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生反服貿大遊行（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03月31日訊】有人說，學生不是社會成員，不該管理「國是」，學生搞學運是天然病態不合理，原因有三:
1. 最重要原因是，學生還是社會寄生成員，沒資格過問國家政事。
2. 世界上所有國家，學潮只會帶給社會更多混亂和不安，破壞社會秩序。
3. 書生從來只會禍亂國政，因此書生論政，最後的下場是治絲益棼。
一，學生是否都是社會寄生蟲？
持這個看法的人，可能都還把學生當成小孩子一樣，尤其是越威權的國家，這種無形的家父長觀念越發嚴重，完全忽略了大學生已經是社會成年這一事實。一民主國家，大學生已經是擁有投票權的公民，可以票選舉國家元首的人了。一個可以投票選舉國家元首的公民不能行使投票於外的公民權利，試問這是怎樣一個邏輯？!
事實上有這種概念的人，通常是家父長觀念極度嚴重的人。這種人要不害怕自己的小孩行為脫離自己的掌控，會闖出禍事來，就是害怕自己承擔小孩子做事的責任。這種人都是害怕有自我意識的人居多，原因無外害怕與外界脫鉤，被社會這個「不明」的群體所孤獨，因此他們必須牢牢地依附社會這個集體當中，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越威權國家，這種人就越多。雖然他們表面上與社會關係相當融洽，其實心靈是極為封閉的。
為此，他們必須牢牢的掌控小孩，害怕萬一閃失，小孩子將會影響到他們的人際關係，讓他們被社會所孤立。
但他們忽略了，不管家父長們願不願意承認大學生已經是法定有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家父長再也不是大學生的監護人，大學生在法律上是能夠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自然人。況且也更多大學生，求學期間早已半工半讀，提早與社會接觸，並從中吸取社會經驗。再說，歐美有些研究所甚至規定，要上研究所必須有社會經驗過兩年獲則以上，有些甚至還要管理過一定人數大公司經理層級的人才能上研究所讀書，這些人被攏統歸類到社會寄生層次，余魯也，不明所以然。
二，學潮只會帶給社會更多混亂和不安，破壞社會秩序。
反對學生發動學潮的人說，青年學生往往鄙視傳統，敢於挑戰社會的倫理道德教條，因此學生只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破壞，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自「五四」以來，德先生和賽先生開始走入中國，許多青年學子為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耗盡了他們的青春歲月。雖然中間仍有許多令人唏噓的事產生，但是德先生與賽先生是深植了人心。至少臺灣的民主發展，從政治改革到公民新社會運動意識的覺醒，卻是不折不扣的往優質民主在發展。雖然大陸很多人不承認臺灣的民主發展是優質的，他們覺得很亂，事實上這是對臺灣的社會公民運動性質有所不瞭解的緣故所在。
再舉個臺灣杜邦事件來說，杜邦事件當時「鹿港反杜邦」的火種絕非從天而降，早在六、七十年代，彰化人已然察覺工廠污水讓稻田烏有化，廢氣讓彰化沒了新鮮空氣，且衍生不少病變，於是當美國杜邦公司於一九八六年決定在彰濱工業區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後，鹿港鎮民在民代、社會團體的串連動員下，或遊行、或陳情，反杜邦的聲勢撼動全國。
鹿港宛如梁山泊，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環保人士、學生前往聚義，台大學運成員在組團考察後還彙編為《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今為清大教授的吳介民當時就參照舊俄時代「回到民間去」的運動，提出「新民粹」主張。它校學生亦有不少人參與田野，從中滋養批判力道與觀照角度。由於反杜邦運動的烽火處處燃，導致杜邦公司於次年宣布暫停鹿港的投資案，反杜邦運動爾後就成為環保運動的經典教材。至於後續的三年後的台大野白合運動等對臺灣的民主化，更產生極大助力等就更不用講了。
誰說學生學潮就一定沒有好結果，一定是壞的結局？社會不追究製造學潮的政府和財閥，卻怪罪為捍衛自己生活土地的學生們，這種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價值觀的錯亂問責態度，直叫人無語。
三，如果書生只會禍國，那麼博士學士部長是不是都該換成老農來當？
而反學生運動者的說法是，學生和老師們，教授們都是象牙塔裡的人，不食人間煙火，因此讓它們參與國政討論，只會外行領導內行。這話表象上看起來似乎合乎現實，可是卻大所不然。只要看各國法令制定和國家政策，包含實際個階政治領導人，極少沒有一定學歷的。包含中國個中央部會，韓國，臺灣，日本等，專家學者出生的已比皆是，有人提出質疑過這些象牙塔的人不適合領導國政嗎？有看過美國或英國，找個大字不識一個的農夫去出任農業部長的嗎？反而是去找在象牙塔中的專家來出任裡頭重要幹部和領導人。
那麼，說學者專家不適合批評國政，憑書本理論教條是會禍國殃民的，那現在世界主要國家的政府人員，看要全換成大字不識兩個的來領導，這才符合實務精神是不？恐怕提出專家學者，不適合出任政府領導人的，說書生禍國的也不敢說吧。
既然政府領導階層都是書生了，那麼在野的書生不可批評國政又是什麼道理？還是書生就不是公民了？其實說穿了根裡頭，怕的就是知識份子揭穿了政府當權階層的貓貳吧。其實早在希臘時期，知識份子界借用在雅典 娜的故事來諷刺統治階層的蠻橫了。神權的雅典 娜因為不滿平民的阿拉克妮以平民視角揭穿神的殘暴和謊言騙局，因此雅典娜把阿拉克妮變成了一隻蜘蛛。讓阿拉克妮從此無法用人的嘴巴說出人話，只能不斷的織出圍困自己的囚網，把自己困在裡頭無法出來。而蜘蛛的頭小腹大，隱喻了作為平民不需要頭腦去思考或學習智慧，只要不斷生產和奉獻。
阿拉克妮的故事，用於在朝或在野書生的兩個境遇，就可以明瞭到為何會有人那麼仇視或一直詆毀知識份子。元朝把知識份子貶低為社會九流，朱元璋將知識份子用官位牢籠，甚至發出詔告禁止書生問政，到現在中國人對書生公知的貶抑，無一不向執政者靠攏，雖然非公知的知識份子對公知知識份子的批評，可能出於酸葡萄心理，但相信這是統治階層所樂見的。
知識份子或教授，學生不能批評國是，不但否定了他們的專業知識，同時也剝削了他們身為國家一分子的公民權利。把知識份子評議施政說成書生禍國，看來也只有專政威權的環境，才能有如此怪異言論。
學生與大學殿堂中的知識份子，是不是只能活在象牙塔中不問世事，不食人間煙火？或是只會禍國殃民？如果知識帶來的只是災難，人類追求知識豈不是自尋苦吃？!
事實上，對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老話一句：這還得看語境是什麼。不同語境有不同說話的困難程度，也有長期的被潛移默化，如史賓格勒所說的，人要是能跳出生活語境不受環境泥沼影響真的很難。因此這裡僅提供一個另外的思考視角，並不想反駁什麼，畢竟一個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才是大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