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30日訊】中國的億萬兒童每天為了學業披星戴月，熬得深度近視，榨干靈魂和活力，只為爭得一張進入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的門票，而重點大學中又尤拼盡精力都要進入清華北大。但這所謂的一流學府還值得學子擠破腦袋、耗盡青春去奮鬥嗎？北大，還是那個北大嗎？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早的國立綜合大學，也是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的明珠——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在1949年之前，這之後的北大，雖然還叫北大，但已如《紅樓夢》中所云「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怎著桂花油」，名不副實了。
不妨先來看看北大的名聲是怎樣建立起來的。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然而，因為積重難返，讀書做官的傳統思想依然統治著這個號稱大學的地方，屍居餘氣，毫無作為。北大真正建立起它「學術重鎮民主搖籃」的名聲，是從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開始的。蔡元培上任之初，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的辦學理念，使得北京大學思想解放，學術繁榮。是時也，林紓，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魯迅，劉半農，劉師培，周作人，吳梅，黃侃等時代嬌子或指點江山，或埋頭故紙，或宏揚西學，或破除陳腐，或面向未來，真個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盛一時之況。其繼往開來，無論思想，文化與學術等，均取得了非凡成就，為中華歷史上所罕見。也因此，北大成為開風氣之先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和多種社會思潮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大學等北京多所學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為學生運動三個代表，羅家倫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隨後舉行示威遊行。軍警當場逮捕學生。蔡元培等學校領導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1930年，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長的蔣夢麟開始執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職。就任後蕭規曹隨，繼續蔡元培的辦學理念，並動工興建新圖書館、地質館、灰樓學生宿舍等三大建築，修建了大操場；理科各系設施得到相當的改善。1935年，北大已建成實驗室40多個，實驗儀器6716件，標本15788種，藥品及實習用具3100多 件，設備條件居於全國高校前列。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初再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不僅繼續培養出大量戰時和戰後國內戰爭建設所需的各類人才，而且為世界貢獻出了李政道、楊振寧這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因此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北京大學復員北京，於1946年10月正式復校，胡適出任校長，整合了北平大學醫學院、農學院以及北洋工學院在北平的部分師資和學生。北大在內戰烽火中繼續她造就人才繁榮學術的崇高使命。
縱觀此時的北大，其特點，正如魯迅在《我觀北大》中所言：「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可是，這一特色在49年後，就不落花流水春去也，不再存在。這首先體現在人才的流失上。1948年末，根據國民政府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先以臺灣大學為基地，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到11月29日，共產黨所屬東北野戰軍會同華北軍區主力共100萬人，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地區聯合發起平津戰役，與國民黨軍傅作義部60萬人展開決戰。國民政府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在蔣介石授意下，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很快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名單包括四類：（一）各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二）因政治關係必離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因這一計畫的實施，當時被「搶救」到臺灣的學人不少：著名的有瀋剛伯、錢思亮、毛子水、鄭通和、余又蓀、臺靜農、姚從吾、王國華、東方美、夏德義、李宗侗、英千里、楊樹人、潘貫、薩孟武、杜聰明、彭九生、陳振鐸等三十幾人，此外尚有史語所抵臺的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石璋如、勞榦、高去尋、屈萬里，連同晚一輩的陳槃、王叔岷、嚴耕望、周法高等年輕學者，這其中不少是北大的中堅。比如台大校長傅斯年，便是在五四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於1913年考取北京大學預科乙部，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國文門，受到章太炎門下弟子劉師培與黃侃等人的栽培。蔡元培校長革新北大後，傅斯年在胡適與魯迅等五四先鋒思想的影響下，與羅家倫、毛子水、顧頡剛等志同道合的同學，於1918年發起創立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成為五四運動的一員中堅力量。除了史學上的卓越建樹外，傅斯年還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1929-1937）、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1946），直至生前擔任臺灣大學校長（1949-1950），對中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又比如傅斯年去世後，接替他出任台大校長的錢思亮是著名的化學家和教育家，也與北大淵源頗深。此外如台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歷史系教授姚從吾等，都是原來北大教授。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北大中文系原係主任陳平原教授才會這麼說：「我在臺灣大學教過一個學期的書。台大跟北大有很深的淵源，抗戰勝利以後，幫助創建台大中文系的，好些是以前北大的教授或學生。所以，我在那兒教書很親切。」
這還只是數量上的損失，北大精神或者說北大特點的消逝更體現在其質量上。這首當其衝的就是解放初期的院系調整與思想改造。政府於1952年對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文理科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土、建4系合併到清華大學，化工系合併到天津大學，農學院、醫學院、政法專業等脫離北京大學，或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並入其他相關院校。院系調整後的北京大學遷校址於原燕京大學校址，成為一所以文理基礎教學和研究為主的綜合性大學，這個調整的最大特色是把民國時代的現代高等院校系統改造成「蘇聯模式」高等教育體系。在院系調整時北大也無例外地進行了「大換血」。當清華大學的186位教師喧賓奪主，進入燕園時，北大的八成科學家卻告別了「紅樓」。即使那按調整方針可以留校的27位理學專業的科學家，也有19位被調離，北大自己僅留了8位。北大不僅進行了「大換血」，而且調整後其擁有的科學家也僅僅達到調整前的六成。此外，諸如高校喪失教學自主權，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社科類專業被停止和取消等措施也使北大元氣大傷。更要命的是思想改造運動，即以學習蘇聯教育模式取代北大過去尊崇的歐美教育模式，而且這種學習是單向的，只允許老老實實地學，不允許有絲毫的懷疑或批判。開始時，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對蘇聯的教育理論持懷疑和保留的態度，甚至在專家講課的時候公開提出質疑。為此，當局在各大高校相繼開展的「人人過關」、「個個洗澡」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年北大校長馬寅就在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上發表《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一文，其中有雲中：「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的調整院系，改革課程，改進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自覺自願地進行了思想改造」。從此，北大既喪失了它「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的角色，也不再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的勇士。到文革十年，北大自身更墮落為「黑暗勢力」，成為了統治著用來製造輿論愚弄百姓的有力武器。其集中體現就是文革中臭名昭著的「梁效」。「梁效」的前身是1973年10月拼湊起來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研究小組」，由當時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1974年3月，人員調整後，改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它是江青直接控制、指揮的寫作班子，設在北京大學朗潤園湖畔的一座幽雅的小樓裡。前後有數十人參加，多時保持在30人左右。這些「秀才們」根據釣魚臺的指令，炮製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30餘篇「重點文章」，成了當時的「學習文件」。他們的文章，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文章的來頭，反對他們的文章也會被視為「反動行為」而遭遇打擊。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對遲、謝二人說：「你們都是我的排炮。」而他們自己也以此為榮。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而遲群也曾表示：「班子要對我負責，我對江青負責。」寫作班子裡的成員也聲稱，他們是在江青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正是因為北大離真正的北大精神越來越遠，所以，今天的北大不僅成為留美預備學堂，而且還醜聞不斷：比如2005年，紅極一時的北大校園BBS被關，自「北大未名」的轉型後，全國高校紛紛跟進建立限制外部訪問的「校內交流平臺」；2010年，北大率先引進自主招生，標準引發爭議、被指淪為「掐尖大戰」；2011年，「偏激學生」、「會商制度」等名詞又再度牽動社會的敏感神經。北大牽動公眾神經的，不再是其在思想領域的作為，而是各種讓人汗顏的舉動。
北大雖然現在還叫北大，可它早已不是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也不是蔣夢麟、胡適時代的北大，它只是一個「培養精緻利己主義者」（北大教授錢理群語）的北大，一個面目全非名不副實的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