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12日訊】7.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在黨外，毛澤東與蔣介石爭天下，曾殺人無數。不僅如此，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他對自己的「同志」也同樣毫無留情，許多與他爭權或敢於挑戰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儘管毛已開始在中共黨內斬露頭角，但此時在江西進行軍事割據的他仍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他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當時的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因各種原因趨於尖銳化，毛在江西蘇區剛剛建立的權威因此遭到了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專橫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於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已經取得的權力，為了做江西蘇區的列寧，他巧借「消滅AB團」的名義，發動了一輪對黨內政敵的血腥清洗。
歷史上確有過一個叫「AB團」的反共組織。那是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中路北伐軍攻克江西省會南昌後，發現江西的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完全被共產黨藉國共合作的名義控制住，當即指示國民黨中央駐南昌的特派員段錫朋組織起一個反共組織，以圖從共產黨手中奪回省、市黨部的控制權，這個組織就叫「AB團」。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後，這個「AB團」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為了製造整肅政敵的理由，以毛為首的總前委把贛西南中共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佔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這場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8．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紅軍長征其實是一次大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從1933年10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筑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為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游擊戰、運動戰的機會，使紅軍屢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6月10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次日，中共「總負責」博古(註：原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中共首腦一般不再稱總書記，而稱總負責。)、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朱德、周恩來、項英、龔楚開會研究突圍的準備工作。這時，「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會議決定︰一，由方志敏率「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向衢州方面挺進，創造皖、浙、贛根據地。」二，組建第六軍團，「以蕭克任軍團長，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界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
由此可知，「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為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黨內留俄派首領，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為黨內頭號人物，實際是書生一個。「抗日先遣隊」的招牌固然響亮，可日本人遠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幾乎為零。軍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隊被擊潰，方志敏被俘，殘部退回閩北。第二先遣隊也折損大半，僅剩一千人與賀龍部會合。據龔楚說︰「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不過，若無博古那個主意，中共歷史上將不會有「抗日先遣隊」一詞，後來中共也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一說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後來竟給了中共一個用以自我吹噓的資本，或許不能說一無是處。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經湖南廣東交界處之通道縣，到達貴州黎平。在那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向及立足點。會議決定「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這才有向遵義進軍之舉。遵義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顯然那時博古、周恩來一夥沒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紅軍奪得遵義，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聯絡王稼祥、說服張聞天，爭取周恩來，扳倒博古和那個蘇聯派來的洋人李德，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
2月初，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總負責」。他負責起草並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此決議也沒提「北上抗日」，只改變了其目的地：「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過低估計了四川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進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設想無法實施。他們只好邊打邊走，邊研究落腳點。6月12日，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成都西北約一百多公里處的懋功地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小金縣）會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針，會師後的去向就沒什麼可爭論的。正因為無此考慮，雙方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張國燾主張西進，到青海、新疆尋求發展，或者南下，出長江，下武漢。張聞天這一邊主張，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而後逐步佔領四川、陝西、甘肅。6月16日，張、毛、周、朱聯名致電張國燾等，說「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可見，佔領新疆、打通去蘇聯的路，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張聞天們反對張國燾放棄四川西進的理由，不是因為日本人在東邊，而是因為西去千里人煙稀少，補充給養困難。張國燾固然不考慮「抗日」，張、毛、周這邊也一樣。
然而，由於兵力不敵國軍，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也無法實施，紅軍被迫出川。9月17日，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岷縣哈達鋪。這時，中央再次開會研究前進路線，討論是往西打通往蘇聯去的路，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
此時，賈拓夫提出了到陝北落腳的建議。賈拓夫是個知識青年，年僅22歲。1934年初被"陝、甘邊區"黨組織派到上海去向中央匯報工作的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早已遷至江西。賈到上海扑了個空，便輾轉到了江西，並於10月間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在岷縣哈達鋪，見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處去，賈拓夫便向毛澤東建議：去陝北。他告訴毛說，陝北有上萬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並且有一塊不小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總共才不到一萬人，一聽賈的介紹，毛澤東馬上說︰「有一萬紅軍就去，何況還有那麼大的一個蘇區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縣榜羅鎮（或屬通渭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賈拓夫特別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們才作出了到陝北立足的決定。
會後，賈率領一連戰士和一部電臺，作為前哨，出發尋找陝北紅軍。在陝西甘泉縣，他遇見陝北黨的領導人郭洪濤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完成了與陝北黨組織聯絡的任務。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長征結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決定去陝北……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注意，這裡毛澤東說的是「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而非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號是‘抗日反蔣」，「反蔣」是實，「全國革命」是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實，「抗日」不過是爭取民心的一桿旗而已。
總而言之，「紅軍北上抗日」一說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原文題為《紅軍長征真的是為了「北上抗日」嗎？》，作者丁抒）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