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如有農民與「城管」在街頭的抗戰便是「反革命罪」，相當於今天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看中國2013年10月07日訊】我老家在重慶龍潭古鎮，那地方是川黔湘鄂交界之地，沈從文《邊城》中「下龍潭趕場」，寫的就是這。古鎮很大很古老，當年紅軍把周邊地界佔完了，但就是沒能攻進過龍潭；抗戰時，沿海大批富紳遷居於此，國民黨中央銀行也特設辦事處，龍潭盛況空前，又有「小南京」之稱。
龍潭出過兩位革命家，一位是李鵬的娘舅趙世炎，他家是大地主，至今有說龍潭就是趙王二姓兩大家族的，且趙家勢力更大。趙世炎年少北上讀書，再沒回來過，北伐時，他已是共黨上海武裝起義副總指揮，總指揮是周恩來，官雖大一級，但卻是經由趙世炎介紹加入共產黨的。1927年國共「四一二」清黨時，趙世炎被國民黨殺害（按：中共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指針對國民黨內共黨勢力擴張，及中共武裝行動阻撓北伐，中國國民黨於1927年4月12日在蔣介石的率領之下，對中共黨員及工會領袖進行拘捕及處置的事件。）；另一位則是北平地下黨領袖劉仁，北平「解放」，劉仁居功至偉，作為後來市委書記彭真的助手，劉仁在文革中被活活整死。
龍潭一馬平川，沃野百裡，水旱從人，五穀豐登，但六十年代初的那場人道災難，卻在此餓死不少人，聽我外婆說，那些農村人歪歪倒倒走在街上，一軲轆摔下去，就起不來了，死的人不少。到了1975年春，我正在上小學三年級，有一天，一位經常戴紅袖套在街上做「城管」的黃大伯（按：當時還沒有城管，97年才建立「聯合執法大隊」，99年定名城管），來我們學校做憶苦思甜報告，他一上臺就大罵：狗日的地主階級，壞得很啊，每天他們雞呀鴨啊弄他媽一桌子，他們吃多少嘛？吃手指甲那點，其它哪個吃了嘛，還不是我們吃了！結果台下一片哄笑。接著他又顧自嘆息，唉——要說苦，還是苦不過六一二年……
在龍潭罵狗日的地主階級，幾乎就是罵趙世炎他爹，也就是罵李鵬的外公，現在看來，罵誰並不重要了，甚至那笑料百出的憶苦思甜也少有人提及，倒是根正苗紅的黃大伯讓人記憶深刻，他應該算是紅色中國的「第一代城管人員」吧？那時正是政治挂帥的年代，城市裡人主要靠票證過日子，我對門的冉篾匠就時不時會說幾句「怪話」：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得很啊，知道我們缺糖了，就趕緊給我們發張糖票；知道我們缺鹽了，就趕緊給我們弄來鹽票……冉篾匠為此被村上批鬥過好幾次，他老婆熬不過擔驚受怕的日子，跟他離婚跑了。鄧小平時代時，他老婆在兒女撮合下想回來與冉篾匠復婚，又有過去被流放的「黑五類」回來找他要房子，內心剛烈，走投無路的他，用烈酒下農藥，在一個初春的清晨痛飲長辭，這是後話。
鎮上人的日子過得還算湊和，到了農村，那簡直就是水深火熱、飢寒交迫，農村種的糧食，大部分要上繳皇糧，留給農民的少之又少；農民殺頭過年豬，一半要無嘗交給國家，這是絕無條件可談的，私宰就等同犯罪；更為惡劣的是，到鎮上賣雞蛋、茶葉或毛煙之類，那也是不行的，毛強調的是「三面紅旗」，狠鬥私心一閃念，只要有農民悄悄進行這類交易時，碰上戴紅袖套的黃大伯就是他們的災難，輕則沒收，重者按「投機倒靶罪」判刑。
那時人們常聽到的喝斥的口令是「只許規規舉舉，不許亂說亂動」，農民想反抗，就等同於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們家住在鄉鎮結合部，每到春季，農民家的糧差不多就吃完了，幾乎那個季節裡，每天都有家庭主婦蹲在路邊痛哭，我那時只要拿起一塊鍋巴在房前屋後走一圈，就會有一大群農村孩子榐在我屁股後面，我就成了他們的兒童團長，許多大我好幾歲的娃兒，都對我服服帖帖，百衣百順。由此可以想像，戴紅袖套的黃大伯有多牛逼了，他往街上一走，就是爺，憑幾句結結巴巴的毛主席語錄，就可以管好一兩條街，沒有那個農民敢不聽他的鐺鐺。當下農民與城管在街頭的抗戰，那時絕不可能發生，如有，那一定是「反革命罪」，這是什麼屌罪呢？就是相當於今天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誰敢找死？？
無論是「投機倒靶罪」或者「反革命罪」，革命雖然狠毒無情，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雖然凶猛凌厲，但農民為了活命，有時也會以「身試法的」。平時黃大伯能管住街上的資本主義歪風，但到了五天一次的趕場，他雖然有擴音器鎮威，毛主席語錄開路，但熙熙攘攘的人流裡，到處都是趁機犯案的農民，那時，雖然這位忠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老頭兒嘶聲竭力，東搶西砸，那也管不住滿街「資本主義復辟風潮」的了。
面對紛繁複雜的階級鬥爭新形勢，豈可讓萬惡骯髒的資本主義行為到處跑冒滴漏？！鎮市管會由此組織紅衛兵和街道大媽們上街聯合執法，那陣勢不是吹的，東風吹，戰鼓擂，只有35年後，薄熙來在重慶重唱紅歌時，你才看得到情景再現。我們那條街的紅衛兵頭兒叫龍蛋，他爸是縣公安局的，母親是龍潭紡織廠的幹部，根正苗紅，自然成了市管會街頭執法的帶頭大哥，我那時八九歲，根本不夠「執法人員」的標準，但因為在村與村之間文攻武衛——打泥巴仗時勇敢生猛，所以他常常把我帶到身邊當跟班，我幾乎每次趕場都能目睹他們對農民打砸搶的「革命」形為。
龍蛋一到趕場天，9點就會把一大群兔崽子們召聚起來，每人發一個紅袖套，先背毛主席語錄，要鬥私批修，然後由市管會工作人員宣講革命鬥爭真理，並狠狠叮囑大傢伙下要手狠，搶要快，敢反抗者，群毆之。雞蛋、茶葉、桐油、菸草……那是要統統沒收的，然後交給市管會，許多家庭晚上點桐油燈用的燈草芯，也不准買賣，那東西太酥脆，一扯就斷成幾節甚至幾十節。現在回憶起來，每次趕場執法，差不多就相當於黃世仁搶喜兒那麼悲慘，農民巴掌大的自留地就出產那麼點東西，你要沒收，要搶，差不多就弄掉他們一兩個月甚至是大半年的生計，呼天號地，跪地求饒，老淚縱橫，那也是感動不了這群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小將的，稍有反抗，龍蛋就會加大執法力度，連能賣的蔬菜也給你用腳革命掉，那陣仗比起現在的城管，戰鬥力更強，意志更堅，因為有強大無比的無產階級專政做後盾，幾乎是無堅不摧的。
那時黃大伯就是我們這裡的偶像、明星，每次沒收了農民買賣的農產品，龍蛋就迫不急待地趕往市管會，與他勝利會師，接受他的誇讚，有時黃大伯也會拿出一兩顆糖作獎勵，由龍蛋咬碎後分給大家吃，粘粘乎乎的甜透了心。後來我在語文課裡讀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黃鼠狼給雞拜年」這些愛憎分明的句子時，就會下意識地想，喲，這好像是在形容我們自己呢？！
1975年翻過坎後，中國社會從完全封閉狀態中走了出來，幾年後就邁入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時代，農民在市場上的買賣幾乎完全自由了，我家周邊的農民都逐漸蓋起了新房。又過了些年，商品經濟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農民開始離開土地進城務工，擺零攤成為城市游動的便民景觀，但從政治挂帥到GDP崇拜，體制的根基是沒有變的，那些流動的小攤販很快就成為市長們面子工程上挂不住的污點，城管部隊應運而生了，那差不多就是毛澤東時代市管會的死灰復燃。
黃大伯離開毛時代後，精神頓挫，日漸老去，在鄧時代的一個早晨窘困、孤獨而逝。
龍蛋的生活也不如意，離了婚，患了智障性精神病，見人愛傻笑，瘋起來砸東西的樣子，簡直就是當初在街頭專政農民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