃，如豬似狗地上爬。至今天陰風雨夜，手腕手膊痛自發。一時一時穿胸過，一陣一陣似針扎。肉在跳來筋在抖，骨頭深處刀在刮。輾轉不眠心有悸，一思一想滾淚花。何罪如此遭荼毒？禍起傳謠被撻伐！惡奴為求黃金帽，不惜殘暴亂國法。筆底一曲傷心語，寄呈中央望徹查。革命人道原污水，改造是戲沒王法。子孫後代須牢記，豈容暴政玷中華！」
逃，逃到哪裡？中國雖大，沒有我輩「右派」立腳之地；故鄉有情，豈容底層賤民棲息？所幸，原報社一個叫陳肇世的老友收留了我。他是文教組編輯，是未戴帽的「近右」分子，雖大著膽子讓我留宿，可得吃飯呀！我沒有糧食供應指標，又無點滴經濟收入，只好東藏西躲，做些賣汽球、火炮的小生意謀生。
老友的家，在成都市內通順橋街，外面不遠處，就是文武路與鑼鍋巷交叉的十字口。那天我正徘徊在這個十字路口的成都旅館門前，忽然從商業廳方向傳來呼叫我的聲音：「黃澤榮！黃澤榮……」。我佇腳張望，見一中年漢子端著碗在街對面向我揮手。走攏細看，原來是在雲南鹽津、涼山喜德、川北旺蒼修鐵路同過隊的李才義。我立即握住他的手道：哦，哦，你是李才義……李才義，我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了呢？
李才義比我小三歲，是中隊裡最年輕的右派。原是四川省財廳直屬的省建設銀行的幹部，喜歡文學，有時還寫點什麼，曾在省文聯辦的業餘創作輔導班學習過。1957年「整鳳」時，與幾名團員到省委找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許夢俠，反映機關領導壓制群眾批評的情況。反右時被定為「反黨小集團」，而他則被定為這個小集團的頭頭。在全財政廳系統批鬥後，《四川日報》又點名批判，最後被定為「極右份子」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強制迸勞動教養（簡稱：勞教，下同）。在勞教隊，他是個風度翩翩的小青年，雖然落難，也衣著乾淨整潔。有一次他所在的三、四大組工棚失火，燒掉了他不少的書，心疼得幾天睡不好覺，逢人便說：「書呀，我的命啊！這大山溝哪裡去買？比燒我的錢還痛。」
在雲南鹽津黃桷槽，我們同隊不同大組，接觸不多；加之我當時偽裝積極，與李康（民盟中央委員、重慶民盟宣傳部長）負責編中隊牆報，是教育幹事手下的「紅人」，不少人怕接近我，擔心我畫他們的「貓貓」（指檢舉揭發）。
1960年內昆鐵路下馬，勞教筑路支路轉移到涼山喜德縣修成昆鐵路。這是個十分荒涼的彞族地區，基本上買不到吃的食物；加之口糧標準下降，生活極其困難，覓食求生成為勞教們時刻考慮的大事。為了填飽肚子以求活命，我被迫脫掉積極改造的偽裝，破天荒偷吃了中隊幹部小廚房的一隻雞，立即被批鬥，成了全隊第一個送支隊部關禁閉的「反改造分子」。
1961年，「415」勞教筑路支隊轉到川北修廣（元）旺（蒼）鐵路。不久，我也被解除了禁閉，放回已遷往旺蒼縣快活場侯家扁的十九隊。但沒有回我原先的小組，而分去與李才義同組，因此成了同鄉、同趣、喜愛文學的好友。但好景不常後來夥同他人偷米又被關進集訓隊。在「馬盟事件」案發前夕，我從集訓隊潛逃到西北，流浪一年後被追捕歸案，判重刑勞改。屈指一算，已有14年多沒有見過面，所以突然相遇，不敢唐突相認。而李才義滿有把握認準我是黃澤榮。
「你取脫（指解決了問題）沒有？回成都了？」他問。
我沒有正面回答，用話支開，反詰道：「你回財政廳了嗎？」
「怎麼回得去，頭上有帽子，又勞教過，恐怕此生就如此這般了。」他有些泄氣的答道。
在簡短交談、互相安慰後，我見他手持碗筷，是要去哪裡吃飯的樣子，就準備與他告別。他卻不讓我走，說他是在爛芋充數當木匠，在省供銷社幹活，去商業廳食堂買飯。並且說：明天是國慶，今天憑票可買到「特菜」（純肉類）。於是我隨他又去找事務長要了一張《特菜供應票》，又說他用公家的木料替事務長做過私活，所以對他好。那年月，商業部門近水樓臺先得月，許多東西可以不要票證，所以他的伙食團供應比哪家省級機關都好。
我陪李才義去供銷社隔壁的商業廳食堂，取回一盆飯，兩份紅燒肉，兩份咸燒白，到通順橋街陳肇世家一起吃，介紹他與陳和陳的夫人（二嫂）認識，後來他們也成了好友。
在吃飯的時候，我才告訴他，我是逃跑出來的，並簡單敘述了經過。他也介紹了他1962年在灌縣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仍不讓回成都自謀職業，而強制去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就業，後又因「馬盟事件」誅連，再次勞教三年，1968年才「清放」回成都。
我此次逃亡潛伏成都期間，多虧老友陳肇世編輯「窩藏」，李才義「包庇」，他還幫我銷售煙花火炮，否則一天也呆不下去。後來我在灌縣為另一「朋友」出賣，他們很是緊張了一陣。惡吏蔡偉來成都審問我住在哪裡？吃在哪裡？與甚麼人來往？我一口咬定：住橋洞，喝河水，與臭蟲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鬆口，就會給他們帶來惡果。此後提起此事，李才義總要翹起姆指：「老鐵肩膀硬！」
押解我回宜賓磺廠前，惡吏蔡偉自然要用這個機會去遊覽省城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我寄押在公安廳收容所，我姐姐得知後前來看我，我憤然悲壯淒涼寫道：
三杯苦酒別情重，萬語千言湧心中；姐弟相別八千日，又去天涯憶重逢。平原菜花三千里，仙峰雨雪八萬重；此行難把歸期料，又見沱江漲洪峰。
押回仙峰磺廠不久，即再遭逮捕，1987年4月宜賓地區興文縣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加判我有期徒刑8年，送到雷馬坪勞改農場馬家灣中隊「改造」。1980年11月，原判法院宣告我無罪，成都日報社「改正」了我的右派問題，1981年回到報社文藝組重操舊業。不久，我用曾經用過的「曉楓」署名，在《成都日報》、《四川日報》《星星》詩刊上發表文章。李才義早於我一年復職，在南新街財政廳上班，休息時常去不遠的春熙路茶葉店找我姐姐，打聽我的消息。
我剛上班的第二天晚上，他就來報社白果樹旁邊我的臨時住房找到了我。難友重逢，自然有說不完的話，除大罵毛澤東是假馬克思主義、真封建帝王外，就是談別後相互的思念。後又談到他落實政策的情況。
他說，他落實政策很順利，原因是有民主與法制理念的田紀雲時任財政廳廳長和黨組書記，主持了對他右派問題的複查，又有許多老領導同情與支持，所以很快就獲得「改正」。復職後，被安排在田紀雲夫人李英華任處長的處裡工作，有時碰見田廳長，田還關切地問他工作和生活有沒有困難，不久他榮升為省建行副科長，時有通訊報導、經濟論文和短篇小說發表。我則在《成都日報》主編「小鎮風情」專欄，也在川報、四川文學、上海《新觀察》上常發表小說和報告文學，成了關係緊密的文友。
1984年大年三十，我們兩家相約去西安玩。大年三十火車上旅客不多，硬座當臥鋪，兩家大人小人全放平。到了西安為省錢，住進一家小旅店，每天兩元錢。第二天擠公車去看兵馬甬、游華清池，再後觀大雁塔。他會攝影，我會寫文章，隨身記者證一亮，一路通諫（四川話，暢行無暢）。在返回四川時，為防旅客行李中攜帶爆炸物，西安站非得要我們開箱接受檢查。我們這些受過冤屈的人，火性大，自尊心強，認為憑白無故叫開箱，是對人格的侮辱，拒不開箱。
我說：「憑什麼？拿文件來！」
檢查人說：「沒文件，不開箱就不能走！」
他比我更火，硬著腦袋道：「你搞清楚，現在是什麼時候？﹝四人幫﹞早打倒了，一切講法，憑什麼要開箱子？」
檢查人員仍不放行，我們兩人同時吼叫起來：「叫你們領導來！叫你們領導來！憑什麼？憑什麼？」
檢查人員者見我們強硬，一身幹部打伴，弄不清楚是什麼人，再者他們手中無開箱檢查文件，只好放行。上車後，我們十分得意地向家人說：「做人就得惡一點，不然老受欺負。」
他的太太和我的太太，笑笑說：「快五十歲的人了，還不熄火？」他道：「這火是毛老頭逼的，過去我脾氣好得很，好得來像個乖娃娃。現在只要哪個悄微欺我一下，老子就要和他來起！」
我道：「我也這樣！」
我太太諷一句：「你們兩人都吃錯了藥。」
他笑笑：「就是吃錯了藥！我們本來是擁護共產黨的，老毛硬說我們反對共產黨，整了幾十年，球上都是氣。」
大人和孩子笑了起來，說我們說髒話。我補一句：「什麼髒話？這是大實話！毛澤東才說髒話。」
假話、空設，難道不是髒話嗎？
我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人，不但想改變自已的地位，也想改變不公正的現實。1985年他得知我要「下海」辦公司，他首先表態說：「你當個徒弟娃，懂得生意，膽子又大，闖一闖也好。」很快我「留職停薪」，辦起了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那時辦公司必須有主管單位，通過成都錦城汽車廠廠長劉恩來的關係，掛在成都市鄉鎮企業局下面。局長老蘇是劉恩來的同鄉，劉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區組織部長，1957年劃成右派份子，作二類處理，開除黨藉，送到這個廠的前身—成都錦城汽車修理廠當工人，「改正」後升為廠長，不到五年把這個修理廠變成汽車製造廠。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四川出版社編輯、右派老朋友楊干庭，要我和四川四日報名記者艾風（也是右派）去寫一寫劉恩來。我和艾風去錦城廠採訪了半個多月，寫了篇一萬五千佘字的報告文學《劉廠長闖新路》，發表在《四川文學》上。四川省廣播電臺決定播送，並將播送消息登在《四川廣播電視報》上。不知為什麼，此文牽動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許川的神經，在播前兩個小時下令撤銷。這樣和劉恩來成為知已朋友，我辦公司，他義不容辭的投資和出任董事長，後又以成都錦城汽車製造廠的擔保，通過他的支持，向省建行以更新設備名義貸了80萬人民幣。於是建中驟然膨脹，不出半月十多個子公司遍及成都。
無論怎樣說，我還是個重情感、信承諾的文人，加之與社會斷代二十多年，不知「十年文革」後的中國人，早已變了味，再無理信仰與誠信可言。在生意場中的人更是五馬六道，十騙九詐，搞到銭就是自已的。不到半年，80萬人民幣貨款被下屬子分公司騙得精精光。我這個做總經理的還要靠辦報掙錢還息還貨，辛苦極了，一天四處奔跑，不敢花個子兒。這些分公司的無賴流氓經理不做正事，成日大吃大喝一擲千金，不僅花光了總公司投去的資本，還撤了劉恩來和我的董事長與總經理。那時沒有公司法，市場亂成一團，沒點商業規則。
1987年我被迫遠走北京，專事信息開發和公共策劃以及辦刊辦報，才擺脫困難，異軍突起京城，逐漸成為有產階級。
他一邊工作一邊收集整理材料，立志要把過去有過的災難寫成一部記事的長篇小說。工去不負有心人，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1997年他提前一年退休，僅用兩年多的時間，寫出了久蘊於心中的三十餘萬言紀實文學作品《天府悲歌》。全書講述的是四川全省五萬多右派中被開除黨籍、團籍和公職，而強制勞動教養近百名「極右份子」的苦難經歷。書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108位，其中著名的右派有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民盟中委、重慶宣傳部長李康、西南工人日報副總編汪剛、學者型的作家劉盛亞、重慶美協主席汪子美、四川諧劇創始人和表演藝術家王永梭、海歸學子西師講師董時光、共和國第四任主席楊尚昆的親侄兒楊少西、前四川省國民政府主席王瓚緒七公子王澤仁，以及我這偷雞吃的四川名記者、大右派曉楓等。還寫了震動全國高層的兩樁大案：一是以右派份子張先痴為首的「叛國投敵案」；一是重慶白公館脫險革命志士、右派份子周居正為首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集團反革命案。因作者是當事人和親歷者，故字字是血，句句是淚，讀後發人深省，給人啟迪。
2000年他寫完這本書刻成光碟寄給我，我讀後覺得很有史料價值又有現實意義，就介紹給《十月》雜誌總編輯。那位總編輯讀後也認為是好書，又推薦到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三審通過，準備簽訂出版合同時，中共誕辰80週年紀念的「七一講話」傳達下來，出版公司認為「時機不宜」，而被擱置。重慶一位難友又將它推薦到重慶出版社，出版社正式與作者簽了出版合同，但報到重慶出版管理局專審（凡寫歷次政治運動的書，均要經出版管理機關組織「專題審查」，其它則不必）時，也說「不宜」。最後才被迫於2002年在澳門國際港澳出版公司出版發行。這三變折騰的出版過程，才以窺見我囯所謂的言論自由！
在他的《天府悲歌》一書出版後，我怕他閑著沒事，請他來京輔佐我的公司的財務漏洞，因為他是理財行家，自然懂得合理避稅的竅門。果然不負我厚望，為公司做出了不少成績。後他女兒患上重病不得不回家料理。用他的話說，我們的友誼跨上了一個新台階，度過了人生一段美好日子。
原本想2008奧運會結束才金盆洗手閉門修書，但他卻開導我說：錢是賺不完的。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留給後人最寶貴的財富，是把我們親身經歷過共和國災難的歷史變成文字，不要讓御用史家隨意塗抹、覆蓋、串改，就像日本、臺灣某些人修改歷史教科書一樣，所以這是我們這代人應盡的社會責任！
我採納了他的建議，從2003年開始收縮公司規模，到2005年全部停擺，除留一名司機、一名電腦打字員、一名媬姆外，其它人員全部遣散，回歸書齋潛心寫作。清晨伴太太一到去京城俱樂部鍛練身體，午睡後閉門寫作，其餘時間澆花飼鳥，優優閒閒樂在其中。
去年2月在香港召開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研討會」和今年6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紀念反右派運動五十週年討論會」，我和李才義都被邀請參加，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與他交流，並想請他去我馬里南州的家裡作客。但他委婉的找理由沒有參加，失去了一次免費考察頭「號帝國主義」的機會。但我理解他，他和他的妻子、子女、兒媳、女婿都要靠共產黨的企業發退休養老金和工資生活，而我是個獨立的經濟人，不再去做誰的「毛」了。有點「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皇帝我為大」的「行空野馬」。他十分同意我的謬論：人格要獨立首先經濟要獨立！沒有獨立的經濟，便沒有獨立的人格。
幾十年來我們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交流看法，交流思想，有同的時候，有不同的時候，不管同與不同，苦難與友誼卻永遠留在心中，留在這個多變的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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