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光琰
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外行」領導「內行」
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領導「內行」的呼聲中，我被從遼寧省委高教處調到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後改名為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簡稱「大化所」）任黨委書記，同時兼副所長。這對我來講，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一大群學富五車的高級知識份子的包圍中，我近乎文盲。 「我行嗎？」雖然當時只有三十六歲，是以天下為己任，又無所畏懼的年齡，可這種落差還是使我覺得自己很難勝任這個工作。
我沒有專業知識，但是有常識。知道要搞好一個研究所，關鍵就是學術帶頭人。張大煜當時擔任所長，主管科研，我覺得張大煜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帶頭人，從心裏尊重他，明確業務上的事情由張大煜來管，我只是盡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和人事糾紛。
那時候黨政人員也常常參加一些決定學術方向的討論會。例如搞哪種類型的催化劑，怎樣尋找新的燃料？由於一些「外行」在場，科學家們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解釋他們的工作，當然從我們的表情也能判斷「外行們」的理解水平。這種尷尬的局面讓我很不舒服，試圖改變。
我能不能也學學化學？那時候我不知道有個門捷列夫發現了元素週期表，不知道什麼是有機化學，什麼是無機化學。我找了研究員樓南權來給我補化學課。樓南權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想想那時候他花那麼多時間給一個小學生補課，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為我掃化學盲。我很難理解金剛鑽和煤炭是由同種元素組成，而碳，氫，氧這三個基本元素，既可以組成糖、麵粉、木頭，也可以形成油。這些不懂讓我感到自然科學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學得越認真、吃力，就越佩服這些科技人員，也由此知道了自己這輩子甚至連化學的皮毛都搞不清楚。這種學習有限地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學的常識，卻讓我常常想到，一個人能忘我地、充滿興趣地在顯微鏡下，在枯燥難解的數字間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見、想不到的真理，不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獻身精神。所以那些無論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論沒有讓我覺得丟面子，倒是讓我知道培養一個專業人才真不容易，我對科學家們肅然起敬，很希望盡己所能，為他們創造安定的工作環境。
我對科學家十分尊重的態度使我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麼強烈的物質願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識份子朋友，蕭光琰是其中之一。我們年齡相彷，經歷完全不同。
蕭光琰的過去
蕭光琰1920年生於日本，後移居美國，讀完大學，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化學博士學位。
蕭光琰當時在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單鉑催化重整裝置，應用這種裝置可生產芳烴和高辛烷值汽油。蕭光琰參與此工作，掌握了一些當時很先進的技術知識。 1949年初期，熱情浪漫的蕭光琰想到為中國服務。
那時候蕭光琰剛剛與甄素輝結婚。蕭光琰曾和我說他父親是汪精衛政府的一個部長，甄素輝的父親給孫中山當過秘書。兩人結婚後感情非常好，問題是甄素輝並沒有回中國的打算。
蕭光琰曾和夫人對此有過很多爭論。甄素輝說：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蕭光琰認為自己並不參與政治，能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國，就是貢獻。至於在中國工作能否如願，生活能否習慣，各種愛好如何滿足，他沒有細想。決心已定，誰也改變不了。
蕭光琰說，如果你實在不想回中國，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說「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蕭光琰和甄素輝大概就是這種關係吧。在我的記憶中，甄素輝對蕭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輝讓步了。
1950年12月，這對夫婦滿懷年輕人的激情，帶著對中國的石油發展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了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
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看到巨大的毛澤東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間，毛澤東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美國是個強調個體和尊重個體的社會，各持各的觀點，中共則是強調集體觀念，全民一致，努力表達對共產黨，對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對貧窮，對落後，他還有些思想準備，而這種政治氣氛，對蕭光琰來說有些生疏，有些隔膜。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時叫燃料部)。當時石油部還沒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礎的地方代培。蕭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暫的停留，就到了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鑑定了他帶回來的資料，認為對發展當時中國還很落後的石油工業有重大價值，他甚感欣慰。
當蕭光琰和甄素輝翻開了在中國生活的第一頁時，發現他們面對著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
蕭光琰離開學校不久，還很留戀大學的文化生活，剛回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是太好。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他，覺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樂、繪畫、體育活動，豈不太枯燥了！甄素輝花了很多時間佈置他們的小家，想買幅裝飾畫掛在牆上，可到處都在賣毛澤東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麼能掛在家裡呢，美國沒人把總統作為裝飾掛在家裡。
作為一個技術人員，蕭光琰在中國受到在美國不曾有過的重視，生活待遇也相當不錯。他曾對我說：在美國他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有工作的時候生活會非常好，房子、汽車隨之而來，如果失業，馬上會一無所有。在中國生活比較穩定，還可以參與一些技術決策。
當時對石油煉製採用什麼催化劑有很多爭論，有人主張用鉬做催化劑，鉬要比鉑便宜，不用進口。從最終效果看，鉑雖然貴，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後還是按著蕭光琰的方案，採用了鉑重整技術。北京石油煉製所成立後，接著進行鉑重整中間放大試驗，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這個技術建成了大型的工業生產裝置，成為當時工業戰線上「五朵金花」的新技術之一。我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到今天，不應該忘記蕭光琰的巨大貢獻。
就在他剛剛回國九個月，認為自己會大有作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5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針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培養的高級知識份子，批判他們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很多知識份子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很有聲望。為了奪取政權，共產黨注意保護和爭取人才，在黨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各類優秀的知識份子。奪取政權以後，他們有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以便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但是不能讓思想自由、愛提異議的知識份子翹尾巴，仗著自己懂點兒業務，就忽視共產黨的領導。結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精英，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當著全國人民的面集體自辱。對這一點，很多知識份子都沒有思想準備，蕭光琰剛剛回國九個月，對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打擊
那時朝鮮戰爭已經開始，人們懷疑從美國回來的人成為很自然的事。運動初期，蕭光琰隱約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說話，無言中拒他於千里之外。運動深入以後，有人開始在會上質疑他回國的動機。人們當時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中國？」他平時偶爾談到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或者生活情況，被當作祟洋媚外加以批判。
當時蕭光琰剛三十出頭，從小學到取得博士學位，血氣方剛，沒有韌性。有人記得有一次在會上，他聽著根本聽不懂的批判內容，面對著他根本無法理解的革命群眾，產生了難以忍耐的憤怒，氣得把眼鏡都摔了，他這種對抗運動的態度，也讓群眾對他更有看法。他認為很多批判實在太無理，盼望有人出來澄清事實，可是沒有。當時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表達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熱愛。蕭光琰想這也許是下面的人臆想出來的不實之詞。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據理力爭，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講清楚，於是人們經常看到他給領導寫信，凡事都要求「有個說法」。他自己說話有理有據，也要求別人有科學態度。
當時的領導碰到這種情況經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確回答，也無法明確回答。運動是他們領導的，他們的責任是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當然向蕭光琰沒辦法解釋。
得不到「說法」，蕭光琰無法忍受。在美國，得不到回應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罷工或換地方。換工作不容易，於是他就自行「罷工」。有時候好幾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鬧情緒。那時候，人們對美國回來的博士還是兩重態度，既覺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沒人管他，這又引起周圍一些人對他更大的不滿。
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裡，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鬱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裡，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
運動過去以後，所裡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裡。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裡的工作環境，最後覺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覆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裡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到哪裡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係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瞭解什麼是催化劑，為什麼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麼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只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週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毛澤東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毛澤東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澤東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今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今大連海事大學)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麼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麼會是右派呢？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裡剛剛幾個月，什麼情況都不瞭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儘自己所能盡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裡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製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煉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煉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煉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麼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鬆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他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畫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麼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經驗告訴我，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麼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份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為什麼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製超聲波。組織上要掌握每個人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著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瞭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髮吹得一絲不亂，戴著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煙，躲到哪裡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鬆的環境裡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裡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是很奢侈了，蕭光琰不僅經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習慣，有時還用酒精擦水果的皮進行消毒。這些事一經傳開，群眾中再加以渲染、誇張，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時所裡偏重應用科學。蕭光琰覺得有些題目水平不高，便說有些題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測試工作。他對別人工作這種過於直率的評價，也讓一些科技人員感到不舒服。蕭光琰說話有時充滿書生氣，有時非常幽默。在那個火藥味很濃，大家都認真背口號的年代裡，他常常被人誤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饅頭，他就當成個科學問題來分析：有兩個因素決定饅頭是否能發好，一是溫度，二是壓力。都是用開水蒸饅頭，可能溫度沒問題，那問題就出在壓力上。於是他的解決辦法是：在籠屜裡放一個壓力表，控制好壓力，饅頭肯定能蒸好。這其實是一個書生的玩笑，他從來也沒讓阿姨真在蒸籠裡放壓力表。但他說的這些話變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時都是半夜做豆腐，為了新鮮，一大清早賣豆腐的就開始敲梆子叫賣。蕭光琰習慣晚上看書，常常睡得很晚，又經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聲吵醒，很懊惱，就開玩笑說，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買下來，這樣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大清早叫賣的不滿，他絕對不可能真去買豆腐，可話一傳出來，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蕭光琰喜歡跳舞。他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的「老幹部」太土了，就不僅教我打網球，還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說：你應該好好學跳舞，跳舞時既可以聽到優美的音樂，又可以活動身體。我那時很活躍，他一提到學跳舞，我也感興趣。那時到週末，大連市的一些領導幹部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館，那裡可以看電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禮堂裡還有文藝節目。
蕭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對絕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廳，當他們夫婦一下場跳，很多人就會停下來看。那時候不管幹部當中，還是歸國知識份子中都有一些很會跳舞的，但是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這麼好的卻很少。據說當時高層的幹部，跳舞已經很風行，但在中層幹部中還剛剛開始。好多人都在追求著新的生活方式。蕭光琰看到我躍躍欲試的樣子，就說：你可以和我夫人學跳舞，沒關係，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為男女的步伐不同。
蕭光琰還說：你見面時或者告別時可以吻她，或者擁抱她。現在見多了，知道那不過是西方的禮節，可當時我認為很不可思議，從心裏知道他和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過是增加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內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國規範的實驗室管理方法引入自？的實驗室，則直接影響到他和周圍一些科技人員的關係。他對下面的科技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他曾說：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複不了。如果不能把實驗記錄寫好，就根本不要浪費這時間和試劑！失敗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複不了，這不是完全在作無用功嗎？
他要求任何試驗必須有可重複性，有明確的誤差範圍。有個人處理試驗結果時，在不同的坐標系裡把一個數據的位置畫錯了，蕭光琰馬上發現，並立即指出，不講情面。他說科研工作一定要嚴謹，有時很小的錯誤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他和我說，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鹼，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常常在給每個人挑毛病。這個瓶子要用蒸餾水沖洗，那個反應加試劑後要充分攪拌。結果組裡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緊張，因為他幾乎是永遠能發現操作不嚴格的問題。中國人講情面，他的做法讓很多人不適應。
蕭光琰打算回中國時，曾在美國收集了很多他認為有用的工具書。他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科技人員就是會利用圖書館的人。他經常去所裡的圖書館，發現圖書館裡的書雖然不少，但多已過時，而他帶回來的書相對講更新更有價值，所以他決定把這些書交給圖書館，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享用到這些前沿知識。圖書館的人很高興，就說你把書拿來吧，我們會折價給你一些錢。這完全是客氣話，人家並沒有認為接受圖書還要給錢，當時有「中國特色」的表現應該是毅然決然地拒絕收錢，並表示貢獻給國家是最大的快樂。可他逕直說：你們看著辦吧，象徵性地給點就行。美國書非常貴，他當之無愧地接受了他認為是象徵性的回報。
因為蕭光琰捐獻的書和資料很多，結果用他捐的書又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人們可以更經常、更容易地去翻閱那些圖書資料，看到那麼多人去翻閱他帶來的書，蕭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對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蕭光琰所在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要遷到蘭州，那裡的條件當然遠不如大連。蕭光琰根本不認為要「哪裡艱苦哪安家」，而是「哪裡科研條件好，哪裡能搞我的催化劑，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連。所裡研究以後同意蕭光琰留在大連。別人認為這是對他的照顧，他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有些科學家比較容易被公眾接受，被社會認同。也有好多科學家有些特定的素質和癖好，他們對化學結構的識別迅速、敏銳，但對人事關係卻遲鈍、木訥。蕭光琰屬於後者。他拒絕所有的空話和大話，也不想和不喜歡的人一起假笑。
當時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我們大化所。有人回憶：「與陳景潤同住在一個房間的轉業幹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菸抽。這件事把陳景潤嚇壞了，第二天他馬上向團總支書記劉宗海匯報，並指出怎麼可以不經本人同意，隨便拿別人的香菸抽呢？這是一種不道德和偷竊行為，請求組織上對此事嚴肅處理。」可以想像，陳景潤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
再受傷害
反右鬥爭、大躍進之後，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鬥爭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中他成了靶子，因為他從沒被信任過的回國動機，因為他嚴肅的工作態度，因為他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他這些有懈可擊的特點給每一個熱愛共產黨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學閥作風，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關係，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網球。有的大字報寫：你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挂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他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很多人認為他是小氣鬼，說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甚至說他是奸商。
蕭光琰氣壞了，他找到我說：我哪裡知道中國的規矩，不是等價，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徵性的收點錢，怎麼就成了奸商？在美國好朋友之間，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飯，都經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國人賣破爛不是也收錢嗎？怎麼我給圖書館真正有價值的書都不可以收錢？你想我在美國買了書，運到中國，送到圖書館，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這完全是象徵性的收錢，比我真正應該得的少多了。再說，當時我也沒說要錢，我怎麼知道他們一方面要給我錢，一方面希望我說不要錢呢？他們覺得我不該拿錢就不要問我。要給我錢，我同意了，怎麼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於情於理都不通啊。我很理解蕭光琰的心情，只能勸慰他想開些。我已經忘了和他具體的講些什麼，現在想來一定是些十分蒼白無力的話。因為群眾也沒什麼不對的，按當時黨的教育，從來沒有讓不同思想行為的人互相寬容。
蕭光琰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活報劇，使用侮辱性語言和動作，把蕭光琰搞成小丑模樣，把他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兒誇大並加以嘲笑。這種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他忍無可忍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可人們認為對資產階級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動。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
雖然各種運動不停，我和蕭光琰仍然一起打球，兩家仍然經常來往。各種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來越無所適從，剛回國時的熱情和自信漸漸消退。他和我講他的委屈，有時甚至流下眼淚。可貴的是他仍然唸唸不忘他的催化劑，不厭其煩地給我講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讓我共享他對催化劑開發和應用的設想。我從心裏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謹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護他。
真正給蕭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氣的是他的家。他有一個和睦家庭。他自己愛好廣泛，對夫人非常體貼。夫人甄素輝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氣質高雅，文靜寬厚。他們的女兒小洛洛胖乎乎的，一頭捲髮，聰明天真，又極有教養。那時候蕭光琰到我家，每次來都帶著他的夫人和寶貝女兒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幾歲，他們在一起總是玩兒得很高興。
他的夫人當時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大連海運學院去教英文，可是她從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隨遇而安的態度。在我家裡，我和蕭光琰談話時，他夫人從來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問甄素輝，她總是就事論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從不多說。她非常愛丈夫，坦然地接受著現實。回國十年了，蕭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遠遠超過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靜靜地讓他傾吐，然後用女人的柔順和堅韌來安慰解脫。
她對蕭光琰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天氣驟然變冷時，她會變出一件毛衣，而蕭光琰就像聽話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覺得他們之間非常和諧溫馨。蕭光琰對夫人的關愛無處不在。他會先走一步去給夫人開門，進了門如果夫人要脫外衣，他馬上從後面把衣服拿好，出門前他會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撐開，幫夫人穿上。有西方「婦女先行」的君子風度。他和夫人說話也非常客氣，從來沒有中國男人對待「屋裡的」那種命令式。我看到這些，覺得很新鮮，也很欣賞。
蕭光琰和洛洛討論功課，做遊戲。洛洛很爭氣，從上學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候我家裡養了一盆君子蘭，正值盛開之際，洛洛的可愛激起了我的藝術靈感。我叫她坐在君子蘭前面，要給她照相。蕭光琰竟然認真地問六七歲的女兒，你說坐在花的旁邊好還是坐在花的後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邊，眼睛看著花，我給她照了一張我自己很滿意的藝術照，可惜在動亂中丟失了。前幾天，女兒打電話高興地說，無意中，她發現了一張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個小孩與洛洛的合影。洛洛舉著小手，樂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這個給蕭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勢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不僅永遠注重自己的儀錶，家裡也佈置得極具藝術感。當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時，蕭光琰所有的歡樂越來越寄託在自己溫暖的小家裡，寄託在孩子身上。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他說有這麼可愛的女兒，有這麼漂亮溫順的妻子，還圖什麼呢？
兩極對話
我和蕭光琰的經歷、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觀點也不同，進行的常常是兩極對話。其實這些不同，開闊了我的眼界，向他學了很多東西。
他常說：工作和娛樂之間要有個平衡，只會工作，不講究一點娛樂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遺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對別人批判他愛打球、愛跳舞大惑不解，他問我人如果不會休息和娛樂，工作有什麼意義呢？工作不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休息和娛樂嗎？
那個年代，很多科技人員都想入團、入黨，一些研究人員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係，爭著做收拾衛生、打熱水之類的事，群眾的反映不錯。可蕭光琰不僅從來不做掃地清潔這些事，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的事。
我對他說：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得入鄉隨俗，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周圍的人，對下屬的科技人員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為了工作上的事發脾氣。脾氣倔強的人常常質地脆弱，願望達不到還毀了自己。要有點兒遇水則柔，遇鐵則鋼的韌性。有人覺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後做事就注意點群眾影響，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幫助清理衛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會很奇怪地問：為什麼？
蕭光琰的動手能力很強，為了試驗，他能自己吹出各種試驗用的精密玻璃儀器，還經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說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資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讓我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幹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中國文化叫人隱諱的保護自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結」，「好漢不吃眼前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道理卻很難讓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蕭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觀念，對我來講也很生疏，很難解，有些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蕭光琰已經逐漸失去了自我，他也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了。那麼多人都說共產黨是對的，在這巨大的多數面前，他感到必須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覺得，怎麼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讓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獨立思考的個人，社會能發展嗎？科學家即使已經盡量感受和運用自由的力量，思維也還是在種種習慣的束縛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種框框，必須往東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嗎？
「拔白旗」運動更拉開了他和周圍人的距離。他不再輕易發表不同意見，改變了剛回國時，一有想不通的問題，就要打報告，要說清楚的態度。
現在想來，他經常對我訴說他對現實的不解和無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從我這裡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為一個基層領導，我已經習慣了和共產黨步調一致，對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讓環境盡量減少對他的傷害，讓他學會保護自己。可我們的私人友情無法改變大環境。我在承擔一個基層領導的責任，要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從不敢和他說得太深。這種有所保留的交往雖然溫熱過他因不斷的運動而灰冷的心，但卻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無法改變他的命運。有些時候，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可惜在那個時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錯誤，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說得對，也不敢給予大膽支持，潛意識當中，也在適應環境保護自己。所以直到現在，作為一個被蕭光琰真誠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被停職反省
即使我很謹慎，也沒保住自己，更沒保護好很多需要保護的知識份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共產黨內被批判的對象。因為我的很多想法與那個時代不一致，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個人化的因素。
大躍進運動之後，從輕工業部調來了大連市委新書記。他的夫人原來是國家石油局的副局長，調到石油研究所任黨委副書記。我那時老是覺得自己水平不夠，心想從石油局來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來石油所，我就主動提出讓她擔任黨委書記，我擔任黨委副書記。科學院黨委經過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書記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獨得天下真理的樣子去教訓別人。知識份子不太吃這一套，所裡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匯報，而老是來找我談。群眾對她的不滿，在她那裡就轉化成對我的不滿。她給我的工作設置障礙，甚至不讓我到北京去參加我應該出席的科學院的會議。
開始我還是很想遷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觀點不一致，我對知識份子的愛護被認為立場站在「沒有改造好的知識份子」一邊。她是一個堅定的左派。
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市委只好派統戰部的人來調查。統戰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異口同聲，認為責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為我說話。她繼續呆在石油所已經毫無意義，只好把她調走。我又恢復了正書記的職務。後來她連續換了幾次工作，都搞不好關係。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的走，其實已經為我自己種下了未來挨整的種子。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判以後，共產黨內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成了在劫難逃的被批判對象。大躍進之後，市場物品緊缺，貨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場買不到菜，回家說：外面到處是標語，搞除四害，搞六無六淨（已經不記得其定義），搞什麼六無六淨，大連市場的貨架子上才是六無六淨，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共產黨黨內的會上說了。
綜觀我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鬥爭不力，妥協退讓，加上「六無六淨」的「右傾言論」，市委領導就把我定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連市委讓我停職反省，每天在家寫檢查。當時整我的勢頭很大，我心裏清楚這裡的內在起因：得罪了市委書記夫人。雖然心中無愧，失去工作，停職在家寫檢查，也還是有很大精神壓力。
在自己的不惑之年，無端挨整，使我對於「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態滋味，對蕭光琰和其他在運動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瞭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渦裡，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是何等地無能為力！表面上每個人的批判都是從革命事業，共產黨的利益出發，其實政治清算背後，摻雜了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裝扮得大公無私來悄悄地獲得私利。
我被停職這段時間裏，沒再去打網球，和蕭光琰在一段時間裏就沒有了多少聯繫。
又見光明
當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報到省委以後，省裡派人下來調查，發現實在是沒有什麼事實，下面的人都替我說話，所以就決定不給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約在家裡呆了半年以後，恢復了我的職務。這次停職反省，使本來個性不強的我變得更加謹慎。
我恢復工作以後，很珍惜工作機會，和張大煜所長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張大煜長在中國，到德國留學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國文化。他工資很高，可十分節約。工作中他個性隨和，能變通順應，迂迴解決問題，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記，卻不會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張大煜勤奮刻苦，對化學領域裡的科學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選題上很有前瞻性，廣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學問以外，他沒有很多其它的個人愛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優秀知識份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領域裡保持領先的學術地位，張大煜功不可沒，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科學奠基人。
當時張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實用科學，科學家們可以更放心大膽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我給與全力支持。這在當時對科學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時我受科學家們的熏陶，產生了一個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確的學科方向，這樣在基礎理論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動科學事業；另一方面，必須有結合實際的題目和項目，這樣科技人員才會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科研熱情。
我和張大煜交流了這些想法，決定和一些技術骨幹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於是1962年大連化物所在青島開了一次會議，解決大化所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問題。這就是對大化所的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青島會議」。這次會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在科學領域裡，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年輕人。當時選了10個年輕科學家作為技術骨幹和重點培養對象（他們中有六個後來當了科學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員和設備，讓青年科學家放手干。同時確定了黨政工作人員要為科研人員服務的指導思想。
那時從上到下還是提倡自我批評。所裡進行了「解疙瘩」等撥亂反正的活動，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中的一些過火做法進行糾偏，運動中有些有過激言行的人還誠心誠意地向蕭光琰賠禮道歉。我也很真誠地向在過去的運動中挨整的人道歉，當然包括蕭光琰，希望他們不計較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蕭光琰很興奮。
蕭光琰是個不掩飾自己情緒的人。當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後，心情十分愉快。他又開始常常邀請一些年輕人到他的家裡，用水果、點心和糖款待他們，和他們談工作，談學習。
他請年輕人教他夫人學中文，讓他夫人教年輕人學英文。看到有的年輕人的英文不好，買來英文小字典送給他們，讓他們多背多記一些單詞。他認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須學好英文。他努力用實際行動改變和周圍的關係，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人總是會被潮流裹挾的，蕭光琰在慢慢地改變自己，試著融入這個社會。
在這段時間裏沒有什麼運動，蕭光琰的失眠也奇蹟般地好了。心情的舒暢使他恢復了科研熱情，產生了很多創造性的思維，又開始專注地搞他的催化劑。當他讀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時，立即聯想到化學催化劑，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於體外的生物或化學反應。這個想法，使他很激動。當時在大化所沒有搞生物催化劑的條件，當他知道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就要求兼任那裡的研究員，以滿足他對催化劑事業的追求。
最近幾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劑--各種酶--不斷被發現，成為現代生物化學的重要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業污水處理，等等。這證明蕭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對未來的學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當有預見性。
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中，蕭光琰煥發出極大的科研熱情和聰明才智，他努力工作，這期間完成了很多論文。他的工作成績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當了僑聯的副主席。 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當了室主任。
1964年末，我離開大化所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和現在沒法比，此後，和蕭光琰的直接來往就很少了，只是從到北京開會、辦事的人那裡聽到些零星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鬥。
我經常被拉出去遊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挂個大牌子，我們手裡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麼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準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乾脆直話直說，「今天我被遊街了，給我挂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桿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挂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桿保皇派×××'，心裏想，還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斗的人戴了頂老戲裡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朵，鬥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著一煽一煽的，我看著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挨鬥，心情並不壞。這時候，突然有個造反派黨委副書記，年紀比我還大，上臺狠狠煽了我兩巴掌，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那時有很多這樣的人。
人有群膽沒有孤膽。那時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裏不太緊張。在挨斗時，周圍很多人，特別是所裡的工人對我仍然特別好。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這時一個外號叫唐二愣的工人，對著造反派大叫了一聲：「別讓他跪著，他跪著也比你們站著高。」我當時心裏真是感動。唐二愣馬上也進了專政隊，他出身好，什麼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久，造反派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以後就不許我回家了。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記得當群眾敲鑼打鼓開除我黨籍的時候，我很自信地對家人說，如果我被開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開除。我長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樣在盡量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較平和，不很激烈，總是相信這種情況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猛烈衝擊有較強的耐受力，即使這樣，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熬，很理解人為什麼會想到自殺。
我被關在專政隊時，常常會想到過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麼樣了？我常常想到蕭光琰，很為他擔心。蕭光琰的歷史背景不能給他任何保護，他的思想行為和當時的社會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說他像個玻璃製品，透明，堅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國話都講不流利，他們一家怎麼度過這場災難？他們挺得住嗎？
我被放出來不久，就聽說了蕭光琰的遭遇。我這麼不愛激動的人，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下來。
走向深淵
根據我對蕭光琰的瞭解，和他周圍人陸陸續續的述說，他生活的最後片斷，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閃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蕭光琰像當時中國無數的臭老九一樣，成了被打倒的對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樣，擠進其他幾家人。住進來的人要共用廚房、廁所。這對很習慣保護隱私的蕭光琰來講，是太不習慣了，突然，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來就不太會做飯，這時候幾家人擠在一個廚房，常常沒有空間輪上他們做飯。在外面挨了批鬥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幾塊餅乾。周圍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他們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誰也不敢理他們，冷眼和歧視包圍著他們。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以及過去那些對他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批判已經太不夠份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個最專制同時也是最自由的空間，只要你出身好，或暫時屬於「革命群眾」，那你就可以發揮自己最豐富的想像力去臆測別人的心理，去給別人扣帽子。所裡的大字報又再次推斷蕭光琰回中國是想當特務。
儘管蕭光琰想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到頭來還只能當個反面教員。他回中國以後除了給哥哥寫寫信，從沒和其他在國外的人來往過，他心裏清楚自己不是特務。至於其它問題，其實大多是學術問題，因為接受了一套美國實驗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不適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參與政治，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哪裡有能力去反共產黨。
文革開始時，蕭光琰還能承受。起碼他每天還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國，文革開始時她只有十四歲，當時學校裡開始把同學分成「黑五類，紅五類」，她當然屬於「黑五類」，壓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壓力，
蕭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況起變化。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他們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勢愈加惡化。工宣隊又進駐了大化所。蕭光琰意識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機。
工宣隊有個人老是戴著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連電磁場的工人。態度很凶狠，動輒就動手打人。 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派人把蕭光琰抓進「牛棚」，與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時，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其中包括甄素輝父親給她留下的家傳的戒指（有人說是孫中山送給她家的）。
在中國這個環境中，蕭光琰特殊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賴他的家，突然進了專政隊，離開了夫人，離開了女兒，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們在努力證明他是特務，不管有沒有根據。工宣隊希望工作有成績，能抓出美國特務，在當時多榮耀啊。於是蕭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組織的特務機構的成員。人們不去追究這特務是真是假。當時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片。 」其實是「打擊一小撮，嚇倒一大片。 」大多數群眾是順應潮流的，也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勞越來越大。在他眼裡，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怎麼「教育」都不過分，他們沒有什麼功勞，卻過著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們用當地人發「博士」的諧音給蕭光琰起了個外號叫「白屎」。從蕭光琰的交代裡得不到更多的特務活動信息，為了擴大戰果，有人開始動武，特別是「八角帽」，認為這樣才可能讓他徹底交待問題。每天拳打腳踢，甚至用「三角帶」這種特製的刑具來鞭打。嚴厲的、無休止的「審訊」週而復始：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什麼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
蕭光琰不斷地寫檢查，寫揭發材料，回答他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寫出來的東西不能讓工宣隊滿意，他們需要的是有轟動效果的揭發材料。他們逼他一遍遍地寫。
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在經歷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之後，心如死灰。剛歸國的時候受到懷疑，五年，十年還在懷疑，回國服務快二十年了，還在懷疑。他面對著一個他無法理解、也無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隊的「八角帽」又對蕭光琰進行體罰。他精神特別壞，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在這段時間裏，他一定反覆想過自己的出路，尋找過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連累家人，不想辜負甄素輝的感情，更不想對不起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也不留下，讓他們更容易劃清界限。這幾乎是文革中自殺的人的共同特點，要麼不留遺囑，要麼留遺囑把自己大罵一頓，為的是不牽連家人。
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終於不必再起來，面對這個醜惡的世界了。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走了，帶著滿身的傷痕。他剛剛四十八歲。
這是「八角帽」沒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隊的頭頭沒有想到的。他們不知道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據說工宣隊也感到緊張，他們加緊搜查了每個被專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殺」的。可見他們知道把人逼上絕路是錯誤的。但工宣隊同時宣布這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工宣隊的人貼出了「特大喜訊」曉喻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
他們確實取得了偉大成果。由大連化學物理所，大連海運學院，大連運輸公司、大連婦產醫院組成了聯合專案組，並命名編號，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三○一)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進行緊張的內查外調，株連所及達十一個單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蕭光琰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髮員，以至給蕭博士打過針的護士。當然，他們說這是「清隊的重大收穫」，「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樣政策攻心，棍棒啟口，硬是搞不到一點像樣的證據。所以，「三○一」一案實質上毫無結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惡的是，「專政隊」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人的功勞卻不減。大連化學物理所已經得到上級的重視，不久，他們就成為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作為「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活樣板，把他們的'經驗'赫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九泉相會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嚴肅地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待。」
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十四歲的洛洛就開始孤身一人，無人照料。
甄素輝天性柔弱，卻善解人意，在蕭光琰心情惡劣時，她總是輕聲細語地給他安慰。她外圓內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則，做人的原則。蕭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輝永遠站在他身邊。可是蕭光琰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話。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麼辦？洛洛沒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樣為自己負責，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輝一定和女兒進行過一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一切是有準備的。
甄素輝和洛洛一起包了餃子，一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淒然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多少年來洛洛可愛的樣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動，無法忘卻的可愛、弱小與無辜！剛剛十六歲，正值對未來充滿美好幻想的花樣年華。我也一直想為什麼甄素輝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唯一的解釋是她心中充滿太深切的愛與太徹底的絕望！
我不能說蕭光琰是一個沒有弱點的人，但我可以說，我自己，我周圍的很多人，愧對蕭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對蕭光琰對我們國家、和對我們的信任。他曾懷著怎樣的熱情踏上這片土地，又懷著怎樣的絕望無聲離去？歷盡淒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愧對蕭光琰的親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蕭光琰的哥哥蕭光灝從美國回到中國，他要求和我見面。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麼要見我呢？蕭光琰去世時，我離開大化所已經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應該比我大幾歲，但看上去挺年輕。他一下失去幾個親人，卻仍不失其溫和善良。見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心中湧起的全部是難過和慚愧。
蕭光灝話還沒開始，已是老淚縱橫。
他說他很後悔，那時候蕭光琰多次寫信想見見他，來中國也可以，到香港見面也可以，他對中國的一些情況也有所聞，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沒回來。總以為都還年輕，將來見面的機會很多。實在沒想到此生不能再見。每當想到這裡，他就覺得沒有盡到當哥哥的責任，蕭光琰一定是有難處才多次寫信想見他。可蕭光琰在信裡從沒講過他的真實處境。他怪罪自己為什麼就沒早一點兒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美國也有報導，那時能設想蕭光琰的處境，可已經無法聯繫，現在來了，可是太晚了！什麼也不能為他做了。
蕭光灝說他很早以前就從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蕭光琰關係很好，給了他很多關照和幫助，他這次來一個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過的環境，看看他們走過的街道，他們工作過的地方，做點生者還能為他們做的事；另外就是想來看看蕭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點謝意。他說蕭光琰在回中國這段時間裏，除了家庭之外，總還嘗到了一些人間溫暖。
不是指責，不是聲討和憤怒，而是感謝，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作為一個基層領導，其實很多批判打擊蕭光琰的運動都是我領導的。雖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畢竟有一份我的責任。聽到這裡我實在有些聽不下去了。我很想說「對不起」。
我不記得當時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麼，可我記得自己歷經劫難，剛剛在走上坡路，還心有餘悸。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滿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我不想去說空話大話，也不敢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那種惶惑和尷尬的心境至今記憶猶新。聽說他來中國還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當時孫中山送的那個戒指，對他來講，這個戒指有太多的紀念意義。後來調查，這個戒指被當時抄蕭光琰家的人賣了，最後也沒有找到。
我已經八十多歲，一直堅持打網球，揮拍之間，我常常想到蕭光琰，想到他說要練好基本功，想到我們曾經的友誼。到現在我也打聽不到蕭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裡。這樣一個和睦的家，以這樣慘烈的形式寫下了這樣的悲劇，是我們民族的不幸。
不能從苦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一定是沒有前途的民族。
註：我年事已高，記憶會有很多的不準確和疏漏，可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去找人核實。若有當事人瞭解更詳細、準確的情況，我希望本文有機會得到補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後，讓女兒去大連，找當年與蕭光琰共事的人核實和補充了一些情況，他們是陳慶道、李文釗、劉宗海、陳怡萱。另外關力、劉秋榮、楊海平對本文進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