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05日訊】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日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他與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紀登奎有過多次談話，揭露了有關文革的一些內幕。
紀登奎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專案組的一辦管高級幹部，二辦管軍隊高級幹部，三辦管公檢法幹部及「五一六」專案。因此，紀登奎有權力有資格查閱黨的絕密檔案。
姚監復：周恩來是偽君子劊子手
姚監復說：「紀登奎曾經告訴我，有次他去西山的黨史檔案館，查閱賀龍的檔案資料，看完材料出來時，渾身發涼，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中央專案組領導的賀龍專案組的定案材料，把賀龍定為‘叛徒’。但是，在檔案館裡保存著國民黨派人策反賀龍的全部原始檔案，包括賀龍向上邊的請示及答覆，賀龍槍斃說客的決定等材料。紀登奎的意思是，證明賀龍並非叛徒的原始檔案完整地保留在檔案館裡，他親眼看到了、讀過了。」
但是周恩來負責的賀龍專案組，仍然要將賀龍定性為叛徒。紀登奎從檔案館出來，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慄，驚出一身冷汗。
文章說，對過去的歷史結論，作為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周恩來一定一清二楚。但是，為了適應「文革」的形勢，適應毛澤東要求打倒賀龍的要求，周恩來主管的中央專案組，將賀龍定性為叛徒，致以死命。
周恩來向賀龍骨灰七鞠躬
文中寫道，周恩來在這個慘劇中不是「違心的」，而是直接動手修改、審定賀龍是「叛徒」的專案組的報告的冤案製造者和殺害元帥的劊子手之一。對於賀龍的死，周恩來在1975年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說：「薛明啊，我來晚了……我沒有保護好他。」
姚監復指出這是對家屬、對輿論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脫責任的演戲手法。
當時周恩來曾面對賀龍骨灰的七鞠躬，姚監復認為這是周恩來受到良心的譴責，為自己明明知道原始檔案可以證明賀龍不是叛徒，但是卻親自把賀龍從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並且以賀龍專案組名義定性為叛徒，置之於死地，這是自己一生中又一不可饒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認罪，是祈求賀龍饒恕他的醜惡卑鄙的靈魂。
文章說：「周恩來這一招能騙過不少世人，但騙不了賀龍，也騙不了紀登奎，紀登奎看到檔案後渾身冰涼，因為他發現了周恩來也是陷害迫害賀龍的當事人，掩蓋真實史實的偽君子。」
文章分析，這不僅是周恩來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毛澤東培養的那一代領導人和許許多多高、中、低級幹部的共性，而且具有可遺傳後代的嚴重後遺症，這是更可怕也更可悲的「三個自信」的悲劇。
鄧穎超的秘書趙瑋曾提供了重要證明。趙瑋在香港鳳凰衛視的專題訪談節目中，講述了她在鄧穎超身旁工作時的親身經歷，她回憶，在「文革」中央專案組的所有材料都要送到趙瑋處，趙每一份都要認真讀過，然後交給鄧穎超；鄧也是每份都要看過，再交給周恩來。
姚監復認為，周恩來、鄧穎超對中央專案組一辦、二辦、三辦經手的所有專案，都是負責人，都瞭解辦案進展情況和最終處理結果，因此，周恩來對於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死於專案組監護之下，更多的老幹部冤死於秦城等監獄中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周恩來的手上沾有「文革」中死難者的鮮血。
廣西血淋林的屠刀 周恩來是始作俑者之一
近年來，美國一些主要大學的亞洲圖書館陸續收藏了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下簡稱為《檔案》)。這套機密檔案由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輯，自1985年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結束開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出版，歷時4年。
這套《檔案》按地縣和區直機關共編印十八冊，每冊600-800頁。它共分兩大部分：第一冊至第七冊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冊至第十八冊為「文革」大事記部分。全套資料比較系統真實地記載了廣西「文革」中發生的大事件、黨政和各群眾組織的重大活動以及廣西各級黨委對「文革」遺留問題清查處理情況。
文革的廣西中出了一件奇事：省委第一書記和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是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中唯一沒有倒臺的省委第一把手。廣西群眾組織在文革初期分為反韋的4.22派(造反派)和保韋的「聯指」派(保守派)，韋國清自然成了整個廣西文革的焦點。
廣西的大屠殺的源起便是韋國清在1968年重新出任廣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對反對他的造反派大肆報復，動用軍隊和重炮、機槍進行鎮壓。上面的檔案裡所引用的被殺害和迫害致死的八萬五千人，就大多是422派或同情422派的幹部和群眾(所謂的黑五類)。
檔案指出，正是因為周恩來以及他所代表的「黨中央」對韋國清這個廣西大屠殺頭號劊子手的堅挺，才使韋無所顧忌地向反對他幹部群眾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