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26日訊】題記:反思不但是個人的進步,也是歷史的進步,更是民族的進步。我們中華民族需要大反思,每個人更需要反思……
我是個吃政治飯長大的工農幹部,長期工作戰鬥在「階級鬥爭」第一線,行事極左,吊過地主,鬥過資本家,也揭發檢舉過自已的親屬,甚而去當過劊子手處決「反革命」。一句話,左得可愛,左得出奇。那時,每年的年終鑑定上都寫著這麼幾句:立場堅定,愛憎分明,追求進步,靠攏組織。想不到「吃政治飯」的人毀於「政冶」,不但成了右派,還被整整關押了二十三年。當然這是痛苦的,但被我損失過的人又不痛苦嗎?幾十年來總想著一件事件,一件良心上的欠債……
記得,1948年過了新年,龍燈還沒有燒去,在一片噪雜的鑼鼓聲中,我告別了生我養我的農村,父親將我送到城裡一家茶葉店著學徒。老闆姓姜,是個大胖子,當我叩畢頭起身,他就挺嚴肅地對我說:「當徒弟學手藝,第一要手腳乾淨,不要貪小便宜;第二要勤快,見事做事;第三要對買主恭敬,無論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煙倒茶……」我諾諾應著,按照老闆(我們叫師傅)的話做去。這家店開在東街上,靠近十字路口,口岸好,成日車水馬龍,繁華異常。茶葉店前面是鋪子,後面是廠。所謂廠,也不過是有一座烘茶葉的烘爐,以及一些打磨茶葉所用的不同規格的竹篩。
當徒弟的除了不幫老闆娘洗褲杈外,什麼活都要干,劈柴、擔水、煮飯、擦窗、抹桌,另外就是每天早晨掃街。我最喜歡掃街了,這時老闆和師兄都沒有起床,空氣清新,天又不怎樣亮,我便可以唱一唱,跳一跳,或者翻個觔斗,打個磨盤腿,舒展舒展身體。只有這個時候「天地」才是我的。
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有規矩,沒規矩就不成方圓。掃地也是一樣:先要在地上灑一層水,然後才彎下腰桿,挨次挨次地掃,既不能「畫大字」,又不能伸「螞蝗腰」,否則師傅會罵:「懶東西,只會吃。」
每掃罷地,懸在電桿上的路燈就由黃變淡了,燈光漸次不見了。接著,街市上有人走動,最先是「咚咚咚」拉尿水的車子,再後是小販斷斷續續的叫賣聲:「稱荳芽」,「捻唐場豆腐乳」,「辣菜,辣辣菜」……這聲調婉轉,抑揚頓挫,頗像人們哼的山歌小調。在我們鋪門當街處有一株楊槐樹,兩圍粗,春綠秋黃,看了它,就是不翻皇歷也知現在是什麼時令。
六月,楊槐枝繁葉茂,像撐開的一把傘,在「傘」的籠罩下,有不少鳥兒在那裡跳來跳去,嘰嘰喳喳。它們給了我無窮歡樂,使我忘記了學徒生活的枯燥單調和不快。我常在樹下面撮著嘴巴逗弄,和它們一同享受大自然的自由。不久我發現,每天在我掃地掃到一半的時候,「叮噹叮噹」,一輛油光水亮、車槓前端包有銅皮的私包車,飛也似地擦身而過。車身晃映著人影,滾動的車輪揚起一股灰塵,雪亮的鋼絲一閃一閃,好似一個旋轉的電光圈。拉車的是個彪形大漢,穿一身青府綢衣褲,戴一頂寬邊沿草帽,腳下一雙麻板絲耳草鞋,在草鞋的鼻樑上還系一朵大紅絨結。坐車的是位長發少女,渾身一色白,只有髮帶是紅色的,還有胸口那枚三角校徽是藍色的。她腰身纖細,膚色潤澤,眉毛黑長黑長,輪廓分明的鼻樑下,嘴唇紅得發濕,大眼睛明徹透亮,從不旁視,顯示出大家閨秀特有的傲氣。
不知是出於標榜豪華,或者是提醒過往行人注意安全,她總是把腳踏板上的銅鈴踩得特別響:「噹噹!噹噹當!」。銅鈴震聵我的耳膜,打亂我平靜的心,惹得我常常投去憤怒的一瞥:「哼!洋個啥?還不是靠你老子幾個臭錢?有本事自己掙,要我才不坐哩!」有時,真恨不得上前揍她兩笤帚,直打得她告饒方解心恨。是嫉妒,還是「階級仇恨」,我也說不清,有時深覺自己可笑:別人坐車踩銅鈴,礙我什麼?生活是一束五色的花,多姿多態,五彩繽紛,給你歡樂也給你憂傷,給你幸福也給你災難,給你享受也給你苦酒。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端陽節後的早晨,一個大地鋪錦鑲繡的好晴天,我打開店舖,和以往一樣從井裡挑來淨水,放下扁擔,拿出瓜瓢,滿滿地盛了瓢又清洌又明淨的水,正準備向街面潑去,忽見槐樹上飛來一隻相思雀(又名紅嘴鷸),這鳥羽金黃髮亮,長長的嘴喙閃著藍茵茵的光,它叫得挺好聽,聲音脆得像女孩子的歌喉。我看得忘情,聽得入迷,沒有注意飛馳而來的私包車,反手當街一瓢水——「哎呀!」一個尖溜溜圓潤潤的叫喊聲沖得我一怔:糟糕!滿滿的一瓢水全潑了那位坐車少女的身上。她驚愕地用手揮撣著,白白的衣衫上濕漉漉一片,緊貼著她豐滿的胸脯。拉車大漢立即放下車槓,揮拳捋袖,橫眉怒眼向我逼來,嘴裡還不斷惡狠狠地罵:「狗×的雜種,眼睛球×瞎了,老子今天非得教訓教訓你。」
拳頭,斗大的拳頭,青筋暴綻,貫著風響,眨眼就要落在頭上。我葸畏退縮,思謀著對付的辦法。驀然,又是那個尖溜溜圓潤潤的聲音:「唐師,幹啥?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要上課了。」主人的吆喝,使拉車大漢收回了拳頭,不過他的餘怒未息,咧嘴齜牙,嚷著說:「下次再這樣,老子捶斷你的脊樑。」
「噹噹當!噹噹當!」私包車一陣旋風般上路了。晨風,霞光,長發,黑亮亮的車身,漸漸地,漸漸地消失在遠處,不見了,不見了……
是感情發生了變化,還是我思想日趨成成熟,還是我對客觀事物有了新的評價。從此,我不再討厭和仇視那震耳欲聾的銅鈴了,它變得親切,像和煦輕柔的春風,又像清洌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給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遠老遠地向我問候:「你好呀!你好呀!」同時,我還發現車裡那位少女,既不矜驕,也不傲氣,每當私包車擦身而過時,她總是和善地對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誠,好像無聲地在說:「你好,辛苦了!」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遠很遠,希望第二天再看見,如果第二天沒有看見,心裏便空空的,像丟失了什麼。我們就這樣保持著奇特的「友誼」,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種純真的美,深深地埋藏在人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斗轉星移,紅旗翻飛,三十年河東,三十河西,我們的地位發生了易位。古老的城市「解放」了!在「翻身」的鑼鼓聲中我走上了革命崗位,被分配在一區團工委工作。一個受壓者驟然伸直腰板,歡蹦的心可以想像。我覺得自己長高大了,魁梧了,說話也順理成章了,不論出現在哪裡,都受到人們的尊重。
我穿一套四個兜的灰布制服,腰間插一支紅綢裹的手槍,揚眉吐氣,昂首闊步,神氣極了!很快我發現,在鸚鵡巷的一座黑漆公館門前,那位昔日來去坐私包車的她,突然衣著樸素,可憐地守著一個舊貨地攤。地攤是用門板搭的,兩端放在條凳上,上面賣的全是些值錢的物品,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和陶器,貂皮帽與羔羊袍,以及玉器手飾等,這是意料中的事。可我有點同情她,奔走的腳不自主地停下,在地攤前久久不忍離去。我不是瀏覽物品,是什麼我也說不出。也許我眼光太熱,竟然使她惶恐不安,連織毛衣的手也微微顫抖,幾次錯了針。
天長日久,日久天長,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攤前站個時辰,爾後默默地愜意離開,走不遠又回頭看,好像遺落了什麼值錢的物品。也許是我看得太痴太傻的緣故吧,一天適值地攤無人圍觀,她陡然仰起豐潤潔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以極不滿意的口吻問:「你買什麼嘛,天天都來看,又不是西洋鏡。」這不軟不硬的話,弄得我進退維谷,啞口無言,是呵,該買點什麼?這地攤上的東西有哪樣適合我買?為了掩飾破綻,我故作鎮靜地笑了笑:「來看,當然就要買嘛……」她秀俊的臉龐上蕩起一絲笑容,紅得發濕的嘴唇向上一翹,白白的齒縫間冒出一句:「好吧,那就請問你買哪一樣,是琥珀手鐲,還是翠玉耳環?」好厲害的嘴,嘲弄揶揄,我有點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必須反擊。
我溜了一遍,最後把眼珠停留在地攤一隅的那串銀灰色的項鏈上——這項鏈是她常系之物,下面還吊有個小巧玲瓏的銀質雞心,雞心可以張合,有個活動按扭。不知什麼原因,她此時摘下放在那裡。「就買那!」我指著那項鏈說。她驚得一怔,織毛衣的竹針險些掉在地上,大眼睛盯著我一動也不動,好像在說:「你這不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難我嗎?」但她卻不動聲色,把黑黑的長眉毛一揚,用手抓上項鏈,猛地送到我面前:「賣!」「買?」我囁嚅了,該怎麼辦呢?不過人的感情一經激怒,就不輕易冷卻,此時的我好似一個進入賽場的角鬥士,能中途退場麼?
買就買!「多少錢?」「這……」現在輪到她猶豫了,是呵,一個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愛之物賣給人,這不等於出賣自己嗎?假戲快結束吧,讓我從困境中解脫出來,誰知她不「休戰」,長發一甩,繼續進攻:「五元!」形勢逼迫我不能再考慮,儘管當時五塊銀元是個不小的數目,我也必須如此:「買!」當,當,當,我從懷裡取出五塊銀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攤上。她此時表情複雜,進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項鏈飛也似地走了。
自此,我來去繞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煩,可心裏老想去她地攤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鐘也好!她的地攤,神秘的地攤,有股攝人魂魄的力量總是拉扯著我。大約一週後,我遠遠地從此巷經過,驀然,她叫住了我:「餵——。」無名無姓的稱呼,使我停下腳步。「我的項鏈呢?」她走近說,聲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澀而不自然。「我不是買了嗎?」我有點懵懂,看著她不停鑽地的腳尖。
「不賣了,還來,這是你的錢。」她腰肢一扭,顯出姑娘特有的嬌態。我瞧著她手裡那五枚發光的銀元,似笑非笑地:「買賣買賣,有賣才有買,哪有成交的東西叫退?退也可以,得用十元來取。」她瞪我一眼,把散發往後甩了甩,咧口一笑:「你比威尼斯商人還貪婪,才七天就打了個利滾利。」說到這裡,她明亮的眸子一轉,聲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項鏈,是叫你退雞心裏的東西……」雞心裏有東西?我根本不知道,因為我拿回家還從來沒打開看過,一直珍藏在箱子裡,現在見她那失悔愛戀樣兒,心裏有股說不出的樂勁,忍不住問:「什麼東西?」「你呀,小官僚。」
她臉龐緋紅,越發不好意思了:「拿回家也不打開雞心看一看,那裡面有我的照片。」我一聽,頓覺自己勝利了,故意放聲大笑:「我——就是買它。」她生氣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翹道:「你真壞,快還我。」我忙收斂起笑容,認真地道:「沒在身邊,我回家取去。」欲轉身,她又說話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著吧,但有個條件,不能給第二個人看。」我應著,心裏蕩起一股甜絲絲的漣漪,好像得到什麼。
很快我們開始了交往,她叫王寶宜,父親是地主兼銀行家,母親是個師範學生,是名門閨秀。記得一個春暮,我們相約去公園,公園在城中心,四周環著一條小河,在楠木林的不遠處,有座假山,假山有座涼亭,遙對涼亭的是高巍巍的保路紀念碑,除此,還有許多花草。我們沿著小路,緩緩向前走,彼此沒有說話,呼吸的氣流直衝對方臉龐。我很高興,行動說話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許多。她心跳得厲害,胸脯一起一伏,沿途攀折樹葉,一點一點扯著。到了小徑的深處,一排楊樹遮斷行人的視線,這裡好靜,不知名兒的雀鳥在枝頭上唱歌。夕陽的余輝給大地罩上光環,我驚奇地發現,她太美麗了:一身合體的陰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黃色開士米,白套襪,足蹬皮鞋,舉止落落大方,說話文文靜靜。她的眼睛不但光澤明亮,而且飽含喜悅的光芒。
她一邊走,一邊細細地說:「我不是無產階級,卻熱愛共產黨,我最恨有錢人欺負窮人,當官的壓迫老百姓。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個正在生病的職員,那職員找上門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說銀行業務不好。我在一旁勸說爸爸,業務再不好也能容下一個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後向我說:天下窮人同情不完,我們做生意將本求利,可不是好善樂施的慈善家。還說中國人吃飯是個大問題,孔夫子和孫中山都解決不了。」我插言道:「共產黨就能解決吃飯問題,你看毛主席寫的《別了,司徒雷登》嗎?」她不假思索地回道:「看了,還看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很擁護(共產黨),可惜我不是無產階級,縱然心向革命,革命未必要我……」她的話有些走題,顯得哀婉悲傷,我立即糾正:「革命是大海,需要每滴投奔的水珠,我們黨從不採取關門主義,毛主席和周總理不也是出身剝削階級……」她淺淺一笑,把手裡的碎葉扔到河溝裡,然後輕輕拍了拍手:「但願如此。」
梧桐葉落,雁去燕歸,秋天來到了,國家渡過了物價暴漲的難關,鎮壓了叛匪的暴亂,此時我被派到市郊一個鄉擔任土改工作組長,工作繁忙,一個心眼放在追求進步上,顧不得再與她見面。一天下午,我去區委遞交入黨申請書,剛一出鄉公所大門就見她站在一株泡桐樹的後面,樣子焦灼,眼神憂慮。我心裏有點緊張,生怕別人看見,急忙向她遞眼色,意思讓她快到前面去。五十年代初期紀律挺嚴格,稍不注意就有「亂搞關係」之嫌,因此,我在和女同志接近觸上,惟恐出漏子,影響政治生命。所以,我和她訂有「默契」,非萬不得已,不要來機關找我。「寶宜,有什麼事嗎?」我們快步進入城邊一條沒人行走的巷子後,我才大著膽子問。她沒有回答,把修長的眉毛皺了皺,無聲地繼續向前走。
巷子很靜,少有店舖,多是住戶人家。路面用方塊石板鋪砌的。石板經多年雨淋水沖,光滑得發亮,腳步叩在上面,發出清脆的響聲。走出巷子,前面便是城牆,城牆邊長了許多絲茅草,風一吹不停地搖曳。我們站在一個大池塘的石欄杆前,望著渾濁的、長滿浮萍的塘水。這口塘是前清開造的,傳說裡面有金鴨子,但誰也沒有看見。而今有不少紅鯽魚,在水塘裡游去游來。她神情抑鬱,心事重重。我猜想著她不快的原因,哦,未必是夏湛的事?她曾向我講過,在她十歲的時候,爸爸的銀行面臨倒閉危險,存戶紛紛提款,一個姓夏的師長拿出軍餉解了這個急。為感謝恩人,爸爸將她許給了師長的兒子夏湛。她高中還未畢業,夏師長就要給兒子完婚,她堅決反對,藉口說大學不畢業不結婚,爸爸為難,但拗不過她。一九四九年,夏師長又來信催,她還是不同意。
「寶宜,你說話呀!」我有些急了,心裏惦記著去區上遞交入黨申請書。她臉色陰沉,嘆口氣後才緩緩說:「我要走了,媽已經買好去重慶的汽車票。我想不去,家裡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該賣的東西全賣了。夏湛在重慶的百貨公司當會計,來信要我去,不去,此地又沒工作……」這話太明白了,只要此地有工作她就不走,我雖然不是個什麼負責幹部,但介紹個工作倒也容易,可我怎敢貿然介紹呢?她是地主成份呀!今後審干必然牽出這個關係……我猶豫著,思考著對策,怕什麼,她又不是反革命,介紹個工作有什麼了不起?但當我的手無意碰到了懷裡的入黨申請書,斷然堅定了立場:政治生命高於一切啊!我不能為一個女孩子斷送前程呀?
「澤榮,你能不能暫時給我找個工作。」她終於忍耐不住了,張口提了出來。我不敢正面回答,故意轉換話題,「重慶是個不錯的地方,西南行署也在那裡,能看到許多大幹部……」「你!」她喉頭硬結了,眼眶驟然紅潤,一個亮晶晶的東西在閃動。天空漸漸黑下來,街燈一盞盞地亮了,塘水變成了一塊鉛板,隱約現出月亮和星星。晚風把她的長發吹得飄起,乍看似幅輕柔的紗巾。我轉開臉狠著心腸,拔下口袋上的金星筆:「請帶上,作為我們相識的紀念。」
她愣了,把牙一咬,抓過筆,向黑沉沉的街巷跑去。她的腳步零亂,沈重雜碎,跑得歪歪斜斜,像一個醉漢,又像受了驚嚇的夢中人。一句話,她的心碎了,散了。我長久地望著黑洞洞的街巷,心中有不可言狀的悸痛和惆悵。呵,她走了,走了,今後能重逢嗎?於是,我又有些懊悔,覺得應該答應她的要求,在這困難中幫幫人,何況這種要求是那樣低微,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我想追去,腿卻拔不動:不行呵,我是窮人的兒子,工人階級的一員,我正在入黨,怎麼能和一個地主階級出身的小姐劃不清界限……
她走後不久,她家原住的公館作了抵押,父母搬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也沒有時間和心思去打聽。好長一段時間,我腦屏裡都跳動著她黑長黑長的眉毛,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輪廓分明的鼻子,紅得發濕的嘴唇,以及纖細的腰肢,潔白如玉的脖子……每當經過她原來住所公館門前時,我都要收住腳,默默地站上幾分鐘。公館門上的銅環由於沒人擦整已失去光澤,兩旁的青石獅子已毀去了一隻,二門上的花窗也拆去,園裡花草不再鮮艷,這景象不禁使人想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女姓家。」革命改變了一切,榮辱貧富打了個顛倒,社會的變化太快了。
春秋更替,寒來暑往。1952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我從區委調到市稅務局」打老虎」。在運動進入追髒階段,一天局黨委召開中心積極份子會議,研究貪污分子的退贓和處裡問題。主持會議的郝局長是個老八路,特別喜歡我,常誇我工作積極,立場堅定,對黨忠誠,愛憎分明。會議正開到關鍵時,傳達劉老頭推門伸進腦袋向我說:「小黃,有人找。」我眼也不看道:「沒時間,叫他等一下。」劉老頭不肯離去:「我說啦,她說一定要見你。」我嘟噥一聲:「亂彈琴。」正在思索問題的郝局長,扔掉煙頭,笑嘻嘻問道:「什麼事這麼重要啊!餵,劉老頭,是男還是女?」劉老頭應道:「一個姑娘。」「姑娘?」郝局長咧開大嘴催著我:「快去,快去,媳婦都找上門來了。」他一句玩笑話,引得參加會的同志縱喉大笑,弄得我窘極其,臉紅得像個西紅柿。我走出會場,穿廳過院,一邊走一邊想:是哪個姑娘不揣冒昧來找我呢?想來想去沒個結果。步入會客室,我一下愣住了,眼前這位短頭髮,身穿花嗶嘰棉襖,胸脯高聳,臉兒紅潤的姑娘是誰呢?好面熟,一時想不起來。
她笑盈盈地從木椅上立起,很有禮貌地招呼:「黃澤榮同志,當官了,連我也認不出來了。」「哦,寶宜!」我衝口而出,但馬上覺得話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寶宜同志,幾時回來的?」我們相對坐下,久久沒有說話,我一邊打量她,一邊嘀咕:「變了,變了,已經不是一個姑娘了……」「昨天回來,一下車就打聽你,問了好些人,才知你調到這裡。」她說,聲音還是那麼圓潤,那麼好聽,但我卻不舒服。「媽媽說你當團委書記了,工作很有成績。」對她的稱讚我並不樂意,覺得太勉強,太做作,隨即打斷話頭問:「要住多久?」「不走啦。」她說,低下了頭,發光的臉上升起兩片烏云:「唉,真倒霉,他是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殺了。在重慶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來。」我屏住呼吸聽著,無聲地玩著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聳的胸脯老在眼前轉,像壓迫人的山峰。
「媽媽老了,爸爸沒有工作,家裡生活困難,聽說市上要招一批幹部,我想請你介紹下。我是學財經的,稅務工作更對路。」她的話像低沉的琴弦,一聲聲,一字字,酸得人心痛。我雖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絕沒有勇氣為她作犧牲。……有什麼辦法,在階級鬥爭風浪中過早成熟的我,不能不權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那種既不是推諉也不是肯定的官場口吻說:「這樣,你留個通訊地址,我和領導研究研,回頭告訴你,如何?」她無可奈何地點點頭,留下通訊地址悄然走了。
我沒有去,一直沒有去,幾乎遺忘了這件事,半個月接到她一封從重慶發來的信:
澤榮: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歡的地方。這地方沒有親人,沒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麼辦法呢?要活下去呀?雖然我們相識偶然,可那一瓢水,卻在我無塵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跡。49年前是貧富懸殊使我們不能接近,49年後一個新的懸殊把我們隔得更遠。這不怨你,只怨我不該出生在這個家庭裡,同時也怨我缺乏勇氣,如果當初不離開,也不會演出這樣一出悲劇。所以此次返歸故里,並不抱什麼奢望,我明白,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個工作在故鄉住下來,使受傷的心得到一點溫暖,然而,就連這一點也難辦到,我只好又走了……
我讀罷信,心裏酸得不是味,久久望著旋轉的燈光出神,感到良心上負了債。幾年後我成了右派,省市報刊天天批。我想相距咫尺的重慶定會看見,可她又怎麼想呢?
現在時光已飛去整整五十多年,可負疚感仍未消失,深深地埋在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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