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26日訊】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內地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大躍進導致經濟困難，「文化大革命」使社會陷入混亂。彼時，廣東逃港潮風起雲湧，持續30年。
從廣州到香港需要多長時間？廣九直通車2小時，和諧號1小時20分，蓮花山高速客船1小時50分。但33年前，大批的廣州人前往香港，需要花上十幾天甚至數十天。
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內地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大躍進導致經濟困難，「文化大革命」使社會陷入混亂。彼時，廣東逃港潮風起雲湧。為了逃離貧窮、飢餓、政治迫害，或者擺脫下鄉務農的命運，30年內，60萬至近百萬內地居民浩浩蕩蕩越過深港邊界，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香港居民。為了去香港，廣州甚至發生過萬人衝擊火車站的事件。
內地和港英政府對於逃港者的政策均幾經變動。內地曾大開邊境放行，也曾緊急遏制。港英政府一度寬鬆接納，一度要求他們進入市區、接觸到在港親人方可留居。在政策的夾縫中，他們幾乎以性命為賭注選擇未來的道路。徒步、混車、泅渡、翻越鐵絲網，有人成功留港、有人無功而返，還有人命喪大海或荒野。
潘子政和張宇德分別是上世紀60代、70年代從廣州出發的逃港者，他們逃港過程中關於子彈、沉船、狼狗咬、臨境遣返、「生離死別」的遭遇，是眾多逃港者經歷的縮影。
暑期與妻子游泳時，張宇德會想起自己年輕時水裡矯健的樣子。早年在珠江裡練游泳，他一氣可從廣州珠江大橋游到石門。當年以知青的身份幾次偷渡香港，都在大鵬灣的海水裡扑騰一整夜。而現在，他游個上百米就要歇會。40年的光陰過去，他比以前胖了不少，但樣貌卻沒太大的改變。
偷渡香港的經歷和磨難，如今他說起時，一直面帶笑容。當年那些沮喪、傷痛、苦楚、激動的情緒，好似他大腿上被邊防軍隊狼狗撕咬的傷口，疼痛早已不再，痕跡卻無法磨滅。
泅水一夜抵港被抓
邊境遇警察表哥不徇私，被遣返
1977年5月的一個早晨，25歲的張宇德在深圳大鵬灣海水中泡了一宿，精疲力盡。七八點鐘的樣子，香港方向的海灘、島嶼驀地映入眼帘。他精神一振，又開始奮力游水，但香港水警船片刻間也出現在面前。
這是令偷渡者最沮喪的事情。依照當年港英政府正實施的「抵壘政策」，內地非法入境者若偷渡香港後能抵達市區、接觸到在港親人，便可留居香港；若在邊境被執法人員截獲則會被遣返。
被押解上船後，和警員攀談間，他提起自己的親表哥也在香港水警工作。「徐繼興」，張宇德報出的名字讓現場警員大為驚訝。不僅確有其人，且當時人在船上。此人正是負責他們所在船隻的警督。
素未謀面的表哥在反覆核對確認各種家庭信息後，決定與他相認，並應允船靠岸後為其籌謀逃脫。張宇德的沮喪頓時轉化為一線希望，心裏甚至開始有些小雀躍。「我當時還心想，這次走運了。」但水警船在沙頭角一靠岸，他的雙手還是立即被手銬束住，隨後被押送至香港打鼓嶺警署。他只得認命，此前辦假證明乘車的冒險，徒步12日、游水一夜的辛勞又是白費。他把媽媽臨行前給他傍身的手錶和戒指除下，留給了表哥。他想，反正去到收容所，這些東西也要被沒收。
時隔1年，張宇德偷渡成功成為香港居民後，徐繼興將悉心保管的手錶和戒指交還，並向他解釋，雖是不忍，但實在不能徇私違紀。
初次偷渡遭警犬咬傷
押返回縣後批鬥貼大字報，定性「投敵」
那是張宇德第三次偷渡失敗。最令他心有餘悸的偷渡經歷是第一次，他的大腿上，到現在還留著4個1指左右長的疤痕，是被邊防軍警犬咬傷留下的。
1972年4月他隨著同伴坐車到惠州，再徒步8日翻過了梧桐山，準備夜深人靜時從大鵬灣下水泅渡入港。夜晚9時許，躲在山上的他們被境內駐紮部隊的警犬發現。大狼狗吠叫著扑了上來，張宇德兩腿頓時皮開肉綻、鮮血淋淋，傷口幾個月後才開始結痂。同行的夥伴也被狼狗咬傷小腿，雙雙被逮捕。
這並不是最糟的境遇。被警犬咬傷後的幾個月，張宇德輾轉深、莞、穗等多個收容所，最終被押解返回海南文昌縣———張宇德當年下放的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七團所在地。偷渡的事情在海南極少發生，而生產建設兵團實施半軍事化管理紀律嚴明，不似普通農村生產大隊的鬆散，偷渡一事被定性為「投敵叛國」。返回建設兵團後，他被貼大字報、集中批鬥。一個夜晚，在兵團食堂，整個連隊200多號人開批鬥會。批著批著，便有人上前對他拳打腳踢。張宇德記得，有人抄起腳上的木鞋，劈頭蓋臉地向他扇去。而緊接著，又有人拿來了一個十幾斤重的冬瓜，用麻繩結好吊起，另一端掛在他的脖子上。「至少挂了有40多分鐘，頸脖子都快斷掉了。」此後的一個多月，他被限制行動，上廁所都有民兵在身後跟著。
「我當時倒是沒有很大的情緒。因為在那種環境下，我甚至覺得自己真的是干了壞事。」張宇德回憶。
那次之後，張宇德便回到廣州，家人疏通關係設法將其戶口轉到河源。以後的幾次偷渡未遂雖被遣返，卻也再未受到這般折磨。
下放返城無望才逃港
6年4次偷渡終入市區，獲居留資格
張宇德是廣州人，其父在1949年前在穗開手工皮革廠，「文革」開始後被評定為資本家，被紅衛兵輪番批鬥。
1969年從廣州十三中初中畢業後，16歲的張宇德被下放到海南做了知青。原本在城市生長的他也開始學著干農活。下放單位的主要活計包括割橡膠和種莊稼。割橡膠需避開陽光，張宇德在文昌每天凌晨3點多就要起床，下午還得干其他農活。兵團每月每人配給40斤糧食，根本不夠吃，每月的工資也只有20來塊。
張宇德說，想逃去香港原因除了下放生活條件差外，還有就是返城無望，擔心要幹一輩子農活。
在海南一幹就是三年沒回家，彼時，廣東省內知青的偷渡逃港潮已是風起雲湧，對此張宇德卻幾乎一無所知，直到1971年返回廣州探親。同年4月，姐夫策劃偷渡並邀他結伴而行，他惴惴不安地探試父親態度，卻沒想到父親一口答應。「你若能下定決心，那就過去。」
6年時間內，張宇德總共進行過4次偷渡，終於在1978年5月13日成功偷渡進入香港市區，獲得在港居留資格。
兩次攜女友逃港失敗
眼睜睜看著她被帶走，如「生離死別」
張宇德4次逃港的經歷中，兩次有當年的女友、現在的太太梁淑文的陪伴，這兩次都經歷了痛徹心扉的「生離死別」。
1977年那一次，他們經過五六日的跋涉，抵達惠州市惠陽縣城。晚上11時，卻在山坡上被當地人發現蹤跡。一時間，狗吠、人聲齊齊向他們逼來。兩人慌不擇路地往山上跑，梁淑文卻一腳踩空，從小山頭跌下，再站不起身。黑暗中，兩人相對無言幾個小時。「我們當時考慮，實在沒法一起走了。但若留下，被送去收容所也是分男女的，終究還要分開。於是就決定天亮後她呼救，我看到她被救後悄悄離開。」就這樣，張宇德眼睜睜地看著民兵將女友帶走。
而1978年那一次，張宇德與梁淑文以及另一同行者，已經在香港元朗一帶上岸，最後關頭卻在山頭踢到響罐，驚動香港邊境士兵。三人被衝散，梁淑文不見蹤影，張宇德與另一人被控制住，由一士兵看押在山坡上。兩人決心一賭，反方向分頭逃跑。張宇德贏了，士兵追逐他的同伴顧此失彼。但同時他也發現，梁淑文也已被抓。無計可施，只能又一次眼睜睜看著她被帶走。
時隔一年兩人終得團聚。1979年3月的一天，張宇德突然接到電話，說梁淑文成功抵達香港邊境，躲在打鼓嶺的一個養雞場內。張宇德記得，怕被人發現的梁淑文躲在雞欄裡，他交了3000塊錢把她接出來。買了把傘，把她打扮成新界農民的摸樣，帶回了市區，領到了居留證。
1981年，兩人在廣州完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撫今追昔
羨安樂愛自由
定居香港四五年後，張宇德的生活逐步穩定，1986年在港擁有了第一套住房。期間他做過印刷工人，擺攤賣過小吃、衣服，在塑料廠當工人，在碼頭做過搬運工。2000年後，開始在內地投資做生意。2006年在江西投資木板廠，2008年在東莞投資了一家休閑洗浴中心、一家酒樓。今年60歲的張宇德在內地已到退休的年齡，但目前他還沒有休息的打算。
常年兩地奔走，張宇德眼看著內地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生活富裕起來。但這念頭也只是一晃而過，他終究還是覺得現今香港的生活讓他滿足。還有早年買下的幾套房子，那是他給自己預備的養老保障。「而且我喜歡這裡的自由。」那些以性命為賭注提前換取的自由，始終是他心中的驕傲。
張宇德逃港經歷
1972年4月，張宇德與同伴坐車到惠州，再徒步8日翻過了梧桐山，準備夜深人靜時從大鵬灣下水泅渡入港，被抓。
1977年，張宇德與女友梁淑文，經過五六日的跋涉，抵達惠州市惠陽縣城，夜裡女友被民兵帶走，逃港失敗。
1977年5月，25歲的張宇德在深圳大鵬灣泅水一宿，香港海灘已然在望，但被水警抓住遣返。
1978年5月13日，張宇德成功偷渡進入香港市區，獲得在港居留資格。
1979年3月，梁淑文成功抵達香港，兩人團聚。
潘子政：躲過子彈經歷沉水和同行買船潛入港
香港觀塘裕民坊的一棟高層民宅單元門口，今年73歲的潘子政戴著玉扳指、搖著蒲扇，坐在他的代書、算命攤前。除了身體不適時，他幾乎每天都在這裡，下暴雨時，他就把攤子往屋檐下挪一挪。
躲過了子彈、經歷過沉船、承擔了做「蛇頭」的風險，潘子政於1968年從廣州偷渡香港成功定居下來。退休後的他，擺了這個攤子，打發時間。
香港的生活並未如他早年所期「打出一片天地」，但他認為能夠成功留在香港，生活安定，便是命運好的安排。
子彈
初次上路遭遇子彈飛過
1962年5月底6月初，當廣州愛群大廈下散步納涼的人都在竊竊私語相傳「英女王生日，邊境大開三天」並躍躍欲試的時候，22歲的潘子政壓根沒當一回事。他不信，因為3個多月前，他才從邊境「死裡逃生」。
那是他第一次設法逃港。籌謀了半年多，他和一位熟悉香港的朋友結伴而行，時間是1962年年初。
一個斜挎的軍用小書包裡裝了幾件衣服，幾包餅乾，他們帶著最簡單的行李上路。先從廣州坐火車到深圳，探望那裡的朋友。之後坐火車佯裝返回，卻在樟木頭就下車了。在當地的一個鐵路橋下，等到夜晚，便沿著鐵路再往深圳走。
一個小時，大約才回到平湖，就被邊境巡邏的士兵喊住。他們不敢回話，撒腿就跑，槍聲緊接著就響了起來。「至少有2槍，感覺子彈就在我們身旁飛過。」潘子政回憶說，他們貓著腰，半個小時到了山裡才稍稍休息。本想嘗試著再往邊境的方向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走錯路到了往惠陽淡水方向。只能返回平湖，再坐火車回廣州。
回家後的那些日子，那兩聲槍響還留在心上。但這並沒有打消潘子政要去香港的念頭，但他決定，再也不走陸路。
家世
成分問題影響找工作
在邊境可能會挨槍子的事情，其實潘子政心中早就明瞭，他有朋友曾經歷這樣的事情。
那個朋友，兄妹倆從廣州去往深圳河邊境，河水很淺，趟水就能去到香港。妹妹看到近在咫尺的香港，跳到河裡往前衝，被駐守邊境的解放軍發現並制止。但她沒聽，當場被擊斃。
但他還是想去香港，因為他嚮往那個「可以憑能力賺錢」的地方。
他早年對香港的印象來自同父異母大哥的描述。目前在美國定居的大哥，小時候在香港南華中學讀書，後來考中香港大學。大哥對他說，香港是個自由、公平的社會，憑智慧和能力能打拼出一片天地。
潘子政是佛山南海人，出生時家境殷實。家裡有田地，祖屋是中西合璧的青磚大屋，有花園、有魚池，父親那一輩在佛山南海官窯沙頭村開醫社、酒樓。土改時房屋、土地、產業都被沒收，父親服毒自盡。之後，母親靠做小販養家，十幾歲的潘子政也跟著挑擔養家。
曾在廣州汽車技術學校讀書的他，畢業後就留在廣州工作。在西灣河建築工地上打散工。做的是清理泥土、搬建築廢料的活計，工作不穩定，且非常辛苦。有時候一個月能掙五六十塊錢，比工廠的工人月收入還高，但也有不少時候根本找不到活干。
因為成分的問題，在尋工上屢受挫折。1962年逃港失敗後，他曾進入佛山動力機械廠做學徒。一年後工廠搬遷去韶關，他卻因為家庭工商業地主的成分，被當地政府禁止調動，失去了這份工作。
於是，連母親也支持潘子政去香港「搏一搏」。早年見過大世面的她，希望兒子的未來有好的前途。
轉折
偷渡遇沉船，卻結識「盟友」
1967年12月潘子政開始再一次冒險，他通過蛇頭安排，準備坐船去香港赤鱲角。「每人交500塊錢，是我當時所有的積蓄。」
船從河南鳳安橋下水。這座小橋位於現在海珠區工業大道北與洪德路的交界處，橫跨的河湧流入珠江。附近一帶當年是農產品集散地，順德的農民把蔬菜等農產品走水路運到鳳安橋卸貨，去旁邊的街市上賣，再裝回瓦缸運回順德去銷售。
搭乘的是一隻破舊的木帆船，只靠風帆動力，帆還是用麵粉袋子做的。那一船有多少人，潘子政已經記不清楚。只知道船艙裡擠滿了人，無法入睡。天未亮時，船抵達珠海對開海面的淇澳島時突然變天，起了大風浪。船左搖右擺，船艙開始滲水，艙裡驚呼聲不斷。船還沒沉下，就被駐守的解放軍戰士發現，救了起來，無人傷亡，但全船人集體被遣返往廣州。
這一次狼狽的行程，卻被潘子政視為人生的轉折點。因為在遣返拘留的路上，他結識了一位何姓朋友，最終他們合作成功抵達了香港。
這位朋友的父親當年是一家民航公司的經理，正是他竭力主張潘子政與其子再次放手一搏。因為遣返已經留下案底，無路可退。
抵港
充當名義「蛇頭」被記入檔案
何姓年輕人的父親親自張羅了下一次行程。找來了一批願意掏錢上路的同行者，收取500-1000不等的昂貴船資。籌得的錢，1000塊錢買船，3萬元僱人開船。他未向潘子政收錢，但要求他答應一個條件———充當名義上的組織者。如果成功抵港，剩下的錢對半分。萬一被抓住，後果即便是槍斃，也由潘子政承擔。
「我那時已經沒有錢了，只能出賣自己。」潘子政答應了這個條件，1968年農曆新年過後，他們啟程。
還是鳳安橋，中午12點上船，開到東莞樟澎，船在那裡停著，等到天黑再往香港方向走。船上有36個人，家裡都有親戚在香港。為了躲過檢查，大部分人在船艙。甲板上只留5人，扮作貨船。因為人多，船吃水深，在甲板上放滿瓦缸，以做掩飾。
晚上一出發，走近珠江入海口遇到巡邏船，但順利過關。第二天9點多到香港赤鱲角，大家一下船就擁抱歡呼，彷彿是這輩子最高興的事情。
後來，一船人被送往灣仔水警處。警察盤問時，所有人均指認潘子政為蛇頭。他分辯，但警察不信，仍記入檔案。他被送去域多利拘留所，呆了7天後被親戚保釋出來。
潘子政的香港居民身份證的簽發日期是1968年3月，便是他成功抵港的那個月份。
撫今追昔
信命運明得失
成功定居香港後，潘子政用分到的錢做過生意，但接連失敗。後進入香港啟德機場做維修技工，也做過酒店鍋爐技工。最後進入香港食環署的外包公司工作，並在那裡退休。2003年8月左右，他在香港觀塘裕民坊擺了個攤位，做代書、堪輿算命的活計。
潘子政記得，之所以自己被選中免費上船並充當名義上的「蛇頭」，是因為何姓年輕人的父親請了廣州第一堪輿學家看相，那位先生稱潘子政的面相忠於主人，可以勝任這個角色。
如今自己也幹這行，他已明白個中緣由———「聲若洪鐘、丹鳳眼、臉型輪廓飽滿，這些都是盡忠職守的面相。所以我會被選中，所以我們能成功。」他現在開始相信，能赴港成功自有命運的安排。
說到命，潘子政又想起一件懊惱事。當年出發前，何姓年輕人的父親囑咐，若是逃港事成，抵達香港後先用分到的錢買房子，安生方可立命。他在一邊聽得真真切切，卻不以為然。後來自己生意失敗，錢敗得差不多了。那個朋友在香港樓市低迷時買的房子，後來價格一路飆升。「下巴不夠翹是我相格不足的地方，所以抓不住機遇，雖然留在了香港，但晚年光景也就是一般。」
既信命運，潘子政反而豁達開來，也不再衡量舍命赴港的得失成敗、值得與否。他想，如今生活安定，家庭和樂，已是命運的眷顧和善意安排。
潘子政逃港經歷
1962年春節後，22歲的潘子政和一位熟悉香港的朋友，在平湖被邊境巡邏士兵喊話，逃港失敗。
1967年12月，通過蛇頭安排，從位於現在海珠區工業大道北與洪德路的交界處出發，搭乘的是一隻破舊的木帆船，船在珠海對開海面的淇澳島時沉水，人獲救後被送回廣州。
1968年3月，仍舊乘船，終於到達香港赤鱲角，獲得居留權。
廣州逃港持續30年，1962年萬人擠爆火車站，1979年達最高峰
「東站事件」驚動中央
當年的廣州白雲路廣九火車站。網路供圖
香港警察押送逃港者前往遣返地。網路供圖
當年香港邊境到處是逃港者。網路供圖
當年港英政府押解逃港者，不少被押者跳車逃跑。當年跨過封鎖線的人們，或已作古，或已年逾古稀，當年的見證者，也在逐漸離去。（翻拍歷史圖片）
白雲路被堵得水泄不通，兩旁的大榕樹上都爬上了人。一有火車到站，人群就呼啦啦地湧動，壓向火車站大門。沒法檢票了，人們就直接往裡沖……這是1962年6月1日的廣州火車站。風起雲湧的逃港潮中，廣州並不例外。「英國女王生日，大赦邊境3日，沒通行證也可進入香港」的消息，在廣州街頭巷尾四散開來。謠言攪動，人心焦躁，廣州火車站一帶最多聚集了上萬人，要乘火車去深港邊界，史稱「東站事件」。
這既是人們對大躍進後經濟困難的不滿的反映，也是邊境政策驟然變動的刺激。事件發生前，廣東邊境與港澳的來往一度開放，逃港人數猛增，於是又開始硬堵。
「東站事件」並非廣州逃港的開始或結束。廣州市志記載，偷渡逃港現象1951年開始在廣州出現，1979年達到最高峰，僅偷渡截返被收容的人數就達5.3萬。改革開放後，隨著內地經濟發展逐漸消失。
連續幾日上千人連夜等票
「東站事件」中的「東站」所指，並非今日天河區廣州東火車站。早年位於白雲路的廣九火車站，上世紀40年代起改名叫做「廣州東站」。1951年，再度更名為廣州站，但廣州民眾仍然慣以「東站」指代。
1962年6月1日早上，白雲路上的景象讓家住大沙頭東的小學生陳炎（化名）吃了一驚。原本直行可通廣九小學的白雲路被堵得水泄不通，黑壓壓的都是人。他只得返回走到東沙角路，從越秀南往東直走到筑南大街，最後從小巷中穿出廣九郵局旁的白雲路段，繞行進學校。
現年61歲的陳炎說，當時他還不知發生何事。第二天中午在校門口，一個陌生男子問他要不要一起去香港。他後來還聽說，學校的一位老師也擠上火車去了香港。其實在四五天前，平日裡充裕的廣州-深圳火車票剛開售就賣空了，廣州站售票窗口大排長隊。雖然當時火車票預售期僅2日，但票賣完了隊伍也不散，上千人連夜在售票窗口外候著，等著新一輪車票開售。「當時的售票口在現在白雲路口鐵路宿舍位置，從白雲路口和越秀路口的花壇順著馬路排到車站，路上已經不順暢了。」現年80歲，時任廣州火車站客運室主任的張志超回憶。
上世紀60年代的廣州火車站規模遠不如現在，沒有直通香港列車，去深圳每天有3趟快車、一趟慢車。其餘國內長途僅發往北京、上海、鄭州、武漢、長沙等地，每天發車不超過10趟，日均發送旅客4000-5000人。
暴增的客流讓鐵路部門措手不及。「起先鐵路部門不明原因，還以為是正常需要，頭兩天還加開了車疏導。後來接到上頭命令，馬上停止加車。售票窗口也挂出了廣深線列車滿員的提示。」
萬人衝擊廣州火車站
沒有票了，人們就開始聚集火車站。各種擠，希望能夠上車。
5月30日開始，廣州火車站一帶的人就越來越多。到6月1日整個白雲路都堵死了，白雲路、東川路、越秀南路的小巷子裡都站滿了人。那時的車站，就一個鐵欄杆在白雲路圍了個圈，車站後面的圍牆挨著東湖。有人爬圍牆進、跳鐵欄杆往站裡鑽，廣州站只得加派人手看著圍牆圍欄。
後來場面越來越混亂。「連白雲路兩旁的大榕樹上都爬上了人，坐著蹲著，猴子似的。」張志超回憶。一有火車到站，或是旅客出站，再或有人瞎吼一嗓子「有票啦」，人群就呼啦啦地湧動，壓向火車站大門。因為人太多，查票、檢票，所有程序都不能執行。火車到站，列車員一開門，人們就拚命往車上擠。「那幾天一趟車的載客估計翻了幾倍，車頂上都見人爬上過。」
「當時聚集在廣州火車站的人群，不止廣東居民，還有外省的，江西的、福建的、湖南的、浙江的、江蘇的等等都有。」時任廣東省委常委、副省長、公安廳廳長王寧在接受廣東電視臺節目《解密檔案———廣東30年闖關路》的採訪時曾回憶，買不到車票的人開始鬧事，前往維持秩序的警察也有挨打的。有一些人衝擊了東站派出所，公安局派的宣傳車也被推翻了。當時廣州市副市長孫樂宜到現場做宣傳工作，也沒用。
事態在6月2日驟然平息。當日凌晨1時起，宣布戒嚴。「公安一出動很多人就散了，次日火車站附近的市政道路開始清掃，清潔工人撿到好多掉落的拖鞋。」張志超說。
王寧在接受採訪時說，事情越鬧越大，後來公安局下了決心———收容、審查。審查的結果是，絕大多數都是一般的外流群眾，有極少數的反動分子，被公安局拘留逮捕，逮捕了8個人。
而1962年的逃港風潮驚動了中央，\周恩來指示要抓緊解決。「大概中央的指示精神就是把邊界封鎖起來。」
6月1日聚集在廣州火車站的群眾有多少人？廣州市志記載最多時達1萬人。市志還稱，公安出動後對這次事件中煽動鬧事、有破壞行為的人依法處理，共逮捕16人，送勞動教養22人，處行政拘留34人。之後，廣州市委還作出在全市範圍內開展備戰鎮反運動的決定。
數說
廣州逃港現象持續30年1979年廣州收容5.3萬人
廣州市志記載，廣州偷渡香港現象出現自1951年。中共建政前內地和香港、澳門的居民可以自由往返，廣州在中共建政初期仍延續了這一傳統；1951年2月起，政府部門要求往來港澳需憑通行證出入境，此後便開始出現無通行證而非法越境香港的偷渡現象，到1979年出現最高峰，改革開放後逃港現象逐步消失。
1974年到1980年，港英政府對內地偷渡者實施「抵壘政策」：偷渡到香港，只要進入市區並接觸到在港親人，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若在邊境範圍被執法人員截獲，則會被遣返內地。而1980年10月，此政策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非法入境者無論何處被捕，都將被遣返。
上個世紀50-70年代內地居民偷渡進入香港並取得身份證的人數，目前研究者估計不一，從60萬至近百萬。廣州人在這個階段逃港群體中佔的比重如何？官方從未公布相關統計數據。
從廣州的地方志中，可以檢索到廣州偷渡情況的零散片段：廣州市志記載，上世紀60年代初外流的城鄉居民人數逾萬，1979年全年共截回違法越境者28738名，1989年降至1090名。天河區志中稱，1979年天河區的沙河公社、東圃公社、員村街、沙河街、五山街等地發現有1400多人企圖非法出境。白雲區志記錄，1978年該區非法越境達到1979人次。從化縣誌記載，1979年縣內偷渡越境者有1475人。番禺縣誌則稱，改革開放前非法偷渡港澳的現象，番禺最多一年超過3000人。
而廣州市志關於社會管理收容遣送方面的記載也可從另一個側面反映當時逃港的規模：上世紀60年代後偷渡外流被堵截或反解人員佔收容總人數的一大部分。1962年6月1日「東站事件」發生後至7月，民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組織分赴深圳、黃埔等處車站、碼頭勸阻、堵截逃港人員，廣州收容8100多人；從1976年至1977年，每年收容逃港者7000多人，約佔收容總數的60%；而1978年和1979年劇增至2.4萬人和5.3萬人，1981年後才大幅度下降。
那個時代
環境邊境政策松時放行緊時防堵
上世紀50年代開始，內地經歷多次政治運動，臨近香港的廣東，逃港潮揚起。
對於偷渡逃港，在1957年、1961年至1962年初，廣東省曾有過2次邊境政策的放寬。「1962年初，還曾出現邊防軍直接帶路放行的情況。」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一書的作者陳秉安說。他分析，對於偷渡逃港的政策，在國家經濟緊張、偷渡人數增多的時候會放寬一些，以緩和內部矛盾。但往往一放寬，引發更多的人偷渡，然後又開始收緊嚴格。
1962年「東站事件」正好發生在邊境政策放寬後的收緊期。1962年的廣州市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武成1991年接受廣州黨史研究室黃穗生等工作人員訪問時曾表示，當時全國正處於暫時經濟困難時期，1962年初廣東就開始有群眾跑往香港。根據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廣東、港澳交界處視察提出的「邊境不要管得太死」的意見，開放了廣東邊境與港澳的來往。於是逃港人數猛增，5月底6月初之間達5萬多人。後來周恩來有指示要設法制止，廣州市委根據省委的指示採取了硬堵的辦法，不讓群眾乘火車往鄰香港的地方，才發生了「東站事件」。
而1962年下半年之後，政策便一再收緊，防堵偷渡的工作從邊防延伸到邊境城市。購火車票、汽車票需要戶籍所在地的證明，各地民兵看到生面孔，也會上前盤查。
處境廣州貧窮飢餓香港可謀生活
趙武成接受訪問時還稱，東站事件是群眾對「大躍進」國民經濟發生困難不滿的反映。
而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絕大部分偷渡逃港者都有此想法，希望在經濟發達的香港謀生活，擺脫貧窮和飢餓。
雖然改革開放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地宣傳對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的描述還是「萬惡的資本主義」，但靠近邊境，且多有海外親戚的廣州人，心中早就另有一番自行描摹的香港景象。
描摹的素材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衣錦還鄉的香港親戚。今年68歲的老廣州李潤泉從小就知道，那是個有高樓大廈、吃穿不愁的富裕之地。因為早年去香港的舅舅回來時會穿著鋥亮的皮鞋，有時還著西裝，「在廣州街上走著，一看就知道是香港人」。
這一時期是廣州物資條件最匱乏的時候，不僅廣州，全中國都如此。李潤泉記得，當時每個月工資只有20來塊，什麼都憑票購買。「當年給成年人每月大米的配給是23斤，其他的食物更缺，根本不夠吃。」舅舅每個月寄來的糧、油、米、花生、冰糖、綠豆、眉豆、紅豆、通心粉等，使得李潤泉一家人在最困難的年代也沒挨餓。
不僅李潤泉家，很大一部分廣州人都因香港親戚的支援挨過了那段最困難的日子。1962年在廣州火車站播音室工作的伍女士說，當年香港人從深圳乘火車返鄉，往往攜帶大批物資，隨車託運。有整只的豬腿、煮熟的魚、豬油、肥豬肉、洗衣粉、肥皂、衣服等。有人託運的東西太多，廣州的親戚就在火車站等著幫手抬回家。
李潤泉家住越秀南路，當年的廣州火車站附近。1962年火車站事件發生時，他親眼目睹當年如潮水般的人群衝擊火車站，其熟識的好友中，也有六七人在那一年成功變成香港居民。他也曾被邀約逃港，但擔心拖累身為國營企業幹部的父親，他不敢起這個念頭。
心境
逃港知青多因回城無望前途絕望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東話用「督卒」一詞指代偷渡逃港。取自像棋術語，比喻過河卒子，有去無回的意思。
從上世紀60年代後期起，知青成為偷渡者的最大群體，「督卒」的說法逐步被「起錨」取代。因為大多數逃港者選擇渡海，偷渡如同航海起錨。而另一解釋是，知青們不希望偷渡後成為一去不返的「卒」，願如航海之船終有返航一日。
今年66歲的黃東漢就是當年逃港廣州知青中的一員。當時對香港的描述中最打動他的，卻是這樣一句話———「在香港，即便是上街罵英女王，也沒人會把你怎麼樣。」
黃東漢從小成績好，高中是班裡的學習委員，讀大學、做工程師是他少年時的夢想。不想「文革」開始，1968年他響應知識青年下鄉的號召去了農村，「大學夢也就破滅了」。
南山大隊資產包括蠔田、果園、農田，物產相對豐富，能吃飽飯，但農忙季節穿插，幾乎全年無休。下海養蠔是最辛苦的，跟著潮水走，有時凌晨三四點就要下海。雙腿總是被鋒利的蠔殼割得皮開肉綻，仍毫無保護地泡在海水裡，小腿上常年有二三十條傷口。
「完全看不到未來，去香港是為了不要一輩子當農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黃東漢下放的深圳南山大隊地處深港交界位置，1970年1月的一個夜晚，他與當地村民一起，划船一次成功偷渡至香港。
他當年就讀的廣州市66屆14中學1班，49個同學中有13人偷渡，11人成功抵港。
現在的黃東漢主要居住在香港，定期也回內地居住探親。2009年開始，他一直在記錄當年逃港知青的故事，他希望這一段經歷不要被子孫後代遺忘。他說，自己接觸到的逃港者中，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逃港者大多由於貧困飢餓，「文革」後以知青為主體逃港者動機幾乎都和他一樣———除了生活的艱困外，更多的是對無法回城的擔憂和前途的絕望。
