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06日訊】從近期看，中國經濟要依賴中部快速增長來擺脫困境顯然勉為其難；從長期看，東部的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區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三個增長極。在條件成熟和舉措到位的前提下，中部的崛起，主要靠鄭州、武漢和長株潭都市圈的逐步形成，成為中國經濟的第四個增長極。
沿海經濟優先發展戰略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重要因素。如今，東部的出口導向型模式明顯受阻，房地產業對東部經濟的貢獻也大幅下降，東部地區經濟增速已明顯低於中西部地區，結構調整的壓力增大。而國務院近期出臺《關於大力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若干意見》，其意圖非常明確，就是寄希望於中部，讓中部經濟的快速增長來對沖東部的減速，實現「穩中求進」的目標。那麼，中部能否引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境呢？
中部區域優勢明顯高於西部及東北部
中部崛起戰略是2006年開始實施的，是繼東部沿海開放、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之後的一項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儘管中部崛起是過去30多年來最後一個提出的大區域發展戰略，但在當今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經濟增速明顯回落之時，該戰略的實施是期望能達到雪中送炭的效果，而當初的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是在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開展的，其目的是為縮小區域間經濟差距，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
中部六省的地理優勢相較西部和東北地區非常明顯，其與經濟發達地區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京津冀地區相鄰，尤其是鄭州、武漢、長沙、株洲、湘潭等一帶已形成城市集群，交通網路四通八達，與中國最發達城市之間的距離都比較近。以這些城市集群為增長極，帶動整個中部地區發展，其輻射效應會大大超過幅員遼闊但人口偏少的西部地區。而與東北相比，其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氣候及人文環境上的優勢也更加明顯。統計顯示，中部六省總面積約佔全國總面積的10.7%，截至2010年總人口達3.6億，約佔全國總人口的26.4%，創造的GDP總量從2005年的約佔全國18.8%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23%。可見，中部六省無論是人口總量還是GDP佔比，在全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中國GDP前10大省份中，中部六省就佔了3席，分別是湖南、河南和湖北。
正是因為中部地區具有上述優勢，這些年來，東部沿海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的規模也有所擴大。以利用外資規模為例，中部六省利用外資在全國的佔比不斷上升，如2012年全國的FDI估計為負增長，但中部六省一季度實際利用外資增長了20.7%，是增長最快的地區，且中部的FDI在全國的佔比到2011年已達25.64%。以河南省為例，其2012年上半年出口總額為132.8億美元，同比增長91.6%，遠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其中，加工貿易出口增長417.7%，而一般貿易出口僅增長 0.6%。這主要歸功於富士康在鄭州投資設廠。富士康集團下轄企業進出口總額為104.3億美元，佔河南省進出口的48%。扣除富士康因素之後，河南全省外貿進出口僅增長2.5%。而富士康之所以在鄭州設廠，是因為當地勞動力價格比東部地區低30%左右。
由於勞動力、原料、物流成本、土地價格、基礎設施配套等優勢及政策優惠措施在中部各地區間有差異，故在吸引東部產業轉移方面中部各省也各有千秋。如安徽與江浙接壤，儘管勞動力優勢不明顯，但在物流成本及原料方面的優勢相當明顯，適合於產品中物流和原料對成本影響較大的產業。而富士康之所以選擇鄭州，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其產品中物流成本所佔比重不高，而人力成本佔比則相對較高。
從國務院先後批准中部地區建設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皖江城市帶、中原經濟區、山西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來看，優惠政策不可謂不多，而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七項重點任務，其中「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現代裝備製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建設」應是提升產業集聚度和輻射功能的核心。在美國歷史上，芝加哥、底特律等中部城市在以汽車為主導的製造業、農副產品加工業以及原料生產基地等方面都曾舉足輕重，並因此而崛起。所以，從未來看，中部地區的發展空間還很大，其作為新的增長極的輻射功能還可以逐步得到發揮。
經濟地位決定中部仍難擔當主角
中部六省經濟同比增速均超過10%，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且GDP的佔比也有較快上升，但相對於中部地區的人口佔比，其GDP的佔比還較低。2012年上半年，中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佔比達到24%，還是比較高的；從外貿出口看，儘管這些年中部地區的外貿出口保持高增長，出口在全國的份額也有所上升，但截至2011年，所佔份額還只有4.9%，甚至低於1995年的佔比。可見，出口的高增長並沒有給中部地區經濟增長帶來太大貢獻。如果比較一下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所對應的GDP，可以發現中部六省自2003年之後，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所創造的GDP就低於東部11省市，如2011年中部地區為1.53，而東部為2.02，可見，中部地區的投資回報率偏低，整體投資效益不理想。中部能否引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境？
再看中部六省的地方稅收佔全國地方稅的比重變化，可以發現這一佔比並沒有隨著GDP佔比的上升而上升，甚至在2011年還出現了小幅下滑，即從2010年的14.28%下滑至13.13%（圖1）。稅收是更真實反映地方經濟實力的一項指標，經濟增速上升、GDP的佔比也上升，而稅收收入佔比卻下降，這一格局的形成，往往會導致兩種情形：一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的不斷擴大；二是地方政府債務水平的不斷上升。從長期看，這兩種情形都是難以持續的。相比之下，東部地區的土地面積只佔國土面積的20%左右，但2011年GDP佔全國的比重卻超過50%，2012年上半年東部地區在外貿增速大幅下滑的情況下，對外貿易佔比仍達到87%，而地方稅在全國的佔比更達到70%以上。
儘管過去10年中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重心在中西部地區，但人口卻是不斷向東流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東部人口佔全國常住人口的37.98%，比2000年上升2.41個百分點；中部佔26.76%，下降1.08個百分點；西部佔27.04%，下降1.11個百分點；東北佔8.22%，下降0.22個百分點。可見，中國的人口都在集中流向東部，東部增長極的輻射效應要高過中部地區。即便從投資規模看，中西部雖佔有較大份額，但東部的產業配套程度和人才優勢等都是其他地區不能比擬的。因此，每一單位投資所帶來的GDP和稅收，東部都要遠遠高於中西部。而且，代表行政行為的政府性投資在中部地區佔比較高，而代表市場行為的民間投資則在東部佔比較高，這也反映了民營企業在東部比較多，在中部則相對較少。在民間投資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流投資、民營企業已經主導中國經濟的今天，中部地區的民間投資與民營企業佔比落後於東部，故中部經濟發展的內生力量依然偏弱，市場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升。
區域經濟發展要以市場化為導向
過去10多年，由國務院批准的區域振興規劃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數量眾多，幾乎覆蓋了全國各地。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以來國務院就批准了21個區域振興規劃。儘管這些規劃的推出都是為了拉動經濟增長，實現地區間均衡發展，如2000年以後，政府在促進西部、東北和中部地區發展方面做了很大努力，表現為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提供各項優惠政策，但這些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逐年上升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繁榮。如2001-2010年，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佔比從16.37%提高到19.58%，中部從14.86%提高到17.14%，2012年上半年更是達到24%，而東部地區從54.9%降至如今的50%以下，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多年來不斷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卻沒有帶來GDP的同比增長，說明大規模投資並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實現其效益的提升。
綜觀各國經濟發展史可以發現，區域間均衡發展戰略大多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政策安排，實際上，往往是區域間非均衡的發展造就了經濟強國，同時也縮小了貧富差距。
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也曾想推出區域均衡發展規劃，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實行的「大規模項目建設」，這使得日本落後地區基礎設施水平迅速提升，但該規劃卻因為其後的種種問題而遭到極大非議，這些問題包括全國性的環境污染和公害問題、公共部門擴張帶來的腐敗和資源浪費問題、地方政府對中央財政的過度依賴，以及日益沈重的財政負擔等。如為開發北海道地區，政府鼓勵開發資源和移民，卻導致當地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最終，佔國土面積20%的北海道只有4%的人口留守，而市場化形成的三大都市區的人口卻佔到了日本總人口的62%。如今，日本全國的產業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但日本國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之間的差距，僅為1.8:1。
發達國家的經濟集聚化過程值得我們借鑒，如德國漢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別超出東北部落後地區的2倍和100倍，但兩個地區的福利卻沒有差異，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無幾。實際上，不少經濟轉型成功的國家，並沒有推出太具體的區域發展規劃，只是提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公平競爭環境和非歧視性的人口流動保障。
從日本的都市圈模式到中部地區的城市集群概念，實際上都是一回事。但城市集群這一增長極的形成過程，卻有著太多地方政府過度干預的痕跡。如中部崛起是國家戰略，卻同時又包含了由各省級政府申請並獲得國務院批准的「區域規劃」，如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皖江城市帶、中原經濟區、山西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這麼多分割的小區域規劃，彼此之間肯定存在產業重疊和競爭關係，各方肯定會為了招商引資而競相殺價，而其背後的動因則是GDP、產業佔比和稅收等考核指標。
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兩個增長極的形成過程，主要是以製造業的崛起為特徵，這一方面是憑藉靠海的地理優勢，另一方面則依賴開放政策，吸引外資和內地廉價勞動力。外資的不斷湧入，帶動了加工工業的發展和外貿出口的大幅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這樣的國際間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恐怕是50年一遇。相比中西部地區，東部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相對要少，尤其是浙江和廣東兩省，山東則對國有企業干預少、支持多。這些值得中部地區在承接東部部分產業轉移過程中借鑒。
此外，一個城市或區域的經濟是否有活力、能否崛起，還與民營經濟在當地的佔比相關。截至2010年底，中部各省的私營企業數量，最多的是河南，也不過是30多萬戶，最少的江西只有15多萬戶，而東部地區人口最少的浙江，私營企業卻有60多萬戶，江蘇則達到100多萬戶。如今，中國民營企業對GDP的貢獻已經超過60%，2012年上半年民間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也超過62%，因此，中部地區能否崛起，其實不是靠國家投資多少，而是取決於能吸引多少民間投資和民營企業的產業轉移。西部大開發至今已經12年，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有了很大的改觀，但投入產出比卻加速下滑，稅收收入佔比也在下降，問題主要出在民營經濟並未得到充分發展。如果把日本當初對北海道的資源開發導致環境污染、財政依賴度提高以及債務負擔加重的問題，與當今的西部做對比，是否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因此，中部的崛起，還有賴於政府職能和服務模式的轉型，只有政府做小了，企業才能做強做大。從近期看，中國經濟要依賴中部快速增長來擺脫困境顯然勉為其難；從長期看，東部的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區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三個增長極，未來中國經濟的重心還是落在東部沿海。而中部的崛起，也主要靠鄭州、武漢和長株潭都市圈的逐步形成，成為中國經濟的第四個增長極，當然，這還有賴於如前所述的各項條件和舉措的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