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02月19日訊】項守信是根據呂加平揭發江澤民的二姦、二假的材料「一姦是其父江世俊是偽滿漢奸。二姦，江澤民是蘇俄姦細，一假是早期的假地下黨員，二是假烈士遺孤」所創作。
呂加車平的揭發信是實名公開的，是通過郵局寄給國家領導人，包括已退休的項守信。
國家領導人，以及各自轄市，各省市領導人，以及新聞媒體，大專院校等等。長期無人反駁，無人控告，無人敢動呂加平「足以證明呂加平把江澤民的二姦二假判了死刑」。呂加平的文章還用事實駁斥了美國作者寫的（江澤民傳）和江澤慧接受採訪時說的謊言。以下是呂加平的揭發材料：
呂加平 文前說明 (2009年12月5日)
文前說明：此文是筆者12月1日所寫，並已通過公安國保和國家安全部門的組織系統呈交於中共黨中央、胡總書記、中央政法委、中紀委、公安部和國安部等領導及部門，筆者於12月5日對該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現以12月5日的版本為準，並作為附件附於12月26日文後。
曾經站在中國最高權位上發號施令十數年並又當「太上皇」的江，在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唬人畫皮裡面，裹著的竟是一個「二姦二假」的黑核心。其黑核心中「二姦」的第一姦，是江本人和他的親生父親都是日偽漢奸，第二姦是，他還是一個效力於蘇聯克格勃情報間諜機關和向俄出賣奉送大片中國領土的蘇俄姦細；其「二假」的第一假，他是一個冒充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假黨員，第二假，他又是一個冒充中共烈士江上青養子的假革命烈士子弟。關於江的這個「二姦二假」嚴重歷史問題以及他的政治詐騙問題，據筆者所知的情況大致簡介如下：
一、日偽漢奸問題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華初期他投靠日本，成為華中地區以梁鴻志為頭目的偽南京維新政府漢奸要員。1940年3月，於1938年12月中旬投降日本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攜其妻陳璧君率領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批國民黨高官要人，與日寇淪陷區地方性的偽華北王克敏臨時政府和偽南京梁鴻志維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國性的南京汪偽中央國民政府後，他又轉而成為該汪偽中央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是一個貨真價實、賣國求榮的日偽大漢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歲時在老家楊州高中畢業，這位汪偽高幹子弟靠其生父的汪偽高幹關係，到南京專門為日寇侵華服務、為汪偽賣國反共效力培養漢奸精英人才的汪偽中央大學就讀，並加入了漢奸反共組織，據說曾受到設在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組織總部特務頭子丁默邨或李士群的接見併合影嘉獎。
1945年9月3日日本戰敗投降，汪偽政府徹底覆滅，作為該賣國反共漢奸政府高官要員的江世俊和其他汪偽大漢奸一樣，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通緝、逮捕和懲處。而國民黨9月收復南京後即於當月26日頒布《收復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別辦法》，對日本侵華時期淪陷區裡由日偽掌握的公立院校專科以上的在校偽學生進行審查，對他們是否漢奸予以甄別，一旦查出某學生參加漢奸組織或有漢奸罪行的，即以投敵賣國漢奸罪逮捕法辦。同年10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學、重慶交通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三校合併為一，校址定在位於上海徐家匯的上海交大，並把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為為日偽服務的漢奸偽院校，對在校的偽學生進行甄別處理。
江因是汪偽高幹子弟，又就讀於汪偽漢奸大學並有漢奸嫌疑，也成為國民黨政府追查懲辦的重點對象。他聞訊後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漢奸問題而像其父一樣受到清算嚴辦，所以極為擔憂驚恐而惶惶不可終日，於是來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即就迅速離校，匆匆逃跑，隱名埋姓，東藏西躲，流浪奔波。據說後來跑到江西省永新縣一個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莊躲避了起來，雖因盤纏用盡、難以維繼，但算他命大，被當地一位聽信他編造受難謊言的好心農民收留，並讓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漢奸問題而出逃江西避難期間，國民黨政府對這位漢奸高幹子弟並自己也有漢奸問題的江曾發出通緝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認為在偽大學就讀的大多數學生只是在學習文化知識的普通學生，而並非是與日偽有密切關係的漢奸偽學生，所以利用廣大學生對國民黨政府甄審偽學生的不滿情緒，發動市內六所院校的學生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並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組織他們先後舉行了7次上街抗議遊行、8次請願、多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南京、北平等地被列為偽學校的學生們在當地中共地下黨領導和鼓動下也相繼遊行抗議，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取消對漢奸偽學生的審查甄別。剛剛取得抗戰勝利忙於全國性光復接收而還立足未穩的國民黨政府在此強大壓力下終於同意取消甄審。逃亡躲避於江西的江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知道大難已過，喜極而泣，便離開永新棉花坪。後來傳說他臨走時萬分感謝那位收留救助他躲過劫難的農民，並在這位農民的一本舊醫書上寫下了如果以後他發達了一定會回來報答這家人之類的感恩之語，還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決不食言而將來必會兌現這個許諾的決心。然後回到上海已與南京中央大學合併的上海交大繼續學業，他的這樁漢奸偽學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黨這種形式的幫助，就這樣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幾十年後，江仍不忘這段使他逃過一劫的避難往事，據說有一次他在去井岡山時途中專門在永新縣停留了一天，並特意專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到這個不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來瞻顧，也不知道他與這個叫棉花坪的小村莊之間究竟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特殊關係。但此時當年因躲避國民黨追查他漢奸問題而落難於此的江，已是至高無上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江總了，誰還敢問他這件使他心驚膽戰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這個歷史問題而沒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後發達了要給予感恩報答的救他命的善良農民，然後在深感遺憾又倍感慶幸的複雜心情中悄然離去。據說1997年時那位農民的後人發現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報答之言的舊醫書，就想辦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時任中央紀委書記)之妻的一位親威，想通過尉去和江取得聯繫，圖其兌現報答諾言。但那位尉妻親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漢奸問題被國民黨通緝而來此避難的內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這個見不得人的漢奸底細而招來麻煩和災禍，於是就把這位農民的後人給勸住了。
又有一則傳說是，南京大學百年校慶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戰後期南京大學的學生，原來當朝江總「聖上」是南大校友，頓時喜出望外、倍感榮耀，即向中央組織部匯報，希望江總能前來南京參加母校百年大慶紀念活動，並能給母校提詞祝賀和一些實惠的好處。不料他們的邀請請示立即遭到中組部領導的制止，勒令他們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請江出席南大校慶。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後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啞然，不知所措，後來才知道原來江當年讀的是被國民黨定性為漢奸偽大學的汪偽南京中央大學，而不是國民黨、共產黨辦的金陵大學和南京大學。更使人瞠目結舌的是這位現在偉大的江總當時竟是一個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捉拿而要予以嚴懲的漢奸偽學生，這樣的敵偽身份又怎能請他來出席南大百年校慶而公開出去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讓人所皆知呢？於是只得知趣而退、無奈作罷、不再邀請。但此時江的漢奸偽學生的嚴重歷史問題已經流傳出去而為許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級的指令下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擴散江是日偽漢奸的「惡劣」影響，雖然沒有邀請江前來南大，卻在百年校慶後所出的紀念文集中專門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讓他大肆吹噓渲染自己在汪偽中央大學時是如何奔上南京街頭參加示威遊行、衝入煙館賭場禁鴉片禁賭的「愛國」學生運動的。
其實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在當時中國的日本淪陷區城市和學校裡，只有中共地下黨領導反日偽的抗日鬥爭活動，而沒有別的什麼愛國學生運動，在國統區才有要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抗日的愛國學生運動。因為在日寇血腥殘暴的武力佔領和殖民統治下，淪陷區裡任何中國學校的師生要想上街抗議示威、集會遊行，進行反對和打倒日偽的抗日學生運動，必會遭到日偽當局的殘酷鎮壓而大肆逮捕關押、嚴刑拷打，甚至格殺勿論。但江把在南京日偽當局允許下所搞的對日偽侵華殖民統治有利的禁菸禁賭活動，恬不知恥地標榜是愛國學生運動，把自己打扮成為一個「愛國者」，但是他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認和暴露了他為日偽服務效力的漢奸學生真面目。
二、蘇俄姦細問題
據網上文章引用國外有關情報部門資料披露，江在解放後被派往蘇聯企業學習和工作期間，蘇聯克格勃情報間諜機關專門給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蘇聯年輕女特工與他聯絡，要他向蘇方提供有關中國國內、中共黨內的種種消息情報。在克拉娃的領導和指示下，江遵命執行，在數年內不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國各種情報暗中交給了克拉娃，而且還和這位蘇聯女特工成了相好關係。而江在回國後不僅始終沒有把這些情況向黨組織和國家安全部門匯報交代而完全隱瞞了起來，而且與蘇聯克格勃仍還保持有領導和被領導的上下級組織關係，成為一個暗藏在中國內部一旦蘇方有令就隨時可以聽令為其服務效力的蘇聯姦細。後來又據國外媒體曝料，江當上國家最高領導人以後，在一次對俄羅斯訪問時，俄總統葉利欽專門把那位過去曾是江的情報聯絡人兼情人的蘇聯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請出來與江單獨見面，讓他倆重敘舊事舊情，以此提醒江必須還要繼續為偉大的俄羅斯效力服務(據說日本有雜誌刊登了江與克拉娃私下會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負葉利欽和俄國人眾望，在所謂保障北方安全和與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名義下，把黑龍江和額爾古納河對岸及烏蘇里江以東本屬於中國領土主權、相當於40多個臺灣省面積的150多萬平方公里中國北方領土，以法律的條約形式拱手相讓、白白奉送給了俄羅斯。如果此事屬實，完全可以證明江不僅是一個賣身投靠日偽並在抗戰勝利後受到國民黨當局通緝的漢奸，而且還是一個打入中國黨政軍最高核心領導層內部出賣國家領土主權和大宗國家利益的蘇俄姦細，所以才使他有「二姦」之「美譽」。
三、假黨員問題
江參加中共成為黨員，在參加時間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種版本的說法，第一種1944年說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偽中央大學時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學生運動，後由該校比他高年級的同校學生、中共地下黨員王嘉猷在1944年介紹他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第二種1946年說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結束後的大會權威公報，該公報在介紹江的履歷時公布說，他是1946年入的黨：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結束後大會公報更具體地公布說，他是1946年4月入的黨。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屆人大的這個權威之說，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戰爭時期1944年入黨的說法，但另一方面卻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黨之說漏洞百出、疑點頗多、難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讀的南京汪偽中央大學在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0月即被國民黨教育部定性為六所漢奸偽大學之一，而江本人則是被國民黨教育部根據同年9月頒布的對偽學生甄別辦法所認定的甄審對象，作為汪偽漢奸高幹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偽中央大學裡的漢奸問題，即就跑到江西永新縣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間國民黨政府對他發出了通緝令，而中共上海地下黨則不斷組織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對漢奸偽學生的甄審，到1946年3月，國民黨當局被迫收回對偽學生甄審命令，改為「一面接收、一面上課」的政策，直到這時江才敢離開江西回來。
由於此時汪偽南京中央大學已與上海交大合併後遷往上海，二十歲的江在3月或4月離開江西後就到上海交大恢復學業，可是他剛避難回到上海，就在4月於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黨，這不能不使人提出這樣的疑問：他剛到上海交大時人生地不熟，怎麼剛一回校就被根本不瞭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黨組織吸收入黨了呢？他的生父是國民黨下令逮捕鎮壓的汪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實屬漢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漢奸問題，並作為漢奸偽學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甄審和通緝，上海地下黨市委和交大地下黨組織對這樣一個有漢奸高幹背景並是漢奸嫌犯的可疑者，怎麼可以不作任何嚴格調查審查和嚴厲考驗就輕易吸收他為中共地下黨員了呢？他是採取什麼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種特別關係在到交大才一個月、甚至可能不到一個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黨高度信任並能夠如此快速順利地入黨的呢？而且即使他是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黨，從一些公開的資料介紹來看，他的入黨介紹人只有王嘉猷一人，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黨必須要由二人以上介紹的嚴格規定，那麼他的另一位入黨介紹人又是誰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偽中央大學年級比他高的同校同學，抗戰勝利後王是否也隨三校合併而到上海交大來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畢業而未來上海交大，那麼江的入黨介紹人又怎麼可能會是王嘉猷呢？
還有值得關注的疑點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市委成立於1945年8月9日，當時的學運領導人是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的吳學謙、錢其琛和後來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喬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從江西避難剛剛回到上海交大時，中共中央直轄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國民黨政府從重慶遷回南京，中共代表團同時遷往，並在上海成立了辦事處，直接領導上海地下黨活動，由周恩來在南京遙控指揮組織了著名的反內戰「6.23」大遊行，這以後上海地下黨又向蘇北解放區輸送了大批上海進步青年參加革命。如果此時江已是上海地下黨員的話，這樣的反內戰遊行和支援蘇北解放區的行動他是應該積極參加的，但現在沒有任何史料和當事人可以證明江曾以地下黨員身份參加了「6.23」遊行和接受過中共上海地下黨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務，因此對於他在1946年4月入黨之說大有可疑之處，這很可能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
第三種說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蘇人員回國後集體辦理入黨手續時才入的黨，當時他在鞍山某企業工作，其入黨介紹人是時任鞍鋼公司總經理、現在是一位著名擁毛左派老幹部，而這位老幹部1956年介紹江入黨的事，在許多公開場合向許多人說過，筆者本人就曾聽他說過。
如果以上事實屬實，那麼江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在1956年才入黨的黨員，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黨的地下黨員，因此他是一個冒充解放前入黨的假黨員。由此也可見，中共十六大和全國十屆人大對江是在1946年4月入黨的官方權威性發布是一個與事實並不相符的不正確結論，這也給廣大黨員和民眾以為江是解放前入黨的老革命的誤導而使人們信以為真。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