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的翻譯鄭遠濤今年7月從北京搬到了西南的大理。「我從來沒有感覺這麼自由，」他說。
【看中國2013年11月26日訊】中國大理——對移居到中國西南這座老城的上海人林利亞來說，上午往往是這樣度過的：送3歲的兒子去附近山腳下上幼兒園；到洱海邊跑步半小時；然後到本地集市看看新鮮蔬菜和肉類。
一天早上，她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下跑完步，與北京來的遊客坐在湖邊的旅館裡。這家精品酒店是她和丈夫二人創辦的。
「我覺得陽光、空氣好和水好才是奢侈，」她說。「但是在大城市裡，你得不到這些東西。」
兩年多前，林女士與丈夫放棄了在南方繁華都市廣州的舒適職業，加入到越來越多出逃鄉村的中國城市人之列。現年34歲的她當時在一家挪威風險管理企業工作，而丈夫經營著自己創辦的廣告公司。定居於此的一個人把他們這樣的城裡人稱為「環境難民」或「環境移民」。
為了找工作並投身到充滿活力的中國城市之中，數億民眾背井離鄉去往城裡，其中許多是貧窮的農民。與此同時，卻有一小群城裡人決定逆向遷移。他們這種生活方式的轉變充分表明，中國沿海大城市裡存在著污染、交通、生活成本、房地產價格和日常壓力帶來的種種焦慮情緒。
以空氣污染為例：中國部分城市的細顆粒物濃度達到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推薦的暴露限值的40倍。一家官方媒體本月報導，上海周邊有一名8歲女孩因肺癌入院治療，成為中國最小的肺癌患者。她的醫生將問題歸咎於空氣污染。
城市難民來自各行各業——商人、藝術家、教師和廚師等等——儘管並沒有可靠的人數統計。他們在小片的世外桃源安家，過著更為綠色的生活。這樣的地方既存在於中部的安徽，也出現在偏遠的西藏。其中許多人是中國的「波波族」，或曰「小資」。他們表示，這不光是為了逃離污穢之地，還是因為希望從城市的物慾中解脫出來。正如林女士說的，城裡關注的是，「你穿什麼、吃什麼，拿自己跟別人攀比。
34歲的上海人林利亞兩年前移居大理。她現在每天在洱海邊跑步。
雲南大理是流行的去處之一。這座小城背靠13000英尺高（約合4000米）的陡峭大山，面向中國最大的淡水湖之一。當地的白族人越來越多地將他們的村屋出租給帶著行李箱和背包前來的漢人——中國人口中佔絕大多數的民族。他們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地，手持的是單程票。這些大城市全都經濟繁榮，人口卻起碼有1500萬。
在網際網路論壇上，剛移居大理的人們會交流如何租房、去哪裡購物、怎樣謀生，以及最好送小孩去哪裡上學。在這座古城裡的彈石街道上，這些新移民隨處可見。他們經營著餐吧、旅館或書店，較為年輕的則坐在街邊，兜售毯子上的廉價物品。
有人在當地務農，有人則在家裡自己教育孩子。他們的存在，讓大理及周邊的村莊變成了普羅旺斯與海特-阿什伯裡（美國舊金山的嬉皮街區——譯注）的混合體。
雙廊村是新移民流連的地區之一。自打著名的雲南舞蹈家楊麗萍和藝術家趙青在此建房之後，雙廊變得頗具吸引力。與其他沿湖的村落一樣，包括一些巨富在內的移民與當地的漁民和農夫比鄰而居。
「來這裡的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夢，」55歲的葉永青說。他是一名白族藝術家，來自雲南，過去大部分時候在倫敦等城市生活。五年前，他在這裡購買了一處房產。「有些人會把這裡想像成希臘、義大利，或者巴厘島。」
「中國沒幾個地方保持了人與自然的親近，大理算是一個，」葉永青坐在自家庭院裡，面前的桌子上擺滿了鮮榨果汁。「很多中國農村變成了空巢，大理則避免了這種現象。」
林女士透露，讓她愛上大理的是2006年的一次背包旅行。此後，她兩次回來，最終移居此處。她和丈夫就是在雲南徒步旅行期間相識的。2010年，也就是她第三次來到大理的時候，兩人開始在洱海邊尋找一塊可以租來興建客棧的地皮。林女士稱，此事並非一帆風順，比如要與當地官員、村民和員工溝通，消除誤解。
「我們就是想換一種全新的生活，」她說。來大理前，她曾居住在上海和廣州。「我上海的朋友真是疲於奔命，不光是工作，還有單純的生活問題。物價太高了，比歐洲還高。把人都逼瘋了，神經質了。」
生下兒子不到兩年，林女士搬到了大理。「這對寶寶有好處，就像我媽媽小時候一樣，」她說。「我媽在上海長大，那時候空氣很好，能看到藍天，水也很乾淨。」
31歲的宋顏今年春天在大理開了一家名為宋巢的咖啡書吧。圖為在此地舉辦的讀書會。
這種說法可以從移居大理的父母們口中反覆聽到。一天下午，四名母親坐在名為宋巢的咖啡書吧外練習英語。她們都是城市難民。「我們的一個共同點是，搬到這裡來是為了在良好的環境裡撫養孩子，」其中一人說。
這家咖啡書吧的老闆宋顏是今年搬來的。她翻譯的一位印度哲學家的書籍深受中國靈修者的歡迎。一天晚上，她和同為城市難民、33歲的翻譯鄭遠濤在餐桌上交流搬家的心得。
「我從來沒有感覺這麼自由，」鄭遠濤說。「我從小在城市長大，從來沒有意識到我這麼喜歡親近大自然。」
住在附近才村的黃曉靈（音譯）是名攝影師。她會從這個湖畔小村飛回北京為客戶拍攝肖像和活動照片。她以前住在首都北京的四合院裡，今年9月帶著3歲的兒子和美國丈夫搬到了這裡。她的丈夫為紐約的一家出版公司擔任技術總監，遠程辦公。
「雖然現在不去辦公室了，我的工作還是很有成果，」她說。「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天氣、環境，還是說我感覺到，‘啊，我擺脫了一直想要逃離的那個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